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共识

    我认为香港最缺乏的就是理念。几近7000万人口的社会，没有共同理念，什么都不用谈。

    过去，英国人眼里的香港只是一块殖民地、一个商埠、一扇进入中国的门户。知道在新中国诞生后，他们迟早得离开，因此香港只是他们在“借来的时间”里暂居的“借来的土地”。久而久之，我们也就接受了这种观念，忘却香港是我们自己的家乡、永久的土地。

    近年来，香港社会上纷纷议论：究竟上海会不会超越香港？这种议论反映了一个心态，就是我们不很清楚自己的定位。没有明确的定位，不会知道何去何从。

    假如我们能为自己定位，向目标迈进，又何必在乎上海排名在前还是香港在前？这么大的国家，迟早会有十几二十个香港和上海，各有各的特质，各作各的贡献，何须排名？

    从殖民地商埠里走出来，进入“港人治港”，在理念和定位上必定要有极大的改变。跟着，策略也需改变。决策难，落实更难。执行决策的方式、人马、心理都需有根本的改变。“五十年不变”所要求的，决不是僵化不前。

    香港的公务员制度有好的一面，也有差的一面。法治精神的确不错，但是“法治”并不单是“照着本子办事”。写本子的英国人走了，左手的本子和右手的本子逐渐失去了联系和协调。时代又不断猛进，本子的纸张很快变黄。公务员们照什么本子来办事呢？

    “理念、定位、决策、落实”是一系列的科学管理原则，而原则的背后和前面是“人”：有信念、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人，由教育培养成才的人。

    二、教育改革

    过去，作为一个商埠，香港的教育理念一直停留于“学以致用”的地步。“学以致用”本身一点没错，但是不能过分简单化。“致用”不单是为人打工，否则社会的理念和定位从哪里来？策略由谁来制定？科技如何能创新？因此，推进科技发展，还需改革教育。

    社会进展既依靠大多数人民的素质，也依靠所谓“精英分子”。今天的精英，并非昔日的贵族或富家子弟，而是在同等机会、公平竞争下脱颖而出的各行各业的领导人物。这些人必须有理想、有魄力、有才干、愿拼搏。他们要走的路上遍布荆棘，代价往往远超补偿。

    香港的高中毕业生，只有18％能读上大学学位课程。加上专科和出外留学的，总数也不过30％。与上海的72％来比，实在不足，不改革不行。

    除了英联邦里的一些国家，全球通用大学四年制（或更长），唯独我们香港紧抱殖民传统，继续沿用三年制。要我们的大学生用三年来完成别人四年的课程，之后还要接轨还要竞争，似乎不甚合理。

    再者，三所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编制，都远低于相类的西方大学。这样很难培养科技精英。

    三、科技创新

    过去两三年，香港吹了一阵科技风；雷声大，雨点小。

    当泡沫在膨胀时，我们科技界呼出了警告。传媒问：“你们呼吁了这么多年，现在高科技来了，为什么又要拉警报、煞风景？”我说：“我看见的是炒卖，听见的是口号，还未注意到高科技的出现。这样下去会把香港的高科技名声搞坏。”不幸言中，几所大学辛辛苦苦为香港建立的科技名声，受到了残酷的打击。

    科技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能纯粹依靠顺手牵羊从外地拿来。科技社会不能不重视基础研究，不能不依靠政府和企业所提供的资源。

    科技创新首先来自研究。有科研成果后，必须加上极大量的开发投资，才能走向生产。在这过程中最后真正能够成功的，可说是寥寥无几。从事多元化发展，会增加成功机会。不能赌博式地朝着单一方向行走，冀望一发即中。

    几年来，香港说到高科技，就是信息科技，就是电子商业，然后就是dot com，十分单一。其实香港的大学群在生物科技、纳米材料、微系统、环境生态和传统工程的研究上，都屡有斩获，很值得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也很适合工商企业的投资和开发。

    一般人觉得香港的土地和劳力价值过高，已经不能从事制造业的生产。这种说法只能指劳力密集工业，不能放诸高科技工业。请看，硅谷的土地和劳力都比香港贵。

    还要切记的是我们有个珠江三角洲的腹地，尤其是志大力强的邻居深圳。香港的优势和深圳的优势不同，完全可以互补。经济和科技上的结合，必定能把“港深湾区”建立成南中国的科技产业主要基地。

    中国网2002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