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吸引跨国公司的战略性研发项目。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大体可分战略性和适应性两大类，前者指对保持核心竞争能力起关键作用的项目，后者为了适应东道国市场需求而进行的改良。前者集中在母国或少数发达国家进行，后者主要部署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高度集中，90年代后期约有77%分布在新加坡、印度、巴西、墨西哥和我国台湾。但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竞争的空前加剧，战略性项目也开始移向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例如，印度的班加罗尔现在不仅是世界的软件开发中心之一，也开始成为跨国公司战略性研发的重要基地，包括IT硬件、基因工程、生化验制药、免疫学研究等，如奔驰公司已在该地设立了全球航空电子着陆系统的界面设计和智能GPS感应器的研发中心。通过联合国《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的具体材料，可以清楚看到跨国公司上述的新动向。该报告认为东道国科技研发的规模、水平和队伍的发展是实现上述转变的决定性因素。这等于说东道国本身的科研愈发达，就愈能吸引跨国公司的战略性研发项目进来“来家落户”，犹如网络效应，网络用户愈多，网络的价值就愈大，从而要求入网的新用户也就愈多。国外的研究文献认为东道面对“创造出来的资产”拥有的数量和质量，是吸引跨国公司战略性研发项目的关键，这种“资产”包含科技队伍、教育水平、研究机构的效率、信息网络系统、知识产权的法律保障等，甚至还有语言交流的便利、开放性的文化环境等。以此衡量，北京中关村和上海浦东等地不仅能成为高新技术产品的制造中心，也完全有可能成为面向全球的战略性研发中心，实际上也正在初具雏形，只要继续努力，定能实现这一目标。国际经验表明：政府推动并支持本国具有实力的科研院所与本国企业携手同跨国公司谈判，在重大项目上结成战略联盟（战略合作），这是促进战略性研发中心建设的一条有效途径。我国入世后应当坚持这个利用外资的新方向，以便对加速结构调整和增强综合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加强并完善本国企业跨国公司在价值链上的后向联系。当前跨国公司的另一新动向是加强核心业务，而将非核心业务通过分包、外购等方式剥离出去。故进入的外资企业在原材料、零部件的配套以及各类后勤支援方面有着大量的需求，满足的途径无非三个：一靠进口；二靠境内其他的外资企业；三靠东道国的企业。这条供应链体现了跨国公司的后向联系，随着这种后向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相互竞争的生产者、苟严的采购部门、专业化的供应方、人力资源的开拓和培训、金融储运等支援服务机构。相互结合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协作网络，而且在地理位置上“扎堆”。国外文献称之为“集聚效应”。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科技含量愈高的产业，其集聚指数愈高。例如，美国加州的硅谷、英国剑桥的硅沼集聚指数最高，而食品饮料产业的集聚提数最低。这在我国也有具体的例证：东莞、深圳通过发展配套能力，加强了同跨国公司的后向联系，使珠江三角洲从事加工贸易的产业得以迅速升级。目前东莞已集聚了2800多家电脑生产的相关企业，从2000年起每年举办中国东莞国际电子信息产品展览会，备受海外买家和投资者的青睐。以浦东为辐射源的长江三角洲的集聚效应也极高，而电子信息产业在集聚过程中起着的主要作用，当台湾生产芯片和电脑的大制造商竟相进入时，有些配套企业也横越海峡接踵而至，使苏南地区成了台商的投资热点。据台湾“资策会”估计，2000年祖国大陆信息产业硬件产值为255.3亿美元，已超过台湾省的232.09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硬件生产基地。国际经验证明后各联系是实现“技术外溢”最快捷和有效的渠道，故利用集聚效应，扩大后向联系，能迅速提高我国配套企业的整体素质，从而对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将大有裨益。但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议》规定，东道国不得以立法和行政措施，要求外资企业在自己的产品中保证一定比例的东道国当地成分，即不得强制外资企业必须采用一定比例的东道国当地的投入品。入世前我国有关的各项外资法中也都已修改了这一内容。故入世后，必须转变政府职能，通过其他方法来加强和完善上述的后向联系。当前首先要解决三个差距：（1）信息差距。进入的外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对彼此的供求状况缺乏了解，在沟通信息的牵线搭桥方面，政府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作用。例如，从吉隆坡到槟榔屿之间的“电子走廊”，在马来西亚政府支持下，各种供应商协会和行业俱乐部林立，通过座谈、展览、论坛、出版物等方式，甚至社交联谊活动，形成了各种信息交流渠道。（2）能力差距。这主要表现为东道国配套企业的技术能难以达到跨国公司所要求的标准，为了弥合这一差距，国外的某些做法可供借鉴。例如，政府鼓励外资企业提供图纸、培训和其他技术支援，以帮助本国企业提高配套供应能力，政府对这些活动给予各种方便和优惠待遇，包括在外资企业产品出口时，对其中的国产投入部分也给予退税， 而我国至今未能做到这一点，阻碍了后向联系的扩大。政府对配套企业也有鼓励措施，如对企业所需的试制费、设备添置费等提供信贷优惠。（3）体制差距。在规范市场秩序、维护企业信用、产品质量认证、保障知识产权等方面，我国在入世后还须通过深化体制改革，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以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同跨国公司的后向联系，从而在全球化的生产链中取得更为主动和有利的位置。

    三、积极探索通过跨国并购和证券市场利用外资的新方式。1999年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采用跨国兼并和收购方式的已占80%，新建企业的方式退居20%，并购高潮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重也已由90年代初的1/10剧升为90年代末的1/3，在同一行业中的跨国横向并购已成为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是这因为科技革命深化和竞争空前尖锐，使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加快创新才能确保核心竞争优势，创新的“时效性”成为制胜的关键，而横向并购既能提高规模效益，又能优势互补，迅速取得创新成果，从而捷足先登，抢占市场的制高点。由于当前的跨国并购大多着眼于长期的距战略考虑，而非局限于只图近期赢利的财务性目标，故在一般的竞争性领域，甚至在某些重要部门，放宽股权控制等限制，并提供适当的优惠，吸引外资前来并购，可以缓解某些国企的困境，消化银行的不良资产，有利于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同时在当前的跨国并购中，换股是主要的动作方法，即并购方发行新股换取被并购方的旧股，这样既能合法避税，又节约交易成本，提高股票的预期效应，从而增大公司的市值。中央“十五规划建议”指出：“适应跨国投资发展趋势，积极控索采用收购、兼并、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等多种方式利用中长期国外投资。”故在今年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在坚持加强监管以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在坚持加强监管以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应当积极探索通过证券市场拓宽利用外资的途径。

    （本文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WTO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中国网2002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