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工具使用,是随着时代与社会及工作之需而不断发展改善和变化的。战争年代团以上干部可以骑马,建国后逐步改用吉普和小汽车,1984年以前,只有党与国家高干才有资格配备专车,同年取消了这项规定,马上就竞购公车。1985年仅进口小车就达20万辆,耗资近20亿美元,超过了前30前的总和。“八五”期间每年以26.99%的金额和16.2%的速度在增幅。以1993年为例,当年全国生产与进口小车共40.6万辆,其中98%为公车,达700多亿元,相当于1996年全年的国防开支。1998年全国新增公车82辆,购车金额高达1000亿元,加上司机工资、燃油、保险、维修、养路等费用,年支出近2000亿元,相当于当年国防开支的一倍(据2000年10月16日公布的《2000中国的国防》白皮书)。
公车使用制度,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浪费而且已成为政风腐败的一大社会祸害。公车成了主人身份与地位、权力的象征,不少领导与干部到了无车不出门的地步,公车私用已非什么秘密,不仅外出旅游、钓鱼、宴请、娱乐要用公车,甚至子女上学也离不开公车。广大乡镇干部不少住进城市,早出晚归,往返数十公里乃至数百公里。公车私用十分普遍,且运输成本非常惊人。据黑龙江省大庆市纪委的一项调查说:办公的占1/3,领导干部私用的占1/3,司机私用占1/3。《湖南日报》有份材料讲:“轿车每万里运输成本为8215.40元,而党政机关等单位公车则为50360元,是正常运费的6.13倍,每辆出租车的工作效率是公车的五倍。”从运输成本上看,每万里公车开支是出租车的7.4倍,浪费惊人。以上材料证明,公车管理之弊,显而易见。特别是公用警车无故鸣笛开道,首长出巡处处戒严等措施更为广大人民群众反感乃至憎恶,严重脱离了群众。人们常问,这方面的改革为什么如此缓慢?首先,由于一些人利益不愿放弃。例如《农民日报》曾曝光的四川叙永县县委书巫俊明屡次超标用车的购车事件。虽然“三讲”中查出他超标70多万元购买沙漠王子越野车,虽表示坚决改正立即卖掉,可“三讲”巡视组刚走,他竞采用偷梁换柱手段,指使该县电力公司从农网改造费用中出十万元,并用电力公司的一辆六缸3000型三菱越野车与他的沙漠王子车交换。且在《农民日报》曝光后,他竟下令将该期《农民日报》收回并焚烧,影响极为恶劣。其次,就在于改革的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在当前政企尚未完全分开,上级主管部门对下级企业仍有极大约束力的时候,下面是不敢得罪上级的。某报披露一个县领导对拟议中的车改方案讲:“如果取消了上级领导的公务用车,那他们下来用谁的车?还不是我们接送?领导能下来是看得起我们,我们能让他们乘公交或出租吗?至于企业要想壮大发展,照样离不开政府支持,如果领导要用你的车,你敢拒绝吗?高兴还来不及呢?”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理顺体制十分必要。其三,应该看到我们的一些决策机构对公车的腐败和改革必要性是有所认识的,但为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如此之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入世”以后,如何保护国内汽车工业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长期以来,社会集团是轿车的最大买主。一些人怕推行公车改革,会打击国内生产小车的企业。因此,他们认为“宁肯牺牲一点公车改革的速度,也不要打击中国的汽车工业”。不过这种观点仅是一种短浅的权宜之计,是阻挡不了“公车”改革的必然趋势的。现在的“公车”制度真的已经到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时候了。不久前,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的调查显示,几乎百分之百的公众赞成公车“下课”。其中有74%公众表示,他们将十分关注这件事的“下文”。
因此建议:认真总结研究一下黑龙江省大庆市、湖南长沙市及“好帮客模式”等具有代表性的公车改革模式,抓住时机,有计划、有步骤、有原则地将这项改革尽快推出来。
中国网2002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