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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政府在城市反贫困中的责任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3 月15 日 | 文章来源:《经理人》杂志

部分富人对当前的收入差距也不满意,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富人都感觉不安全

2006年1月7日,“2006中国脑库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举行。年会由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办。来自国家机关各个部门的领导,还有经济学界、研究机构、高等学府、国际机构、新闻界以及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围绕“城市贫困与反贫困:发展隐患和历史责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原深圳市委书记、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李灏出席年会并致辞。会议由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罗力、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林凌、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高尚全主持。以下是年会精彩摘录。

城市贫困现象

李灏:城市贫困群体的出现和扩大,与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城市体制和机制变革密切相关。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资源枯竭型城市里大量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也因失业陷入贫困;部分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陷于贫困线以下;流入城市的大量农村人口成为城市里新的贫困阶层;社会保险、教育培训、医疗保障等制度上的缺位与失效,也在产生着新的城市贫困人群。它已经构成城市重大的社会安全隐患和持续发展隐患。对贫困的解决速度与程度,是一个社会是否良性发展、是否高度文明的重要标志。

丁四保〔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从1978年到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在减少,城市的贫困人口在上升,2004年估计达15%。解决问题的难点在哪儿?第一,城市贫困人口很难通过迁移来解决;第二,城市贫困区是个比较恶劣的环境,很难靠贫困家庭自己产生生产资料来脱贫;第三,我国的众多的制度还在不断产生贫困人口。

张车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 贫困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绝对的贫困,一种是相对的贫困。绝对贫困人口在我国总体是五六千万。为什么我们觉得中国贫困问题非常严重呢?主要是相对贫困。按联合国每人一天基本的生活需求达到1美元标准看,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国家的城市贫困人口还会进一步增加。

贫富差距过大可能危害富人

王振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 最近社会科学院公布了一个调查报告,是在5个城市抽查了300个家庭,其中150个富裕家庭,150个穷人家庭,调查他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分歧,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没有分歧,就是对当前的收入差距扩大,大家都不满意,穷人家庭不满意,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但是有一条,穷人并不是说要杀富济贫,他们只是要求给予自己更多的机会。富人对当前的收入差距也不满意,调查的结果是两条,第一条是收入差距再这样下去的话,富人都感觉不安全;第二条是对于社会上的收入差距,有些富人认为从良心的角度,也有一个心理的接受底线,就是要使穷人起码要保证他的生存、医疗和教育。

按照国际组织上的定义,任何一个不能够避免由于公共政策失效所产生后果的人,就是穷人。什么意思?你现在觉得你挣十万二十万,你一旦得了重病大病,公共服务承载不了你的后果,承受不起的人就应该是穷人。

利用“非正规就业”反贫困

蔡日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以来,非正规就业人数在增长。2004年大约是1亿,刨掉5000万或者再多一点,大概是18%。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的就业,以及下岗和登记失业者的再就业,是非正规渠道就业的主要组成部分。非正规就业的问题是,收入得不到保障,就业岗位不稳定,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非正规就业造成就业数字在增长,但社会保障的覆盖率是逐年下降的。我认为,扩大就业是扶贫的主要手段,非正规就业是保证生存下来的重要的机制。非正规就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于非公有经济、服务业、中小企业,因此政府承担责任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条责任就是给这些经济形式提供公平的待遇,在某些情况下也应该提供优惠的待遇。

丁宁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就业的问题要比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就业问题都要严重得多,中国到2020年人口大幅度老龄化之前,劳动力的供给率是非常高的,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失业问题是很困难的,因此我认为在此条件下政府还应该考虑到社会救济问题。

孔泾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我们以GDP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它本身就不可能直接关注就业和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更应该主动关注民生,如何把民生的诉求尽快变成政府的决策。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关键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和农业发展学院院长):现在三分之二的私营个人企业是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如果在国外,你不被人家告上法庭,是不可能的。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就是沿海企业,尤其是珠三角一带的企业,是典型加工贸易,就挣工缴费,又没有技术门槛,必然导致恶性竞争,这样让他们怎么提高工资?不可能!提高劳动者的待遇?不可能!只能压低工价。企业没有利润可言的时候,只能跟地方政府联手,强行圈占土地,炒地产生利润,然后跟地方政府分成,这也是企业在利润不断摊薄的情况下的无奈选择。所以,城市贫困问题其实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城市贫困,它是整个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问题。

张红宇(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巡视员):现在老讲南美问题,我也去过阿根廷、巴西等国家,这些国家在长达几十年间由于缺乏产业支柱,由于不注重收入问题,由于不注重农村问题,后期发展比日本、新加坡、韩国的发展速度,是相当慢的。

法律,还是法律

尹中卿(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目前已有的立法,在现实中没有得到切实的有效实施。我们搞的劳动法执法检查以及建筑法、工会法的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主要是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没有得到落实,最低社会保障基金没有真正的得到,再一个是劳动合同关系存在严重问题。我们检查发现,签订劳动合同的只有20%左右,并且劳动合同存在着短期化,基本是一年一下合同,长期合同很少,合同存在很多故意的陷阱,对于劳动者的权利保障不够,很多公司用实习期变相的剥夺劳动者的权益。所以,从法律的实施看,不是说法律是恶法,而是良法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行。我们现在要修改完善劳动法,建设和谐的雇工关系,现在已经提请了第19次常委会审议。

6点启示

高尚全(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这次年会讨论当中,对我们有几条启示,首先,城市贫困的程度有所加深并持续发展。其次,城市贫困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第三,要以就业为导向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第四,要注重解决农村贫困向城市贫困的转移问题。第五,资源枯竭型城市应重点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第六,要积极防止城市贫困的“代际传递”。(■ 文/周务本)

注: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摘选,未经各专家本人确认。

附文:

中国脑库简介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又称“中国脑库”,英文缩写CDI。成立于1989年,是目前中国研究咨询业中规模最大、积累经验最丰富、提供服务最完善、运作最成功的机构之一。CDI自 1999年举办世界水准的“全球脑库论坛”,已经连续举办3届,享誉国内外。CDI的总部设在深圳,最高管理机构为理事会,理事长马洪,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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