合作的大背景：改革开放新形势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先生有个重大的、影响深远的行动，被称为“邓小平南巡”。现在10年过去了，回想这10年，我国在改革开放，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走出了富有成效的几步。其中最有象征性的成果，可以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中集中看到：申办奥运成功，正式加WTO，新世纪第一次APEC经济体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APEC CEO峰会先后在上海召开。

    许多人说，中国经历了15年努力，终于加入WTO。但又有人指出，从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访华开始，中西方冲突的中心问题其实是“自由贸易，协商关税”，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即今天WTO追求的东西。再说得远一点。郑和七下西洋时，是中国高姿态对外开放。他第七次出航（1435年）是62岁，可惜第二年便辞世了。此后500多年，中国再无大规模出海活动。反而推出一连串诸如海禁，罢市舶司，拆毁大海船，断绝民间对外贸易等举措，一步步把自己封闭起来，直到几乎走向绝境。500多年的封闭，如果不改革开放，是再无后路可走的。从这一点看，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及其所取得的成绩，确实意义深远。

    2001年，是资讯时代第一次碰到全球性“温和衰退”的一年，也是1975年以来全球发达国家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共同陷入经济衰退漩涡的一年，惟独中国例外。中国在独抗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现在的经济发展是稳健向前的，这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未曾有过的全新局面，也是我国历史上几千年未有过的巨变。

    目前，内地民间资金越过了10万亿元人民币界线，超过国有资产总值，表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结构，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根本变化。

    一系列重要资讯表明：在1978年的三中全会和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正进入第三个关键时期。这应该是一个以全国改革开放，融入国际主流社会，迎接全球化浪潮为标志的时期。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新形势。

    粤港关系：在合作中求发展

    粤港之间，一向唇齿相依，声气相投。今天最重要的是港、澳二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是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治的。现在，WTO又把粤港经济关系推上一个新阶段。有关粤港合作问题的议论也迅速多起来，网上显示的相关资料就有3万多条。依我所见，最重要的还是“合作”两个字。“合作”两个字很简单，要做就不容易。因为我们都是在中国经济大局中转动，是全局中的棋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天广东省、广州市、深圳、珠江三角洲各县市的经济都有飞跃的发展，要承认各自的优劣，互补互助，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求发展，全国繁荣安定是我们的根本。

    首先，香港要认识内地发展大势。

    中国经济新景象，在广东表现最为突出。2001年，在全球经济增长只有13%，全球贸易增长只有1%的情况下，广东GDP增长高达9.5%，首次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GDP的11%；税收约占全国七分之一。广东出口历年约占全国40%，2001年高达954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或等于印度的两倍。估计广东今年GDP增长也会保持在9%左右。全球500强企业中的300多家已入粤设点，特别是珠三角已成为世界各大公司原料供应地、装配中心、生产基地、市场拓展的前沿和研发中心的所在地。广东经济的增长力，其中75%~80%源于珠江三角洲（GDP占79%，进出口占80%）。2000年广东省府财税收入高达2400亿元人民币，并以每年15%~20%的速度增加，已经接近港府2000年2500亿港元财政收入水平。

    香港地价高，成本高，发展空间有限。香港与内地只是一河之隔，但经营成本与内地的差别不是百分之几，而是以倍数计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一个很普通、很自然的道理，因此，不能怪香港的工厂和企业北移，不能怪香港市民北上消费购物。目前香港的困难是过去的“三高”政策造成的后遗症，要解决这些矛盾，最最重要的是从各方面发展与内地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以错误的眼光看待这些现状。香港问题，香港的盛衰，香港的出路，不论从历史、现状和未来去观察，都不能离开珠江三角洲，不能离开背靠大陆的现实。

    从内地看，香港地位非常独特，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可代替。香港不仅在资金、人才、资讯、技术、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有独特优势，而且连续八年成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有一套成熟市场运作经验和完善的法制保障体制，这是内地短时间内难以掌握的东西。更重要的还在于，香港是中央所设特别行政区，在体制、法制、金融与税收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立性，这更是内地没有的。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内地在营销、融资、物流、理财、管理各个方面都需要增值服务。在这些方面，香港完全可能为内地提供很好的支持和帮助，承担法律、财会、金融、物流、资讯的服务，但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必须承认一国两制，必须熟悉基本法并根据基本法对内地与国际社会的纠纷作出公正的仲裁。

    对内说，香港是中国的香港。广州、珠三角、广东、华南，甚至全国，都不能没有香港。2001年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总额高达12000多亿港元。其中广东出口的物流高达954亿美元，70%还是经香港转口的。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对大陆的投资，大部分来自香港；去年海外对上海浦东的投资有近半也是来自香港。

    对外说，香港是亚洲的甚至是世界的香港。香港一直是，现在仍然是跨国公司各种国际资本进入内地的“桥头堡”。就以现在成为大热门的物流业来看，香港是世界少有的天然优良深水港。这是老天爷的安排，是市场经济经过100多年发展经营的结果。如果从争当“龙头老大”的愿望出发，希望“超过”甚至“代替”香港，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粤港关系的核心问题，一直是合作问题。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求发展，需要有真诚态度和积极行动来支持。目前香港与内地人员交往，去年达一亿多人次，是亚洲口岸之最。香港最有利的条件是背靠内地，面向世界，是个商贸发达成熟的港口，这是香港经济发展的基础。粤港之间的合作在这一年来已成为粤港的新闻热点，但要实现人、货、车、资金四大自由流动，实现自由贸易，还需要很多努力。粤港经济合作对香港盛衰的重要影响，目前香港各界的认识还不一致，还没有采取有力的步骤去处理有关实务，而撇开考虑与内地合作去制定计划和方案，是浪费时间的。香港只是一个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本地市场很小，只有坚定地背靠内地，才能面向海外，才能在辽阔的天地发挥重要的经济作用。“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把事物本末、终始都倒置了，那就难办了。

    合作的新基础：市场规则

    在这个方面，内地有许多要向香港学习的地方。

    目前全球服务业突破15000亿美元，占贸易总额25%，早已起过商品贸易所占的比重。仅1997年全球关于资讯技术、基础电讯和金融服务三项协定就涉及全球IT产品的92%，电讯自由化和金融服务市场的95%。加入国际服务市场，是不可回避的事情。

    困难问题不在技术，不在资金，而在法制，在信誉，在市场规则。这是在市场体制下进行合作的新基础。我们可以说是入世后才发现，许多法律文本是要修改的。其中包括从起诉、判决到执行程式的各项细节与透明度问题，包括地方官员与有关执行者是否可以随意解释各种法规问题，还包括在法律界广为流行的像“从严”、“从重”之类的非法律用语。此外，更发现缺失的法律文本比要修改的还多，包括在如何保障外来投资者利益方面，在法律上就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信誉问题直接影响社会发展方向。明末清初，从进入资本主义前夕的一些主要前提条件来说，中国情况跟欧洲一样。例如，人口迅速膨胀，大量使用重金属等。但为什么中国最终没有进入资本主义而仍然回到封建社会去呢？现在有人指出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是一个信任度很低的社会，法制体系无法在这样的社会里确立，市场运作就失效了。同一个官员主管的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去办理竟会有不同的结果；以同一规则判断同一件事，不同的官员又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市场还有什么秩序？

    不重承诺，缺乏自律，监管混乱，制度不健全，致使市场没有秩序，最易受损害的就是信誉。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一些实权部门，如果眼睛都盯着个“钱字”，信誉就没有了。其结果是给企业带来灾难，损害国家的信誉。

    信誉是市场运作的基石。欠债还钱本是最普通不过的事。现在，欠债不还反而是“常理”。偶然有人主动还债，就成了“英雄”。社会上，发现不少假冒伪劣的、有毒有害的产品。

    内地拥有许多产量世界第一的产品，但为什么没有世界销量第一和利润第一的名牌产品呢？世界上运作最成功的大企业都是私人企业，为什么中国就缺少享誉全球的民营企业？信誉之受破坏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一个牌子稍有名堂，假冒伪劣产品立即跟上，甚至还受到地方权势者的保护。这怎能出名牌？有人考察世界100个名牌企业的历史，有94个超过50年。如果没有信誉，这是很难想像的。

    一个没有信誉的社会，最易滋生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病毒，而这种病毒往往是与权力黏结在一起的。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只要他有一点点权力，就可以巧设机关，遍布迷阵，贪得无厌地索取，让你束手无策。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信誉经济。社会信誉之失去，是过去几百年教育体制的落后和长期推行愚民政策的后果。这一后果最终体现在人才的素质上，而人才素质是决定市场运作成败的关键。

    南沙开发：粤港合作的新热点

    粤港合作的中心地域在珠江三角洲。位处珠江口的南沙，衔接粤港两边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最近，广州市政府正式推出宏大的“大南沙”建设计划，我感到非常鼓舞。这个计划要把广州变成真正的临海城市，以便更有利于对外开放的势态。这一宗旨跟我十几年前的想法大体一样。稍有差别的是，我不止想到广州，而且想到包括港澳在内的整个珠江三角洲，还想到包括粤北山区在内的整个广东和华南各省（湘、赣、黔、闽、桂）。我确信，将来这些地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都会由于广州南沙新城的发展而受到影响。这是千年难遇的巨大发展机会。正因为看到 一点，所以我花近20年时间努力打通南沙与整个珠三角相连的交通网之后，又花十几年时间，全力投入南沙新城的建设工作中。今天，南沙地位的重要性终于被各界看到了，这20多年我走的路，看来是合乎改革开放的大道，自然感到十分高兴；只是有些事却不尽人意，使我时有不说不快的感觉。

    2001年中，广州出了一个与我有关的新闻，被人称为“洛溪桥事件”。

    2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我考虑到广州必须向南发展，才会有利于打通珠江的东西两岸交往，使珠三角成为一个整体，有利于粤港合作，有利于整个华南地区的开放势态，便提出要从广州建跨江到番禺的洛溪大桥，并无偿捐资1000多万港元，加上何贤兄弟的捐款，利用当时的特殊政策使这笔钱增值后用于建桥。那些年头，我一心一意致力于打通珠三角的西走廊和中线通道，为此主要以捐赠和低息贷款形式，在西部组织了四条大桥和三条公路的建设工作，又捐款助建大石和洛溪两大桥，低息贷款建沙湾大桥……以资金抵押助建南沙大道及有关的公路。

    所有这些项目，十几二十年来，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广州、番禺与珠三角中西部的经济活跃发展与这个交通网的建成息息相关。但近年来，群众对洛溪大桥的收费有意见。地方政府的有关人员，却多次在提交各级人大的答复文件和公开发言中说，洛溪桥是靠贷款建的，现在虽然收了13年过桥费，还要再收七年才能还贷。其中并无提到我和何贤兄弟捐款之事。到这时我才知道，在广州地区从大学教授到我集团属下员工，许多人都以为我在洛溪桥收费中赚了大钱。我只好被迫发表声明：洛溪桥是我参与捐建的，我过去从未收过一分钱，今后也不会收一分钱。此事在广州地区一夜之间议论纷纷；但又好像一夜之间“一笔勾销”，无人能再讲话。近日又传出，所有账目中，并无捐赠记录……总之是不了了之。

    洛溪桥问题未了，虎门渡轮事件又起。

    在打通珠三角西部和中部通道之后，一个更大问题就是珠江口东西两岸的连接。南沙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是珠江东西两地的交通枢纽。南沙将两地的交通接连起来，使珠江两岸的往来少走160多公里，不用向北兜一个大圈，从而舒缓广州东西交通内外的挤塞。虎门渡轮于1991年建成开航，虎门大桥于1997年落成，近年每年经渡轮和大桥往返的车辆约1500万辆。大桥建成之后，经渡轮运转的车辆仍无减少，约占整体车流能量的三分之一，足见渡轮的存在是珠江东西两地企业建设的需要。这些事实证明，我组织虎门渡轮码头的建设是对的。十几年来，这个渡轮码头为珠三角整体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周边交通网络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更为广州番禺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突显了南沙今天在珠江三角洲地位的重要性。

    这样一个以其巨大社会效益，并正常、稳定地经营了10年的企业，最近竟然遇到了“麻烦”。有关主管部门人员手拿港口文件，说这“渡口”码头要按“港口”规定“参照执行”。按这项“参照”，企业每年营业收入的70%以上要缴交给这个“主管”部门。为此，该部门接二连三地向企业发下各种禁制令和处罚令。有些10年无人提过的“禁令”，今天通知，明天就“检查处罚”，执行人员甚至带上武器和手铐，容不得你半点迟疑。

    我之捐一千几百万建桥，低息投几个亿打通交通网，由基金会投几十亿开发南沙，都是小之又小的事；但政府的信誉是大事。政府如何保障政策的连续性，如何给外来投资者以公平待遇，如何保障他们的利益是大之又大的事情。

    我参与国内改革开放事业是义无反顾的，也是“不走回头路”的。我已年近80，还有何求？我只是想借此机会再次提醒一句：市场运作靠法律保障，法律靠信誉支持。如果没有信誉，法律条文有什么用呢？合同合约又有什么用呢？一个10年来健康、有效、作用巨大的企业，仅仅因为某个执法部门的某位领导对某项规章有他个人认为可以“参照”的解释，一夜之间，就变成近乎是“非法”企业，谁的信誉出了问题？

    当我在这里发言时，我所关心的，不是所提的具体问题是否能够得到恰当处理，而是这些问题拖着的长长阴影，使我不得不关注。

    中国网 2002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