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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文献

   徐特立:从今日回忆辛亥革命
徐特立



    辛亥革命至今三十六周年了,回忆当时的情况,尤其我省湖南的情况,可作今日教训者略述于左:

    武昌起义是十月十日,湖南响应是十月十九日,湖南领导起义者是焦达峰和陈作新,他们是同盟会领导下的会门中的平民领袖,当时长沙城士大夫阶级,尤其是教育界负责人不愿意平民领袖来领导,即推戴君主立宪派中之谭延来组织政府,焦、陈二人忙于援助武昌起义军,政权就落到立宪派之手。革命军队赴武昌后,谭派军官即在后方进行反革命的暴动,焦、陈被杀;从此湖南的革命旗帜一共九日就被反革命夺去了,革命领袖被反革命杀掉了。革命爆发之日,焦、陈提出的口号是“革命排满”,而谭延来提出的口号是“维持治安,保全秩序”。最大多数的革命同志以为满清官吏一倒,就是革命成功,地方士绅当然主张维持地方秩序,保全地方的治安,不知道革命是要破坏旧秩序和扰乱旧治安的。出于革命派思想上混乱,以致敌我不分、绅民不分、认敌作友而失败了。不独湖南如此,各省亦相同。例如武昌起义是下级军官领导的,下级起义者自己不抓军权和政权,而推戴害怕革命的高级军官黎元洪为都督,不推戴自己的同志,而推戴上司,阶级意识模糊的结果,就认贼作父了。

    辛亥革命前,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是针锋相对的斗争,同盟会反对满清,同时要反对君主立宪派。由于不斗争就不能生存。因此,同盟会前六个年头中,在扬子江和珠江流域革命的暴动或个人或集团没有间断过,振奋了全国革命的情绪,动摇了满清政府的统治。同时打击了保皇党,削弱了一切君主立宪派的政治影响,同盟会成为中国革命的唯一旗帜。

    当满清政府一倒,同盟会立刻就分裂成为许多投机的及反动的政派,从此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时止,中国没有革命的民主主义政党,光有孙中山所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一小集团,它还不及同盟会的庞大和积极性,同盟会之所以瓦解,由于他们革命的共同目标是排满,以为中国一切政治上的罪恶只在皇室和其贵族,把汉族的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与满清完全分开。因此,模糊了整个封建制度的联系,仅仅铲去了封建上层的屋顶,即铲除了一个皇帝就停止了。不独放弃平均地权,封建掘根的工作没有做,而与一切地主和平共居,并对汉族中的一切大的官僚都与之合作。汉族中的军阀官僚不独没有损失丝毫,且升作革命官,发了革命财,且腐化了一些革命分子;从此吸收了立宪派中的大部分政客和同盟会中的某些叛徒,作他们的党羽。中华革命党失掉了在中国的地盘,成为流亡的党派;军阀横行就在这条件下开始了。但革命旗帜,即民主共和的旗帜,名实不分,成了革命和反革命共同的旗帜。

    军阀毫无顾忌地混战,帝国主义毫无顾忌地宰割中国广大群众,压迫到不能喘息。而革命思想混乱,极端需要革命,又找不到出路,革命派的孙中山也找不到出路;由于孙中山还不能象洪秀全那样发动群众。旧的民主革命方式早就成了过去,新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新的革命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因此中断了。

    至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削弱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展了,加上俄国社会革命成功,引起世界殖民地人民兴奋,国共合作和国民党从新改组就成功了。自从同盟会瓦解后,只剩下中华革命党一个革命的小政派,从此就有了同盟会的继承人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一九二五——二七中国大革命,发展到了珠江和扬子江两大流域,吓坏了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及买办阶级;他们要在革命中找代理人,用来破坏革命党派,使广大群众失掉领袖。蒋介石恰是帝国主义和地主及买办代理人的人选,蒋介石是交易所出身的人,又是流氓中的特出人物,一切不择手段,只要有利于自己,而不惜出卖民族国家和一切伙伴,毫无顾忌的敢做敢为,容易被人们误认为他有“天才”,有“革命性”,孙中山上了他的当,我们的机会主义者陈独秀也上了他的当。其实当他就职黄埔军校校长时,即声明他不愿任军校校长,他说恐怕将来也成“军阀”,这刚是所谓“柜内无银五十两”的声明,但革命的人们警觉性不够,致使蒋介石几次的阴谋没有深究。主要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采取妥协投降政策,蒋介石得以夺取领导权,得以进行反革命的“清党”。

    自“清党”后,中国国民党名存实亡,左派大部分被屠杀或转入共产党,真正至今日还算得同盟会的继承人,已不是今日的国民党中的元老,今日还是革命者只是寥若晨星的在野者。真正继承辛亥革命精神的只是中国共产党而非其它,同志们,中国的解放历史任务,过去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是落在我们的肩上!

    

    (原载于1947.10.15《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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