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教育以数量、规模的扩张为主要特征的高速发展，是在国家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教育系统经营创收的“产业化”模式来支撑的。这种模式在现实中产生了高收费、乱收费、钱学交易、择校热等种种乱相，拉大了教育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学校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育质量，侵蚀了教育的公益性、公正性，异化了教育品质，从而使教育的社会形象、社会声誉严重受损。

全社会对这种状况的强烈批评，在2005年达到了新的高潮。从年初开始，要求恢复教育的公益性和公正性，要求实行免费的农村义务教育，批判“教育产业化”的呼声持续高涨。在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伴随国家制定“十一五”规划、教育部制定《2020年中国教育发展纲要》以及《义务教育法》修改等进程，教育的发展思路、公共政策终于出现了宏观的转变。

温家宝总理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对教育的要求体现了这种转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快科技教育的发展，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继续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快教育结构调整，着力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一2004年教育发展概况

据2004年的教育统计以及对“十五”期间的教育回顾，中国教育已经取得的主要进展有以下几个方面。

继续推进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2004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人口覆盖地区达到93.6%，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4.1%。2004年，全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3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由小学毕业提高到初中毕业。由于学龄人口下降，国家对小学和初中学校布局进行调整，2004年小学数比上年减少3.17万所，初中校减少973所。

高中阶段教育规模扩张较大。2004年在校生达到3649万人。随着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规模扩大，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达62.9%，同比提高3.3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47.55%，同比提高近3个百分点。2004年高中阶段全部在校生中，普通高中在校生2220万人，是2000年的1.9倍；中等职业教育在学校数减少142所的情况下扭转了招生连续滑坡的颓势，在校生达到1409万人。

高等教育开始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以上。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447.34万人，其中本科209.91万人，高职（专科）237.43万人。研究生教育招生32.63万人，其中博士生5.33万人，硕士生27.30万人。2004年，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达到2000多万人，其中普通本专科在校生1333万人、在学研究生82万人，分别是2000年的2.4倍和2.7倍。2005年，全国高校招生计划为475万人，其中本科为230万人，报名人数达867万人。招生计划向西部地区投放的招生指标大幅增加。

民办教育继续发展。2004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机构7.85万所，其中民办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228所，在校生139.75万人（含独立学院学生），占普通高校在校生的比例为10.47%，比上一年提高3.16个百分点。民办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294.68万人，占整个普通高中和中职在校生的8.21%，同比提高1.36个百分点。

财政教育经费总量增长，改革了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规范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2004年，全国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4200多亿元，是2000年的1.7倍，中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增加。实行了“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使得拖欠教师工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普遍实行了“一费制”，规范了教育收费。2005年实行高校招生的“阳光工程”，收到良好的效果。但全国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2003年为3.28%，比上年减少0.04个百分点。2004年这一比例又略有下降。

二重大教育论争和政策调整

从2005年初开始，教育界论争不断，关于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教育产业化、素质教育和义务教育均衡化的讨论，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宏观背景下，这些讨论促进了教育价值观和教育政策的调整、转变，取得一定实效。

（一）素质教育大讨论

近年来，基础教育阶段气氛日益恶化，择校热愈演愈烈，择校费越来越高，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沉重。课外补习成风，奥林匹克数学热、考证热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学校对升学率的追求有增无减，一些地方政府也介入这一过程。许多地方把高考升学率视为评价教育成效的唯一指标，提出排名目标，对未达标者给予调离、下岗的惩处，从而加剧了应试教育已经十分严重的弊端。2005年7月，山西省榆社县高考排名滑坡，县委常委会通过电视台向全县人民道歉，对榆社中学领导班子实行全员停职待岗，以10万元年薪在全省范围内公开招聘校长，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实行封闭管理、进行严格应试训练的“县中模式”也成为讨论的话题。

导致中央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是2005年6月原教育部部长何东昌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当前基础教育的严重问题。何东昌在信中认为：基础教育普遍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或者应试教育的倾向，使我们的基础教育偏离了党的教育方针，重智轻德体美，不重视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应试教育把师生的精力集中在繁重的作业和频繁的考试上，使学生负担奇重，以至于不能乐于学习甚至厌学。一些地方初中学生辍学率很高，有的超过30%。这是对教育方针的偏离甚至是严重的扭曲，对民族的未来影响很大，将会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更严重的是，迄今尚未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有效的方案和思路。解决这一涉及面很大的问题，只靠教育部门的努力很难奏效，建议中央加以关注。要使各级党政领导都能对问题的严重性有充分的比较统一的认识，并采取一致的措施，这是对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围绕何东昌在信中提出的问题，教育部与中宣部、国家人事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统计局、共青团中央等部门一起，对素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高考招生制度、新课程实验、义务教育均衡化、基础教育改革的国际比较、用人制度、学校制度、舆论环境等诸多问题进行调研，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等主流媒体，都对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问题开展大讨论。

具有共性的认识是，严重的应试教育弊端的成因是复杂多样的，是社会转型、体制转型、社会竞争和社会分化加剧在教育上的表现，升学竞争是社会竞争的集中反映。社会贫富差距、体脑差距、官本位价值观、独生子女政策、劳动就业状况等都影响了基础教育的气氛。同时，在教育发展中比较忽视教育公平，导致教育的城乡差距、学校差距过大，造成炽烈的择校竞争。社会价值观念的偏差，党政机关、学生家长对升学率的片面追求，也加剧了学校教育中的应试压力。此外，有关部门认为，新闻和舆论传播热衷于宣传科学家、企业家，热衷于宣传高考状元，而很少宣传普通劳动者，也造成了社会价值观的倾斜。

应该看到，当前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基础教育品质恶化，其中虽然有教育文化观念、社会价值观、劳动力市场、独生子女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教育制度和相关政策仍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政策因素是长期以来人为制造学校差距的重点学校政策。大批公办的初中校变成高收费的“改制学校”，为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以奥数成绩、获奖证书等来评价和筛选学生，极大地加剧了小学的升学和择校竞争。因而，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恢复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公平性，采取强有力的政府行为制止、改变那些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的政策和制度，坚决禁止种种制造和扩大差距、扰乱小学教育环境的反教育行为，保障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娱乐和休息的权利。当然，只有最终贯彻和落实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方针，才能从源头上解决应试教育肆虐的问题。

（二）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

在中国基础教育阶段，一方面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城乡教育差距巨大；另一方面，在有限教育经费的使用上又出现盲目攀比、铺张奢华的不良倾向，造成巨大的学校差距。近年来，花费几亿元建一所高中、一两亿元建一所小学甚至一亿元建一个幼儿园的现象不断出现，令人匪夷所思。有人称，校长向老板看齐，办公室里摆“大班台”；校舍向宾馆看齐，墙面、地面贴名贵花岗岩；操场向市民广场看齐，建起音乐喷泉；等等。而在教学模式上、师资队伍建设上无所追求，出现所谓“漂漂亮亮的薄弱学校”。巨大的城乡差距、学校差距导致优秀教师向城市优势学校流动，致使农村优秀教师流失严重，同时造成高昂的择校费、炽烈的择校热，且择校招生往往成为家长的“票子”、关系和权力的竞争，造成严重的教育不公，凝固和扩大了阶层之间业已存在的社会差距。

这种现象严重损害了教育的品质和声誉，使教育在社会舆论中被称为“腐败重地”和“暴利行业”，教育与医疗、住房一起被称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2005年7月10日，宁夏银川市一名13岁女生在家服毒自尽。她留给父母的遗书令人震撼：“您养了我13年，花了好多好多的钱！我死了我可以帮您们节约10万元”，“对不起！我辜负了你们的心了！我是个差生！”这是因交不起高昂择校费而自杀的个案。一些地方出现上高中借高利贷的现象。8月27日，甘肃省榆中县新营乡谢家营村18岁的高中女生杨英芳，因父亲无力供养她与弟弟同时上学而跳崖自杀（后被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受访农户的教育开支平均值为5975元，占其总收入的30%，成为农村家庭最大的一笔开支。

尽管义务教育均衡化方针的提出已有数年，但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这一状况已经引致全社会的高度不满。2005年5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表明教育部开始正视和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意见》指出，义务教育在区域、城乡、学校之间原有的差距在新的形势下仍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突出表现在办学条件、经费投入、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等方面。《意见》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有效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校际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风，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免试就近入学，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重点学校，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从2005年春季开始，各地教育部门相继出台措施，干预畸形的教育市场，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改革招生制度。例如，北京市教委紧急叫停了“迎春杯”小学数学竞赛。浙江省停办小学“奥数”竞赛活动，中小学签订“减负”责任书。长春市取消小学所有竞赛，宣布竞赛和评奖活动一律与升学招生脱钩。江西宣布停招高中实验班，禁止中招搞不正当的生源竞争。山西省教育厅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发出13条禁令，严禁组织任何形式的选拔性考试，严禁以任何方式组织学生在节假日补课，严禁举办任何形式的快慢班、强化班和实验班。湖南省教育厅紧急叫停中小学校违规抢生源。上海禁止名校举办小升初“衔接班”，对示范性高中亮出“七不许”。广东省叫停实行了十多年的义务教育阶段“等级学校”评估，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化。这些措施对于遏止畸形的择校竞争能够起一些作用，但仅仅靠政府文件和禁令，只能生效一时。只有变革中小学教育的制度和机制，实现教育均衡化的目标，才能真正改变学校的行为。

实行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曙光是安徽省铜陵市的实践。经过10年的努力，铜陵市成为全国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没有择校的城市。他们采取的措施：一是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优先扶持和改造弱校，先后在人口密集区新建5所中小学，改造和扩建17所学校，从而满足了每个学生都能在规定的服务半径内就近入学的需要。二是实行校长和教师轮换。校长和优秀教师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当像教育经费一样均衡分配，并优先向薄弱学校倾斜。重点学校的校长更有责任、有能力去改造薄弱学校。三是改革高中招生办法，将优质高中入学指标平均分配到各个初中，平均分配的优质高中招生指标比例目前已达60%并将继续扩大。每所初中都有确定比例的毕业生能够进入优质高中，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家长的择校心理。铜陵市的实践说明，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化，促进教育公平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铜陵市能够做到的，别的城市也能够做到。事实上，这些做法也是日本、韩国治理基础教育畸形化的共同经验。

（三）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争论

农村义务教育薄弱、经费投入缺乏保障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在“以县为主”的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下，财力薄弱的县级政府承担了2/3以上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国务院法制办的农村调研发现，教育投入不足造成的后果是：不少农村学校公用经费严重不足，有的甚至没有公用经费；一些学校存在危房和教育欠债；教师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学生家长经济负担过重，造成部分学生失学。“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课题组对6个省17所农村初中学校的抽样调查显示，辍学率最高的为74.37%，平均辍学率约为43%，大大超过了把辍学率控制在3%以内的“普九”要求。同时，农村教师流失严重，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农村代课教师队伍，全国约有55万~60万人。他们往往在一般人不愿意去的最偏僻、落后的山区教学点从教，许多人是在只有一位教师的“一人校”从事复式教学，而他们的工资只有几十元至一两百元，是公办教师的1/10左右，成为最弱势的教师群体。

在2005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有740名全国人大代表参与提出修改《义务教育法》的议案。朱永新委员提交议案，要求在农村地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重构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体制。他测算，按每年小学生均500元、初中生均1000元计，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学费共需约675亿元；如仅在国家级贫困县免费，只需200亿元，国家完全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办事处的研究报告《从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入手，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认为，实行免费教育是保持农民增收的重要措施。据匡算，分两年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每年可以减少农民开支105亿～422亿元，等于增加农民平均收入0.5～2个百分点；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新增资金需求主要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分担。亚洲发展中国家大多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例如，人均GDP仅有中国1/3的越南、柬埔寨、老挝、孟加拉、尼泊尔等亚洲邻国，都实行了全部免费义务教育。

与此同时，《义务教育法》修改进入倒计时。修法焦点是汲取近20年来的教训，建立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按照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原则，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的义务教育责任。自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逐年上升，由1993年的22%达到2004年的57.22%，省级财政也有很大增加。然而，目前中央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仍然仅占8%左右。因此，中央和省级财政理应承担更多的义务教育经费。

目前中国主要采取转移支付的措施解决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的匮乏问题。从2005年春季开始，中央政府扩大了“两免一补”（免书本费、免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范围，免交书本费的家庭贫困的学生从2400万人增加为3000万人，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约1600万农村孩子的书本费和杂费被免除。平均免除书本费、杂费，小学生为200元，初中生为340元。为在2005～2007年三年内全部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国家财政共安排227亿元资金。但转移支付是非制度性的、一次性的投入，无法得到长期保障。尤其是，转移支付的操作不规范、不透明，经常被地方财政部门挪用。因而，需要通过建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和义务教育经费分担制度，从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社会对免费义务教育的呼吁首先在发达地区产生了效果。2005年9月8日，苏州市宣布，从2006年秋季起一步到位，全面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免费制度。同日，北京公布在“十一五”初期推行全面免费，并对农村地区和家庭困难学生逐步推行高中免费。次日，广东省决定，从秋季入学开始，首先在16个扶贫重点县开展试点，2006年秋季起逐步推广，2008年秋季在全省农村全面实施。

地方的行动产生了带动效应，中央政府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朗、越来越积极。10月，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国家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杂费。这相当于每年减免200亿元。11月11日，教育部发布《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承诺以更大的精力、更多的财力全面推进农村教育发展，新增教育经费将主要用于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终于提上日程，政府披露了义务教育免费时间表：2007年将在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中实现“两免一补”政策，“力争到2010年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2015年在全国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蒋昕捷：《新增教育经费将主要用于农村》，《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11日。财政部正在制定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可望有新的突破。

（四）“教育产业化”的黄昏

从2004年年初起，教育部领导一再回应社会的批评，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教育要产业化”。“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教育事业了”。但是，社会舆论对“教育产业化”的认识，并非根据教育部门的文件和表态，而是针对教育领域高收费、乱收费的现实，以及大量违反教育规律、侵害老百姓利益的营利行为和腐败现象。

造成农村和基层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的原因，除了非教育部门的搭车收费外，主要还是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和教育界违纪违规收费。国家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连年下滑；而且2004年度中央财政支出决算表显示，教科文卫支出只完成了预算的89%。2004年对45个县教育经费的审计，涉及教育乱收费4.5亿元，县均1000万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所谓“生存型”的“乱收费”，即学校只能靠不规范的收费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行。

教育界的种种违规违纪的现象也相当严重。国家审计署对教育部2004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发现了违规违纪、腐败现象，以及贷款比重过高、存在债务隐患等问题。在教育部2004年预算中，年初未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为46.51亿元；一些所属单位未经批准自行收费1.54亿元。其中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向各地主考单位收集英语四、六级考试费1.4亿元。对18所中央部属高校2003年度的审计发现，违规收费逾8.68亿元，比上年增长32%，占当年全部收费的14.5%。北京某高校2003年严重违纪的教育乱收费达1886万元，其中向新生收取“捐款收入”1035万元，未按规定上缴而转入自有资金账户。“捐款”的202名学生占当年新生的1/6，每人“捐款”2万元至10万元不等，并且是属于典型的权学交易、钱学交易。

地方教育审计中的问题也很突出。如2004年湖南省教育系统完成审计项目5108项，审计总金额达173.9亿元，审出违规资金3.45亿元。对海南208所中小学2004年度教育收费审计调查发现，各类违规问题金额达6668万元。海南省直属和海口市10所中学在义务教育阶段收取与入学挂钩的赞助费、择校费1705万元。部分学校择校生招收比例过大，突破“限人数”的规定，超过统招计划人数30%的比例。4个市县财政部门、教育部门及8个市县40所中小学校挤占、挪用、滞留各类教育资金1145万元。

学费高涨的现实依然没有改变。如新疆的调查显示，2000～2004年的五年间，全区教育费支出累计上涨40.5%，远远高于居民其他消费价格的涨幅。2004年，青海师范大学6841名在校生中，贫困生4167名，占60%，其中特困生2908名。每个学生的每年支出费用最低在7000元以上，包括学费3000元，最低生活费3000元，公寓费800元，书费400元。3个壮劳力养不起一个大学生。据吉林省政府研究中心的调查，2004年吉林省高校学生人均学费6000元，住宿费1000元，伙食费4800元，一年费用为1.18万元。而2004年吉林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000.42元。这意味着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4个农民的纯收入！

2005年5月14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江苏省南通市多数公办初中成为公办学校的“校中校”，校园、设备、资金、师资、领导班子等所有条件依旧，却以所谓“转制”的名义公然实行高收费。这种“名校办民校”的现象在全国普遍存在。其初衷是吸引民间资金来发展教育，但却以“改制”为幌子把义务阶段的小学和初中改成了高收费，明显违反了《义务教育法》，违反教育公平的价值。

如果说，上述种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教育产业化”思路的后果，那么，2005年9月国务院学位办通知，北京大学等9所高校研究生收费试点暂停，原定将于2006年推行的研究生收费被搁置，则标志着这一思路已开始转向。

修改中的《义务教育法》突出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念，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并规定义务教育公办学校不得转为民办学校，不得利用国家财政性经费或者学校名称、师资力量、设备设施等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对适龄儿童、少年实行考试入学；在教育教学中不得按照学习成绩等编排设置重点班，不得因学生的个性特征予以歧视，等等。这对于目前许多违反义务教育宗旨和教育规律的办学行为，转变所谓“教育产业化”的思路，无疑具有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

（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近年来，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出现的“技工荒”，凸显了职业技术教育落后的问题。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说法，北京市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占职工总量的40%，而只能满足30%，缺口达10万人。主要的问题：一是投入不足。1997年全国预算内职业教育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为11.17%，到2002年下降为6.35%。事实上，职业教育所需经费远比普通教育要高，按国际上的测算，一般应是普通高中的3倍左右。而中国却相反，2003年普通高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为264.83元，职业高中却只有239.23元。二是管理体制不顺。教育部门有一套职业教育体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又自成一套技校体系，技术培训和技术等级的提升也搞成了学历教育。三是就业准入制度不完善，许多职业缺乏就业门槛，无须培训上岗。同时，职业资格认证比较混乱，财会、法律、卫生、劳动等各部门自己认证，各搞一套。四是公办职业学校体制落后，缺乏适应市场自主发展的能力和活力。因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真正重要的是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探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更大程度地通过市场化、社会化的机制和途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新路。

2005年11月7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这是继2004年召开高职教育工作会议之后的又一次职教大会，重心在于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公开发表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做出新的规划和安排。

2004年，全国普通高中招生820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50万人。新的目标是，2006年中职将再扩招100万人，力争经过几年努力，到2010年使中职招生达到800万人以上，与普通高中相当。为此，各级政府财政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从2006年起，提高城市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建立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助学制度，将职业教育工作列入主要领导干部考核指标，把民办教育纳入职业教育的总体规划，等等。

（六）传统文化教育登堂入室

经过社会上多年的传播酝酿，恢复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愿逐渐形成某种共识，在教育界得到响应。2005年5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宣布成立国学院，承担国学专业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这是在教育体制内恢复国学教育的重大举动。

社会的国学热也在持续升温。6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宣告成立。8月10～14日，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信孚教育集团、平和英语学校联合主办的“武夷论道”在福建武夷山举行，中国主要思想文化流派——自由派、保守派、新左派的代表人物聚集武夷山，共同探讨当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社会的走向。9月2日，“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隆重纪念废除科举百年，重新认识和评价科举制度。

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6周年纪念日。当天，全球首次联合祭孔活动在世界各地孔庙同时展开。山东曲阜、上海、浙江衢州、甘肃武威、云南建水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纪念活动。

这些活动引起学界和媒体的强烈关注，引发了如何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关于国学在现代中国的地位、作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的评价等问题的争论。对于“要不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应当说大家具有高度的共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相应的更新和转化，或者说，我们今天怎样继承传统，如何适应现代生活、培养新时代的公民。从历史上看，儒学经常被人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不是培养现代公民。这正是当前继承国学所面对的真正挑战。也许只有在允许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宽容中，通过各种不同的实践探索，才能逐步回答和解决这一问题。

三讨论和建议

中国近二十多年的教育发展和改革，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改革是以体制改革为主要特征的；90年代中期以来，教育以规模、数量的扩大和增长为主要特征，可以说是“发展大于改革”。所进行的一些改革主要围绕教育经费问题，兴奋点在创收、经营、学校办公司、高收费等方面，即为舆论所诟病的“教育产业化”思路。它对教育的公益性、公正性造成的伤害，极大地影响了教育的质量和品质，使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声誉受损。而体制改革的停滞，致使政府对学校统得过死，学校缺乏活力、缺乏必要的办学自主权等问题不仅依然存在，甚至比过去更为严重，出现了行政化、官本位的回潮。

当前正在出现的教育公共政策的反思和转向，主要集中于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克服最突出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择校热、高收费等问题。教育部正在制定的教育发展纲要和对《义务教育法》的修改，将更多地体现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的思路，重心向农村地区、向义务教育倾斜。

要真正造就“人民满意的教育”，改善和提升教育品质，还需要确立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理想、教育哲学，确定教育改革的目标模式。当前的教育现实是，虽然各种标新立异的教育口号满天飞，但在教育硬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离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却越来越远，应试教育和择校热愈演愈烈。

要扭转这种不正常、不健康的局面，需要在教育思想、教育价值的源头上归真返璞、拨乱反正。同时需要重温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坚持邓小平同志所开辟的方向，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这是当前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一环。当今世界的科技竞争、人才竞争、教育竞争的背后，实际上是制度文明的较量和竞争。无论是恢复教育的公益性、公正性，改善和提升教育品质，进一步解放教育生产力，还是产生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和创造性人才，都有赖于启动和推进实质性的教育体制改革。

（一）建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确立国家和政府的教育责任

政府必须有效地履行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承担义务教育的义务。克服在教育资源配置上的不公平，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最终建立一个公开、公平的教育公共财政制度，使教育经费保障和配置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

（二）开放教育市场，打破对教育资源的垄断

更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通过市场竞争，增加教育的丰富性、选择性和竞争性，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变提高效率，改善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和途径。进一步扩大教育供给、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进一步解放教育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改变目前对民办教育事实上依然存在的歧视性政策，降低准入门槛，使教育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事业。

教育的高度行政化、工具化和功利化，是造成学校教育行为扭曲、教育品质变异的重要原因。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公正性，教育行政部门必须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和市场秩序，革除客观存在的教育部门、重点学校等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市场化的改革已经过头，而是要矫正被权力扭曲的市场。

（三）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近年来，一些教育公共政策在实践中产生了明显的不良后果。它们在制定时既缺乏社会参与和公开讨论，在实践过程中也缺乏评价和纠错的机制。2005年3月，民进中央提出《加强调研、论证制度，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的意见，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该意见希望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政府依法管理教育，推动教育政策尤其是重大教育政策的决策科学性，建立科学的教育决策程序，避免决策的盲目性、随意性和片面性。如建立重大教育问题的预警机制；建立重大教育决策的实证调研制度；建立重大教育决策的咨询制度和论证制度；建立重大教育决策的公众听证制度；建立重大政策执行过程和执行效果的评估与改进制度；等等。

（四）恢复学校的自主性，建立学术本位的管理

通过政事分离，理顺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建立学校的自主性，破除官本位、行政化和“计划学术”的弊端。以培养高级人才、研究高深学问为宗旨的大学，需要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建立以人为本、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本的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学术本位的管理，从而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生态，从根本上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北京理工大学 杨东平 ）

本文摘自《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

中国网 2006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