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期应运用新的理论作为民主监督的新尺度

    民主党派所担负的民主监督，虽然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进行的监督在性质、规范、作用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但只要是监督，总会有一定的尺度，这正如我们从事各种科学研究一样，总要有一定的前提观念作指导；否则我们就无法判断我们所监督对象的思想、观念、行为，以及它们的实践结果的好或不好。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没有尺度的监督。同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监督的尺度还会随着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历史上看，中国民主党派在发挥自己监督作用的时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使用的尺度也不同的。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就曾经使用过民主、科学、民族的尺度履行过自己的监督职责；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就曾经使用过是否有利于民族团结，是否有利于为人民服务等尺度进行民主监督；在改革开放的时期，民主党派也曾使用是否有利于中国现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等尺度进行民主监督。中国民主党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使用这样一些尺度进行民主监督，由于“有的放矢”，因此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今天，为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的作用，收到良好的效果，同样应当顺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形势，采用新的尺度。否则，不仅会闹出“刻舟求剑”的笑话，而且也会使我们的民主监督失去应有的作用，甚至会使民主监督这一重要的参政议政工作无法进行和展开。而我们知道，民主监督的一定尺度，又总是与一定的理论分不开的，因为理论是尺度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尺度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基础则是‘实践’）。在今天，当我们构建民主监督的新尺度时以新的理论作指导，不仅是社会政治实践的需要，也是研究“民主监督”理论自身的需要。这个新的理论，应该是江泽民同志深刻地阐述过的“三个代表”。

    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思想，不仅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伟大纲领，从根本上回答了在21世纪新的社会、人文背景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也是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的论述。民主党派在履行自己民主监督职责的时候，也应该以这一重要的新思想为指针，并遵循这一思想的丰富内涵，构建进行民主监督的新尺度。这个新尺度在我看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是否“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次，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 、政策和各项工作，是否“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第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是否坚持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尺度”应该成为民主党派今天履行自己民主监督职责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我们顺应新的历史条件，在参政议政中做好自己相关工作的重要保证。

    二、民主监督内涵的升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主监督应从对具体的事务性监督上升为对根本任务的监督。即使是进行具体的事务性的监督，也应该将监督的立足点自觉地放在“根本任务”与“三个代表”思想的基点上。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早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就确定了“十六字方针”，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监督”的问题上，过去的方针是“互相监督”，即中国共产党与各个民主党派“双向监督”。进入新时期后，从中国共产党与各个民主党派不同的情况出发，江泽民同志对“监督”的本体指向又作了新的解说，他曾经指出，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中，“监督”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中国共产党。江泽民同志的解说告诉我们，在今天，“监督”的本体指向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以前的双向、相互的指向，变为了单向的指向。指向的变化，使民主党派“监督”的任务更重了，责任也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民主党派也应该相应地调整我们“监督”的视觉。这种调整的基本思路，就是应该对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的事务性监督，转向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在实行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在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是否有效地履行了“根本任务”的承诺的监督。也就是，监督中国共产党是否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以前，我们民主党派在对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监督的过程中，我们的监督是全面的，既有大政方针的“战略”监督，也有具体的工业、农业、商业、宗教、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事务性的监督，这些监督是必要的，其产生的效果也是良好的。在今天，我们无论在什么层次上进行民主监督，都应该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尺度，将具体的、事务性的监督也自觉地纳入“根本任务”与“三个代表”之中。如此，我们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才既符合历史发展的新要求，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战略意义和理论意义。例如，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所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大政方针，以及在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过程中各种具体事务性工作的监督，就不应该就事论事，而应该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和“三个代表”的基点，为其献计献策。在肯定其重要价值的时候，看到其“先进性”的本质；在提出修正意见时，也不脱离其“先进性”的内涵。如此的监督，才能称得上是有理论力度、有战略意义、有实践意义的监督，也才能更好地体现我们民主党派进行民主监督的思想与理论水平。同样，我们民主党派监督“反腐倡廉”的工作，也应该立足于这样的基点。如果我们立足于这样的基点，不仅能更有效地发现“反腐倡廉”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而且也能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本质，从而更坚定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的富强、人民的富裕而努力奋斗的决心与信心。

    当然，我们民主党派要很好地履行这样一种意义上的民主监督，自己首先就要认真学习、深入钻研、全面领会“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精神实质。这是我们民主党派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民主监督的重要保证。同时，我们也应该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国家的政策法令等，加强我们自身的修养。

    三、在实行民主监督的过程中仍然应当提倡分工合作

    我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经过发展、联合和演变先后成立的。当时，这几个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八个民主党派也就分别代表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各种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从其历史背景看，这八个政党正是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主分子。八个民主党派也就分别代表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各种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从其历史背景看，这八个政党正是代表不同阶段、阶层、集团的利益与代表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联合的。全国解放后，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期，虽然这八个政党的社会基础有了根本的变化，其性质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但八个政党仍有自己相对固定的社会基础，仍联系着相对固定的人民群体。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曾经说过，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根据各个民主党派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联系，协商并确定了其各自工作和活动的重点与范围。如“民盟”的工作和活动范围，主要是文化教育界（特别是高等院校）的人士；“民进”的工作和活动范围，主要是中学、小学教师，师范院校和文化出版界的人士；“农工党”的工作和活动范围，主要是医药卫生界的人士；“致公党”的工作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归国华侨和侨眷人士；“九三学社”的工作和活动范围，主要是科学技术界的人士；“台盟”的工作和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大陆上的台湾省籍人士；“民革”的工作和活动范围，主要是原国民党和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的人士。这些明确的工作和活动范围的分工，正是根据我国八个民主党派所代表阶层、集团的利益和不同的社会关系作出的。

    在新时期，我们八个政党所联系的人民群体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大体上仍有较为明确的社会基础。正是这样一种历史和现状，决定了我们各个民主党派在履行监督职能的时候，会在根本方向或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在真诚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完成民族大业的前提下，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各自所联系和代表的阶层、集团的利益出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根本任务、基础、目标等进行相应的监督。

    正是从我国民主党派的这样一种情况出发，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应当进行分工合作。分工，主要是充分发挥各个民主党派所联系的社会力量的特点和优势，从各自最熟悉、最了解的领域实行监督。在分工性的监督中，往往能发现从宏观上进行监督所难以发现的问题，也往往能提出从宏观上监督所难以提出的、有针对性的、有重要价值的问题。如关于教育问题，充分发挥“民进”、“民盟”和九三学社的监督作用，也许能发现别的民主党派所发现不了的问题；关于台湾回归祖国方针、政策的问题，充分发挥“台盟”的监督作用，就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所谓合作，主要是各个民主党派不管从什么角度覆行监督职责，也不管各个民主党派代表哪个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从事民主监督，都应该本着一个宗旨：为民族大业而进行监督；都应该自觉地立足于“三个代表”的基点开展监督工作。只要我国民主党派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履行神圣的民主监督职责的时候，既切实做好我们分工的工作，又时时进行良好的合作，我们一定会出色地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监督的光荣使命。

    中国网 2002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