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世界一直被耸人听闻的，周期性的预言－－人口灾难即将到来所困扰。1968年，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的新马尔萨斯宣言《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预测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会发生大饥荒。1972年全球思想库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局限》（The Limits to Growth）里描述了像计算机的飞速发展模式一样的人口过快膨胀的恐怖预言。权威的，影响巨大的机构也连续不断的发布人口统计学上的悲观前景。从1980年卡特政府的令人担心的《2000年全球报告》（Global 2000）到1992年戈尔（Al Gore）的《地球的平衡》（Earth in the Balance）中的生态灾难到实际上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UNFPA)最近出版的任何书籍或者公告莫不如此。

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连续不断的关于世界人口过快增长的可怕预言（都是错误的）被公众明显的难以满足的需求所推动。不像寓言中叫喊狼来了的小孩，受过教育的美国消费者总是不惜花费时间，金钱一次又一次地轻信人口增长将耗尽所有资源的预言。《人口爆炸》和罗马俱乐部的灾难预言都销售了数百万册。最近新闻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 在2000年的书《无政府状态的到来》（the coming anarchy）鼓吹无政府状态而引起轩然大波。他警告说人口危机和环境危机的结合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威胁世界的政治动荡。在所有民族中，为什么只有自认为世界上最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美国人暴露出对未来明显夸张性的没有根据的预言这么偏爱呢？

也许美国人的着迷只是文化上的怪癖－－一个对某种替代性的间接娱乐的偏爱，和比如英国人对凶杀案着迷没有什么不同，这并没有什么危害。侦探马普尔小姐（Miss Marple）的英国崇拜者并不真正相信英国新一拨的犯罪浪潮被这位个子矮小的蓝头发女士制止了。而许多美国人好像非常认真对待全球人口爆炸的灾难即将到来的每个新警告。

也许这种对预言的着迷与美国对数字的渴望，或者数字崇拜有关。毕竟美国是统计学的开拓者。新成立的美国政府的第一批机构里就有国家人口统计局。但是这种对数字的喜欢可能从实际应用的领域偏向荒谬反常的领域。俄国移民彼泰因·索罗金（Pitirim A. Sorokin）后来成为1930年早期哈佛大学新成立的社会学系第一任系主任，对这个问题有个说法，他称为“定量狂”（quantophrenia）－－抓住数字的心理冲动（强迫性神经质）。在索罗金的尖刻的诊断中，“定量狂”的受害者把数字当作真理，不管它的基础多么可疑，或者它的来源多么不可靠。

或许我们应该把美国对马尔萨斯式威胁的偏爱归因于公众对于定量狂问题（quantophrenia problem）讨论不够，承认不够。即使在自由国家，所有的数字（以及数字的解释）也不是平等的。如果我们想一下在刚刚过去的世纪里关于“人口爆炸”的据说破坏性的充满数字的预测的警钟，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点。

警告者对人口数量惊人增长的预兆性影响的评价一直由各种权威机构公布：联合国，世界银行，美国农业部，甚至中央情报局。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提供的细节，这个大合唱的成员都普遍指出地球上迅速增长的人口意味着即将出现更多的食物缺乏，贫穷，饥饿－－尤其是人口迅速增长的第三世界国家严重的苦难。在这些预测中，和不断增长的世界总人口一起，人类生活条件（至少在物质生活方面）总是要不断恶化的。食品和任何别的东西都可能更昂贵，营养不良更加严重，极端贫穷更加难以摆脱。

但是这些炫耀数据的研究不仅数据表达错误，它们甚至错过了基本的变化方向。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很多问题，和30年前相比，我们毕竟不容质疑的不那么贫穷了，不那么不健康了，不那么忍饥挨饿了。世界人口增长和物质进步的这个积极的变化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之初。

让我们考虑，重新考虑20世纪的‘人口爆炸’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本的事实人人皆知。精确的统计是不可能的，但是在1900年到2000年人口的数量几乎是原来的四倍，从16亿增加到60亿，不管是从速度上还是强度上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我们在20世纪的世界人口爆炸中经历的情形是什么呢？

不是因为人们突然之间开始像兔子一样饲养了，而是因为他们不像苍蝇一样死亡了。1900年到20世纪末，人类的平均寿命翻了一番从最初的30岁增加到超过60岁。从这个角度看，在过去100年中发生的健康方面的进步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在过去的50多年里，全世界的死亡率下降也是非常明显的。从1950年到2005年根据联合国人口署（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UNPD)不要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混淆)的估计，全球人均平均寿命增加了近19年，或者五分之二，从47岁到65岁以上。对于低收入地区，增长更是惊人。这些地区的平均寿命总体上看，在过去20年中增长了50%。甚至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尽管麻烦不断，国家独立后旷日持久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和灾难性的艾滋病传播，当地人口平均寿命也增长了五分之一。（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平均寿命没有明显进步的国家是一些曾经是苏联一部分的欧洲地区，尤其是俄罗斯联邦内的地区，在过去45年里寿命的增长可以忽略不计）

人均寿命的大幅度增加的最重要原因可能是全球范围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在1950年早期，根据UNPD的估计，世界上每出生1000个孩子中就有156个不到一年就死掉了。但是到了21世纪初，这个比例只有5.7%。在发达国家，同时期的婴儿死亡率下降了85%，在发展中国家总体上看下降了接近70%。即使在麻烦不断的地区，婴儿存活率也取得大幅度增长。比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婴儿死亡率下降了一半，俄国的婴儿死亡率下降了80%还多。

世界范围的死亡率的下降直接造成了人类生存的机会增多。这个变化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第三世界的人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接近了富裕国家的水平。世界死亡率的下降几乎完全要为20世纪人口数量的增长负责。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换句话说，“人口爆炸”其实是“健康爆炸”。

不管何种形式的健康爆炸对于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隐含意义从表面上看很难说是消极的，不健康的。和寿命短的人相比，健康人能够更好的学习，更努力地工作，更长时间的就业，对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个潜力是否转化为看得见的经济后果当然取决于别的因素比如社会和法律制度，企业和政策环境等。但是毫无疑问，促成20世纪人口爆炸的健康爆炸在经济上来说是吉祥的而不是让人担心的。

在所有别的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健康爆炸应该有利于经济发展，收入增加，财富的扩张。事实上20世纪不仅经历了人口爆炸，健康爆炸而且经历了繁荣爆炸（prosperity explosion）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证明了这点,他出版了当今可以看到的或许最有权威的长期全球经济趋势的重构。

从1900年到2001年，麦迪森预计全球人均GDP(按1990年美元换算)几乎增长了5倍。生产的增长在全球范围内是很不平衡的：不管是相对值还是绝对值，发达国家的增长都高得不成比例，但是全球每个角落都比以前富裕了。按麦迪森的说法，非洲的经济表现在20世纪中是全球地区中最凄凉的，即便如此，其2001年的人均GDP比1900年增长了三倍。

只要说20世纪的人口爆炸没有妨碍人类经历的生产，收入，生活水准巨大的广泛的提高就足够了。虽然极度的贫穷仍然存在于很多地方，但是在过去的100年中贫穷的发生率明显地得到遏制。

麦迪森的全球经济发展研究突出显示了整个“人口过多论者”对将来预测的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20世纪世界人口增长将近4倍，同样的时间内全球人均GDP 实际上增长5倍，全球经济生产出现巨大的飞跃。麦迪森自己的数字显示2001年全球GDP是1900年的18倍以上。但是GDP是经济总量的一个测量标准－－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经济生产和经济需求必须是一致的。如果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在20世纪增长将近20倍，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和消耗肯定也大副上升。但是几乎所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相对价格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下降的，有些方面，下降的幅度还很大。

比如，尽管过去一个世纪里国际粮食贸易迅速扩张，每种主要谷物—玉米，小麦，稻子的国际价格（除去通货膨胀因素，用美元结算）从1900年到1998年降低了70%。同样道理，《经济学家》杂志的工业品价格指数－－加权的14种国际贸易金属和非食品农产品组合－－从1900年到1999年价格下降了将近80%（剔除通货膨胀因素）

20世纪的这个矛盾－－对资源的需求的爆炸性增长和资源的真正价值的下降并存－－决不能仅仅看作这个时期的生活的独特现象，而应该这样理解，它告诉我们现代世界制度是如何运行的。毕竟，价格数据是用来显示产品稀缺程度的。这些数据好像表明人类在经济发展中需要的资源在20世纪中变得不那么稀缺了。

对于这个明显的矛盾有些解释。其中就有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帮助重构企业和社会模式的“知识的爆炸（knowledge explosion）。”但是这样的解释在“人口造成的死亡”的“零和游戏”框架以外。在那些口口声声说人口爆炸导致世界末日到来的人看来，20世纪本来就不可能出现的。

在我们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信心的说对于“世界人口问题”的种种预言我们已经听够了。按照神秘的公共文本的逻辑，“人口”好像总是“问题”。但是这次是什么样的问题呢？虽然它们是精确的优雅的数学工具算出来的数字，长期的人口预测在本质上总是猜测的游戏。在这样的预测中核心的不确定性不是死亡率，因为死亡率在正常的和平时期的界限内可以比较好地预报出来。（毕竟，这就是为什么人寿保险公司一直不会破产的原因）核心的问题是科学缺乏任何可靠的方法预测将来孩子出生的模式－－婴儿出生率改变人口的趋势。不管是富裕国家二战结束后的“婴儿出生高峰”（baby boom）还是这些国家随后出现持续到现在的“婴儿出生低潮”（baby bust）都超出了人口学家的预料。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些专家能对世界其他地方或者对未来一些年的人口趋势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

在这个关键时刻，可以说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婴儿出生率低于人口置换水平的国家，也就是说，当前婴儿出生模式如果继续下去，没有移民人口的补充，将最终导致人口数量的下降。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有些将看到未来30年里人口的下降，从德国的4%到日本的12%，（俄国更高）。但是更大数量婴儿出生率低于人口置换水平的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渴望的家庭规模是社会出生率的唯一最好的指标（至少在没有非志愿的计划生育的地方）这也意味着世界上的穷人也越来越多的选择少生孩子。

低于置换水平的婴儿出生率已经成为低收入地区当今的主流模式的程度可能让没有思想准备的读者感到惊讶。按照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预测，几乎所有的东亚国家现在都是婴儿出生率低于置换水平。南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也如此，连贫穷的越南和缅甸也如此。在印度，也许有点让人难以相信，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这个因为一次访问促成保罗·埃利希撰写《人口爆炸》的城市）现在都是婴儿出生率低于置换水平的地方。在伊斯兰扩张中，这样的婴儿出生率已经蔓延到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黎巴嫩，伊朗等地方。

婴儿出生率还能降低多少？我们不知道。香港，澳门，新加坡的婴儿出生率如果维持目前的状况，将意味着一个妇女一生中生育不到一个孩子。在意大利北部和欧洲其他地方，一个妇女一生中生育孩子不到一个的情况非常明显了。社会生物学理论家们肯定人口出生率有个下限，也就是说大多数女性愿意生育至少一个孩子。不过即使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整个世界中平均一个妇女一生中生育刚刚超过半个孩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那样的话，除非人类生育模式改变，全球人口今后将按每代人比上代人减少75%的速度下降。

当然，除非我们承受了全球预测市场上的人们津津乐道的大灾难预言，世界人口在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增加。但是“人口爆炸”的年代绝对已经能够结束了。我们最多能够说世界人口增长率在1960年达到高峰，现在只有当时的一半。低于置换水平的婴儿出生率不可阻挡的必然结果是人口老龄化，对外移民消失，人口下降。我们该作好准备多阅读这方面的内容了。

威胁我们的繁荣和世界的未来的另一场“人口危机”已经悄悄来临了。难道你不觉得高兴吗？

译自：“Doom and Demography”by Nicholas Eberstadt

http://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fuseaction=wq.essay&essay_id=162417

尼古拉斯·埃伯斯达特/文 吴万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