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教授首先说，以药养医确实不正确，但是现在国家只负责国有医院的事业费、床位费、人头费、离退休人员的工资、购置大型设备仪器和基建的资金投入，以人民医院为例，这些拨款只占其预算开支的6%，剩下的94%由医院自行解决。这样的话，一些小医院就很难支撑下去，因为人们还是比较相信大医院，从而造成大医院超负荷运转，而小医院难以为继。还有欠费的问题，一些急救病人在得到救治之后，确实没有经济能力偿付医疗费用，那么医院的这笔损失从哪里补呢？“所以我提出提高医疗技术的含金量，同时建立福利基金，用于对欠费的补偿”，魏教授说。

    “目前医疗技术含金量太低了，像我完成一个恶性肿瘤的手术，医院收取的手术费只有1,200-1,300元，而这种高难度的手术，在国外的价格达数万美元。有的国外患者坐飞机往返来我国做手术也比在国外便宜。” 魏教授接着举例说，在人民医院手术费的收入只占医院全部收入的1.6%，而药品占到53%。

    所以提高知识的含金量，提高医疗风险的含金量，提高工作量的含金量，在魏教授看来已经是改革的必须之路，“但这个改革必须慎重、小心，前提是医疗秩序的稳定，毕竟医疗事业是涉及生命安全的”，魏教授说。

    提高医疗技术含金量的同时，应同时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基金，作为对低收入者及无经济偿付能力的人就医欠费的补偿。当然不是鼓励恶意欠费，也不是建立医疗的大锅饭，这和个人的信用制度的建立等都是有密切联系的，具体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还有的代表提出来一方面名牌医院逐步转向商业化的盈利性医院，另一方面建立纯福利医院，面向低收入人口，这个建议除了对医疗设施重复投资外，还是有一定可取性的。

    作为国有医院的医疗骨干，魏教授很欢迎私营医院的竞争，因为多种经营模式的结合，才有利于竞争，否则，在国有医院的垄断状态下，服务态度不好，经营管理不善，也不怕被淘汰出这个行业。有了竞争者，可以加强服务质量，是件好事。

    魏教授对药品流通领域的改革提出建议，政府不要盲目的压价，要在注重药品品牌，注重药品质量的同时降低药品的价格。否则一味盲目压价，会使一些生产质量较好的名牌药品，价格相对高一点的药厂被压垮，反而是质量一般的小药厂得到了发展。国外的情况是知名药厂的药占有市场的80%左右，我们国家恰恰相反，各个省份都有本地区的制药企业，在地方保护主义下，医院的药品在招标时也受到行政主管部门的干涉。

    魏教授还提出建立风险共担机制的建议。因为医疗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工作，特别对于患者来说，不可能100%地被治好，医学也是科学，有很多未知数，也必须按照科学的规律办事。但是在符合规范流程情况下，出现的意外事故的风险应该由医生和患者应共同承担。

    魏教授说，医疗事故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技术原因，一些病症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有的地区的医疗水平不够，在应急情况下，不能够有效地治疗。另一方面就是有的医生的态度不够尽职尽责，掉以轻心。对于后者，医院除了加强医德医风的教育，加强对医生的责任心教育之外，还应该加强法律宣传，使玩忽职守的医生得到法律的审判。

    国外都有医生的风险保险，而目前国内的保险公司都不愿意接受这方面的投保，所以医疗纠纷产生后，都是由医院来解决，在市场经济下，应该尽快建立医生的风险保险制度，很多时候事故的原因不是医疗本身的问题，但是患者不理解，还有倾向就是出了医疗事故之后，向医院索赔的时候漫天要价。这种情况最终受损害的是病人，因为医生看到这种情况肯定不愿意自己的孩子继续从事这个行业，风险这么大，还得不到理解。现在医生流失的情况也很严重，一部分流向国外，一部分转行。

    关于医生和病人的位置问题，也值得社会全体来关注。过去医生总是抱着“病人是来求我治病”的态度，我们现在要扭转这种观念，应该换位，应该同其他服务行业一样，把病人视为上帝。

    就老百姓关心的挂号难问题，魏教授说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医院也没有足够的精力来杜绝“号倒儿”的现象。但是开展特需门诊、专家号，就是为了满足患者的特殊要求，虽然挂号费高了一些，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号倒儿”的存在空间。

    最后，魏教授希望通过本网站向全社会呼吁，妇产科的病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病人得了病，不要没信心。比如癌症，虽然癌症还不能彻底治愈，但并不是判死刑的病症。魏教授的一个病例是卵巢癌晚期的患者，得病的时候孩子才读五年级，当时本以为患者只有半年的生命，可是经过化疗，现在孩子已经大学三年级了。患者对肿瘤的治疗容易有急躁情绪，但必须有耐心和信心，随着学科的前进，应该能有更好的治疗方法。

    魏教授还建议广大妇女一两年就要体检一次。不要光治病，要预防，可以听一些有关预防妇科疾病的保健讲座。

    中国网 2002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