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开展，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于2004年6月至2005年2月，在我国西部的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新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重庆）开展了“西部大调查”。“西部大调查”（全称为“中国西部省份社会与经济发展监测调查”）旨在基于人口抽样问卷调查，了解我国西部省份城乡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状况，该项目得到了挪威政府的资助和挪威Fafo应用国际研究所技术支持。调查抽样方案能够推论的目标人口为所有目前居住在中国西部省份（西藏除外）的家户——无论他们的户口是否在那里或是否在那里进行了登记，包括所有流动人口。在每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采用了“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PPS）的方法，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进行抽样，每个省抽取252个村（居）委会4000户居民，共抽取44000户居民。在具体抽取家户时，采用了列表与制图相结合的方法。然后由经过5~10天培训的调查员进行入户面访。最后生成的工作数据库显示，本次调查共涉及西部11个省（市、区）的128个市（地、州），805个县（区、市），2336个乡、镇、街道，2707个村（居）委会，调查员共走访了44000余居民户，收集的信息涉及167000余人。调查还使用了全球定位测量仪（GPS）测量各调查点的基本地理信息，这一方法的应用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分析，将收集到的数据信息进行地理空间描述和分析。本报告将根据西部调查结果，对西部居民的生活用水和饮用水、劳动就业基本情况、家庭经济情况、人力资源与教育、健康与医疗、农业生产等若干问题进行初步报告与分析。

一家户生活用水和饮用水情况

我们的调查对西部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基础设施进行了多方面的了解，包括住房、电力供应、通讯、日常生活用水和饮用水、厨房设施、生活燃料、厕所条件、洗浴设备、垃圾处理等。限于篇幅，在此简要介绍一下居民生活用水和饮用水的稳定与安全情况。

（一）农村居民日常生活用水的季节性问题严重

调查问卷问及了居民日常用水的来源、管道、取水便利程度以及用水的稳定性等情况。日常生活用水是指居民日常生活中洗澡、洗衣等的用水，不包括居民的工农牧业用水和饮用水。关于稳定性的问题我们询问了一年中出现供水问题的频率，将那些“从不发生问题或偶尔发生问题”的情况合并为“基本稳定”，将“某些季节/月份几乎每周或几乎每天都有问题”的情况归类为“不太稳定”，将“全年几乎每周或几乎每天都有问题”的情况归类为“很不稳定”。

人们一般认为西北地区的用水问题比西南更严重，表现为西北地区地下水总量的短缺。但事实上在家户生活的层面上，西南地区的用水问题同样值得担忧。西南地区用水问题的最主要问题表现为西南农村家户供水出现季节性问题的比例相当高，约有近四分之一（24.3%）的西南农村家户的日常生活供水在某些季节或月份会每周甚至每天都有问题。

可以发现，在日常生活用水的稳定性上，西南地区的情况差于西北地区，农村的情况差于城镇，而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则稳定性也越差。在家庭收入最低的20%的家户中，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家户处于不太稳定的情况。

（二）家户饮用水安全状况堪忧，农村家户尤甚

饮用水的安全问题是影响西部地区居民健康的重要指标。关于安全性的问题我们主要从水源的安全性和饮水前的处理方式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安全水源是指来自自来水厂、带盖的井、压力井、卖水车以及瓶/桶装纯净/矿泉水等水源的水，而不安全饮用水源则是指直接取自开放的自然水域（江、河、湖、水库等）的水以及水窖储存的雨雪水等。饮用前的处理方式则是用是否烧开来测量。

总体来说，西部11省份有三分之一以上（37.4%）的家户饮用水水源存在安全隐患，而农村家户的饮用水源状况尤为堪忧，有近一半（48.4%）的农村家户水源有安全隐患。有四分之一以上（28.7%）的西部家户在饮用水之前并不总是烧开，在农村地区这一比例更是上升到35.5%。尤其值得担忧的是，在西部农村地区使用来自不安全饮水水源的水的家户，有11.8%的家户从不烧开，另有30.6%的家户只是有时烧开有时不烧开。在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健康问题的讨论中，他们的饮用水安全问题恐怕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三）西南地区农村居民饮用水的安全性与稳定性问题严重

如果将居民的饮用水安全性与稳定性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发现西部地区居民饮用水的安全性问题比稳定性问题更为突出，只有55.3%的居民能够喝上既安全且稳定的水，四分之一的家户在使用着不安全但是供应稳定的饮用水，超过一成（11.7%）的居民在饮用既不安全也不稳定的水。从内部来看，西南地区，尤其是西南农村地区居民的问题更为突出，有近五分之一（18.6%）的居民在饮用既不安全也不稳定的水。

二劳 动 就 业

关于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劳动就业问题，我们考察了调查家户中所有16周岁及以上年龄成员的在业和失业情况。针对失业者我们着重调查了失业者的寻找工作行为，对在业人口我们则着重考察了在业者的职业、行业、单位性质、工作时间、收入、保障等工作条件和福利情况，以及工作变动、第二职业等情况。限于篇幅，在此主要介绍一下西部劳动年龄人口在业和失业的几个基本情况。

（一）就业基本状况

西部11个调查省份的劳动年龄人口（16周岁及以上）占全部人口的77.5%，其中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为74.5%，城镇为82%。如果以64周岁为劳动年龄上限的话，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为72%。在全部16岁以上人口中，有22.1%的人因上学、参军或不想工作而不在劳动力市场，其中农村有15.2%的劳动年龄人口不在劳动力市场，而城镇有35.9%，另外，分别有18.1%的男性和26.4%的女性劳动年龄人口不在劳动力市场。

我们将在过去7天从事过任何一小时以上的有收入的工作视为在业（包括农牧渔业活动、为自家的经营活动工作、打零工以及学徒等）。从在业人口的行业分布上看（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行业分类标准，将行业分为19类），在业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林牧渔业（59.6%）、制造业（11.2%）、建筑业（6.2%）和批发零售业（6.6%）等行业。有52.4%的男性和68.0%的女性从事农林牧渔业，10.2%的男性和1.5%的女性在从事建筑业。

从就业的单位性质来看，有10.1%的在业人口是在国有部门（国有企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就业，26.3%的在业人口是在集体、民营或私营企业工作（包括三资企业和城乡个体企业），而大多数人（62.6%）则属于没有单位的农民或其他自雇佣者。

（二）西部总体失业率为2.0%，城镇失业率为5.9%

我们参考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失业的定义，将失业者定义为：在过去7天中没有从事过任何有收入的工作（不含因休病假、产假或其他原因暂时离开工作岗位的人员）、愿意工作、能够工作，并且在过去30天积极找过工作的人。这一定义属于严格的“失业”定义，并未考虑季节性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等因素，因此，由此对失业率的计算结果与真实失业率相比有可能偏低。

根据初步统计结果来看，西部11省份总体失业率为2.0%，其中城镇总体失业率为5.9%，农村总体失业率为0.8%（不包括季节性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在城镇经济活动人口中，25周岁以下人口、初中毕业教育水平人口以及最低和较低收入水平人口的失业率明显偏高，而城镇女性失业率明显高于男性，达到7.2%，尤其是20~29岁、45~49岁年龄组的女性、小学或初中教育水平的女性以及所有从最低到较低收入水平组的女性失业率更高，都达到了8%以上。比较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进行的劳动力抽样调查结果，西部城镇地区的失业率水平并不十分高。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调查的失业率结果为：北京，11.8%；无锡，10.4%；珠海，12.8%。参见王奋宇、李路路等《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移民》，北京出版社，2001。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除了地域差异和调查时间的差异之外，我们在本次西部调查中对失业者使用了更为严格的定义，这可能也是失业率数字偏低的原因之一。

三家庭经济情况

（一）家户收入和收入差距本次西部调查为获取居民准确的收入资料，在问卷中不是让被访者简单估计自己的收入，而是对其从事的各种可能带来收入的活动进行详细询问，最后经过加总得到了家庭过去一年的总收入，这样的结果将更真实地反映居民的实际家庭收入。我们在调查中计算的分项收入有：个人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农业生产收入、租金收入、退休金、养老金、失业下岗津贴、最低生活保障费、救济款、其他政府发放津贴、礼金、出卖家庭财产所得收入等，这些收入都包括了现金和实物收入。据最后计算结果，西部居民家庭的平均年总收入为11633元，其中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年总收入为17964元，农村居民家庭的平均年总收入为9525元。

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是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学者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推算我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顾严、杨宜勇：《收入分配领域的新情况、新特点及其对策》，载《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属于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那么西部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调查表明，西部居民收入最低的20%家庭只占有全部收入的不到4%，而收入最高的20%家庭占有了全部收入的一半（50.5%）（见表4）。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收入是收入最低20%家庭收入的14倍多。我们还根据居民家庭收入五等分组的数据推算了西部居民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值，结果是西部城乡整体的基尼系数为0.435，而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96和0.419，从这一结果看，西部地区居民家庭的收入差异似乎并不如人们想像的那么大。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国内计算基尼系数时多数是使用个人收入来计算的，而我们使用的是家庭收入的数据，而家庭收入的差距可能会小于个人收入的差距。另外，我们计算收入时将实物收入也折合成金额计入，这可能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拉平的作用。

（二）六成以上的西部家庭近年来经济状况有所改善

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我们特别考察了近五年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趋势。受访者评价自己家庭在近五年的经济状况变化情况时，有六成以上（62.9%）的家庭表示自家的经济状况与五年前相比有所改善（变好很多或变好一些），表示家庭经济状况与五年前比没有变化的家庭占19%，而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五年来变差的比例为18%。这一结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已经开始惠及西部居民的生活，使之有了切实的改善。

城乡居民在经济状况自评上存在一定差异，总体来看，城市居民对自己经济状况的评价更为消极，认为自家经济有所改善的比例比农村居民低了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自家经济五年来变差了的城市家庭比例则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家庭。

谈到对未来经济情况的预期时，有63.6%的西部居民家庭相信在未来五年内自家经济状况会变得更好，22.8%的家庭认为会保持不变，而13.5%的家庭认为会变差。在这个问题上，城乡居民并未表现出太明显的差异。看来，大部分西部居民对未来的生活还是充满信心的。

（三）四成以上的西部家庭有债务负担

根据本次调查的结果，只有58.0%的西部家庭在接受调查时没有任何债务，10.1%的家庭有2000元以下的债务，11.6%的家庭债务在2000~5000元之间，7.7%的家庭债务在5001~10000元之间，8.1%的家庭债务在10000~30000元之间，还有4.5%的家庭有超过30000元以上的债务。有债务的家庭平均债务额为10401元。

城乡居民在借债行为上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根据本次调查的结果，农村居民户“没有债务”的比例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户，有一万元以下债务的农村居民户比例明显高于城市居民户比例，而有三万元以上债务的农村居民户比例则又低于城市居民户。从借贷平均额度看，城市居民的平均债务额为24033元，而农村居民平均债务额为7845元。显然，尽管农村居民中有借贷行为者的比例更高，但他们的借贷额度一般不大；而城市居民要么没有债务，如果有债务，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债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我们可以从他们借贷的原因中一窥端倪。我们要求在过去一年中有过借贷行为的家庭列出每次借贷的具体原因，结果发现城市居民最主要的借贷原因有“建房或购房”、“治病”、“子女教育”、“做买卖”，而农村居民最主要的借贷原因则是“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治病”、“子女教育”等。城市居民中为“建房或购房”、“做生意”原因借贷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而农村中为购买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而借贷的比例大大高于城市。这可能是造成前述城乡居民借贷行为差别的重要原因——购房和做生意所涉及的资金数额一般较大，而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资金相对较小，多是一种应急性小额借贷。另外，城乡居民因“子女教育”和“治病”而借贷的比例相差不大，这可能寓示着医疗和教育是一种比较刚性的支出，它们对城乡居民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从借贷渠道看，亲戚朋友是主要的借贷对象，全部借贷行为中有71.8%是向亲戚或朋友借款，向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借款的约占借贷行为总数的四分之一（25.7%）。可见民间信贷仍是当前西部居民借贷的主渠道。

四人力资源与教育

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产业结构调整还是资源开发、技术进步，都离不开最关键的因素——人。只有不断加强教育事业、有效地开发人力资源，才能保证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一）四分之一的西部成年人口无阅读能力

文盲率是测量人口文化素质的一项基本指标。在调查中我们采用了当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一种测量文盲的方法，询问受访者能不能读懂一封普通书信，回答按“可以很轻松地读懂”、“可以读懂但有困难”、“不能读懂”分三种。统计结果显示，西部地区15岁以上成年人口中有58.2%的居民可以很轻松读懂书信，15.9%的居民能读懂但有困难，完全不能读懂书信的居民占25.9%。也就是说，当前西部地区近四分之一的居民完全不能读懂一封普通书信，表明提高西部人民素质的任务相当艰巨。

从性别看，男性居民的阅读能力优于女性居民，男性中读不懂书信者的比例（17.1%）不到女性中读不懂书信者比例（35.5%）的一半。最显见的鸿沟是城乡差别，城镇居民中仅有8%左右的人完全读不懂书信，农村居民中这一比例高达36%，是城市居民的4倍多。这些差别的存在，为我们进一步加强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居民教育素质指明了工作重点和方向。

（二）难以承受的教育负担

居民教育负担加重现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华民族素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在过去有不少家庭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但现在人们却发现教育费用的高涨，已到了砸锅卖铁也无法承担孩子继续求学的地步。有鉴于此，此次调查专门了解了在校学生最近一个学年的教育费用支出，以期对西部居民家庭的教育负担有一个定量的了解。我们将教育费用分为“学杂费”、“其他费用（包括校服费、在学校的食宿费、往返交通费用等等）”两大类。从图1的结果可见，西部地区一个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一年的平均教育总费用分别为421、1296和2805元，大学及以上学生的年平均教育费用高达8586元。这是怎样一个概念呢？根据调查数据汇总，西部居民的家庭年平均收入为11633元，这就意味着，西部的一个居民家庭要培养一个小学生每年的费用占到家庭年收入的4%，培养一个初中生要花费年收入的11%，培养一个高中生要花费年收入的24%，近1/4，而培养一个大学生则要花费家庭年收入的74%之多。也就是说，一个普通西部家庭几乎没有可能仅凭家庭收入来供养一个大学生，必须动用家庭积蓄甚至借贷。在前面家庭经济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城乡居民借贷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保证子女教育。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比例只是根据居民收入的平均值计算的，我们可以想像，对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来说，教育负担会是如何地沉重！

社会学家认为，教育除了提高国民素质以外，还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能。通过向广大社会公众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可以有效地促进代际流动，减少社会不平等。但如果教育负担过重，导致教育成为只有某些阶层能享用的“奢侈品”的话，就会使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结构被继续“复制”出来，加剧社会分化，导致社会不稳定。因此，切实降低教育负担，保证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亟待发展

西部大开发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高级人才可以培养，也可以引进，但大量的中初级人才则主要依赖于西部自身培养。只有大力发展西部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才能获得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初级实用型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较之于中东部，西部地区对职业技工的需求更为迫切，发展职业教育的任务更为紧迫。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严重滞后。我们的调查发现，目前西部11省的每万人口中，中专和技校在校学生总数为54人，其中城镇和农村分别是60、53人；职业高中的万人中学生总数为12人，在城乡分别是14、11人。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年全国每万人口中，中专技校在校学生数为68人，职业高中学生数为40人，可见西部地区与全国相比在这方面有不小的差距。

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的初中升学率有了很大提高，但主要是高中招生规模扩大，而中等职业教育依然出现招生难、就业难、发展难的不利局面。本次调查结果表明，西部地区每万人中中等职业在校学生数不到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数的三分之一。要达到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的“中等职业教育年招生规模大体相当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这一目标，西部地区要走的路还很长。

五健康与医疗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近年来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负担问题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医疗费用的压力，许多人有病不就医，导致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然后又不得不支付大量的医疗费用，陷入了一种“越穷越病，越病越穷”的恶性循环。这一现象在西部地区有较明显的表现。

（一）总体健康状况：越穷越病，越病越穷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居民整体健康水平也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2003年，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组根据人寿状况、身高状况、疾病状况、文化素质四个方面对我国各省的人口健康状况进行测量，将我国各省健康状况分为五等。西部各省几乎占据了所有得分最低的等级，远远落后于中东部各省。《东部居民更健康》，载《健康报》2003年10月24日。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我国西部17.8%的居民患有慢性病。当我们对人口按人均收入分为五等分组后，从收入最高的20%人口到最低的20%人口组中患慢性病的比例依次为：20.0%、18.6%、17.1%、16.8%和15.9%。基本趋势是：处于更高收入水平群体的人，罹患慢性病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另外，从人们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也可以看到不同经济地位者的健康水平差异。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感到满意（74.3%），只有约25%的人不满意自己的健康状况（认为“不太好”或“很不好”）。收入越高的人越满意自己的健康，而收入低的人倾向于对自己的健康更不满意。可见，人们的社会经济状况影响着人们的健康状况。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健康状况也较好。而穷人们的健康状况往往较差，极易陷入“越穷越病，越病越穷”的恶性循环。

（二）医疗服务：设施不足还是费用过高

各种医疗服务机构是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人们消除疾病、重返健康的主要力量。从建国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基本医疗服务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各方面制度改革的推进，医疗卫生和保障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变为了多种所有制并存；市场化、商业化成为医疗服务供给的基本模式。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就，也使因费用过高导致群众“就医难”的问题变得更突出了。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载《比较》2003年第7期。

调查显示，在过去30天中受了伤或得过病，使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影响的西部居民中，77.0%看过医生，23.0%没有看医生。而在没有看医生的人中，因为经济原因不去看的人数最多，差不多有一半的人（43.1%）；选择自己处理的人占30.8％，认为没有必要求医的人数占24.6%，因为附近没有合适的医疗设施而没有去看病的人则非常少，只有大约2%的人认为这是他们不去看病的原因。可见，比起医疗设施的缺乏来，无力支付医疗费用是遏制人们就医行为的更重要的原因。

（三）刚性的医疗健康支出

根据本次调查的结果，15.3%的个人在过去一年中没有任何医疗支出，60.1%的个人上年的医疗支出少于500元，4.4%的个人上年医疗支出超过了10000元。总体而言，婴幼儿和老年人的医疗支出大于青壮年人；而不同教育程度和家户人均收入的人的医疗支出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这表明医疗支出是一种较为刚性的支出，只要生病了，尤其是大病和重病，不管家庭经济水平如何，必然都会有相应的支出。

值得一提的是，人均家户收入最低的20%人口过去一年没有医疗费用和医疗费用少于100元的比例是最高的（分别是19.0%和26.9%），同时，他们10000元以上支出的比例也是最高的（6.3%）。这说明，与其他人群相比，一方面大量低收入人口基本上没有任何医疗支出，但另一方面，相当高比例的低收入人口在医疗支出上花费了大量金钱。上文已经说明了低收入人口不仅健康状况不佳，是所有人群中最差的，而且由于经济原因约有一半的人有病不就医。这就可能致使病情拖延加重，最后不得不支付大量的费用进行治疗。

医疗支出不仅是一种个体行为，尤其在医疗支出数额较大的时候，通常会影响到整个家户经济状况。调查结果发现，约有15%的西部家户上年医疗支出占到家户年总收入的一半及以上，更有7%的家户的医疗支出与家户年总收入相当甚至更高。可见，对于西部居民来说，医疗支出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一旦有人生病，将使这个家庭的经济陷入极大危机之中。

六农 业 生 产

西部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全国近28％的耕地和34％的农业人口都集中在这里。提升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能力，对提高西部人民生活水平，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甚至于回答“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都至为重要。

（一）七成以上的西部家庭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我国统计农业人口时一般使用的是户籍所在地的考察办法，我们在西部调查中没有采用这种标准，而是直接考察居民是否从事了农业活动。只要一个家庭在过去一年中从事过农业活动，无论其户籍如何，都被算作农业活动家庭。反之，即使身在农村，如果过去一年没有从事过农业活动，也不会被算作农业活动人口。这样可以使我们对西部实际从事农业活动人口的比例有一个更直接的认识。

调查结果显示，七成以上（72.9%）的西部家庭在过去一年中从事过某种形式的农业生产活动。我们这里的农业活动指的是广义的农业活动，包括种植、养殖、渔业、采集等。进一步的考察发现，在那些长期居住在城镇地区的家庭中，有12.4%的家庭还在从事农业生产，这可能是部分处于郊区和小城镇的居民家庭仍在以农业为生。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长期居住在乡村地区的家庭中，已经有7.0%的家庭过去一年中没有从事任何农业生产活动。也就是说，即使那些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传统农业家庭中，已经有一部分人完全进入了非农产业，不再以农业为生了。

（二）农业生产环境较差，六成村庄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受灾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与中东部地区相比更为恶劣。西北地区多为内陆戈壁、沙漠地带，降水少，植被少，水土流失多；西南地区虽然降水多，但山坡地多、石灰岩地区多，而人均耕地少。我们的调查显示，西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比西南地区更大一些，地势也更平坦。西北地区农户户均耕地面积10.6亩，人均耕地面积2.7亩；西南地区则分别只有4.1亩和1.1亩。所有耕地都是陡坡地的农户比例，在西北地区为12.7％，西南地区则高达31.6％。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的粗放式耕作、靠天吃饭现象很严重。家中所有耕地都不能得到灌溉的家户比例在整个西部地区达到31.7%，西北地区更为严重，高达36.0%。

不仅如此，西部地区还是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在我们调查的1900多个农村社区（行政村）中，60.7％的村子在2004年间曾经发生过某种形式的严重自然灾害。这里的“严重”指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或人畜伤亡。旱灾、洪涝灾害、植物病虫害、冰雹是西部地区最为普遍的自然灾害。

（三）十分之一的西部农户在过去五年内有过农业用地损失

尽管中国的国土面积很大，但其中可供农业生产使用的土地面积并不多，人均耕地面积更是相对紧张。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有限的耕地资源还在进一步缩减。这一点在西部调查中也得到反映。调查中发现，在从事过农业活动的西部居民家户中，有9.7%在过去5年中曾经因各种原因而损失过农业用地（包括耕地和草场），也就是说近十分之一的西部农业家户在过去5年内有过农牧业用地损失。

那么这些农业用地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损失了呢？我们对此做了进一步了解，在损失的农业用地的总面积中，有48.4%是因为各种自然灾害——如洪水、泥石流、地震等——而造成的损失，其中又以洪水造成的损失最大（占33.8%）；有41.8%是因为道路建设、企业建设或城市建设征地原因而损失的，还有6.9%是因为其他原因。

对农民来说，失去土地就是失去了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这必然会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在我们的调查中，有近七成（68.4%）的失地家庭表示失地使他们陷入了更糟的经济困境。为此，各级政府和组织采取了积极措施对失地农民进行救济或补偿。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有31.2%的失地农户在失去土地后得到了各种形式的补偿和救济。补偿形式包括：补偿新土地、得到新工作、得到现金或实物的救济和补偿。因不同原因失去土地的农户得到补偿的情况也有所区别，因各种自然灾害原因失去土地的农户获得救济的比例相对较低，只有7.6%的农户得到过救济补偿。因道路建设、城市发展等原因被征地的农户中得到过补偿的比例要高得多，占到了60.8%。这一结果表明，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在失去土地后没有得到过任何救济和补偿，特别是那些因自然灾害失去土地的农民得到救济的比例很低，这对政府救灾扶贫救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那些土地因道路和企业建设以及城市发展而被征用的农户中，仍有近40%的人表示没有得到过任何补偿，这提醒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征用农民土地的行为，充分保障农民的权益。

（四）五分之一的农业家庭参加了退耕还林项目，绝大多数得到补偿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我国政府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自1999~2004年，全国累计完成退耕还林任务2.87亿亩，取得了积极的生态效应。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项工程的执行过程中，退还耕地或草场的农户受到的直接影响是最大的。

本次调查发现，西部所有从事农业活动的家户中有22.3%的家户近五年内参加过退耕还林还草项目，重庆、四川、甘肃、青海和宁夏五个省、市、自治区是退耕还林政策实施的重点区域，这些地区中参与过退还工程的家户都占农业家户的30%左右。在这些家庭退还的土地中，占总面积58.1%的土地退还成了生态林，32.5%的土地退还成经济林，还有7.7%退还成了草场，1.7%用于其他用途。

本次调查结果还对农户获得补偿的情况进行了询问，调查显示，农户在退还土地时得到过补偿承诺占参加退还农户总数的95%，而这些承诺几乎全变成了现实，在得到承诺的农户中，实际得到补偿的占到了99.5%。这说明政府在退还农户补偿政策的落实问题上还是下了相当的功夫的。

然而，尽管有了政府的补助，退还项目还是对一些家庭的经济情况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当我们要求家户受访者评价参加退还项目对他们的家庭经济造成的影响时，有19.4%的家户表示退还使家庭经济情况“变好了”，55.3%的家户表示参加退还项目对家庭经济情况“没有影响”，而有近四分之一（25.3%）的家户则表示参加退还项目使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变坏了。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关心一个问题：一旦退耕地的补偿期满，无法再得到相应补偿时，农民们会怎么办呢？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51.8%的农户表示即使将来没有补偿了，他们也会选择维持现状，23.7%的农户表示自己从没想过这个问题，5.8%的人说准备改为经济林（这应该是部分退还为生态林的农户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有9.0%的人表示会在林地里再种些庄稼，更有8.6%的人表示准备把退还土地重新作为耕地或牧场。也就是说，如果将来退还的补偿期满后，有近二成的农民还抱有重新耕种这些土地的打算。这应该引起决策者们足够的重视。

（五）近二成农户在上年有弃耕行为

近年来农民弃耕和土地抛荒现象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西部农户中有12%曾在过去一年内将自家的耕地全年出租给别人使用，而曾将家中耕地全年抛荒的农户占到总数的6.5%。总计起来，有17.5%的西部农户在过去一年中有过弃耕行为。弃耕行为指将家中全部或部分土地出租或抛荒，因为一个家户可能在将家中部分耕地出租的同时，也将部分土地抛荒，故有弃耕行为的家户比例并非出租和抛荒家庭比例的简单加总。

为什么如此高比例的农户会选择不耕种自己的土地呢？我们分别询问了这些农户将土地出租和抛荒的原因。调查结果显示，在有出租土地行为的农户中，56.7%表示有劳动力不足的原因，34.9%表示是考虑到“种地不划算”。看来，经济收益不高是人们将土地出租给他人耕种的主要原因。而在那些将土地抛荒的农户说明他们抛荒土地的原因时，“土地质量不好/害怕自然灾害”是人们提及最多的原因，约有40%的农户因此而抛荒土地。此外，劳力不足和种地不划算也是人们抛荒土地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选择抛荒土地，既有自然条件的制约，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

农民对土地的感情确乎有日渐淡漠之势，当被问及“如有可能，你们是否想租种更多的土地”时，近六成（59.8%）农户的回答是否定的。而当被问及“假如能在城里找到工作，你们可以不要地吗”，近六成（57.2%）农户的回答则是肯定的。这些结果从一个侧面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对于依靠土地耕作来提高自己的生活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了。西部的农业和农村发展，确实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何迅速地完成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同时，妥善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难题。 （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王奋宇 赵延东）

中国网 2006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