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关于今年台湾“3·20大选”，台湾前海基会副秘书长石齐平在选后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这次“大选”实质上是2000年“大选”的加时赛，可视为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或者说本土意识与非本土意识，“台湾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一场较量。过去台湾内部存在统与“独”两股力量，现在更贴切的说法应是“独”与“非独”的对抗，统一的力量目前在台湾已经大为削弱，遭到边缘化。并且说，“陈水扁再度执政对两岸关系影响其实不大，真正危险的是台湾内部日增月长的分离意识，这比陈水扁连任本身更引人警醒”。他进一步预测今后国民党本土派出走只是时间问题，随着国民党力量的势微，民进党将在岛内获得一党独大的有利局面。
石齐平先生不但有从政经验，淡出政坛后投身学术和媒体领域(台湾东吴大学教授、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对两岸三地政经局势的观察、研究始终没有间断，他的见解应该是很深刻的。我虽然侨居日本，以研究农学为专业，经常往返日本，台湾和中国大陆，总是心系着海峡两岸关系的问题。上引石氏对台湾政经局势的看法，我这几年来也有大致相同的印象。我的疑问，或者说问题意识是“为什么在台湾的统一力量会被边缘化？为什么分离意识会在台湾内部日益增长？据我个人的经验，也有很多好朋友过去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现在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是为什么？”
然而我一方面又对上述的看法持着保留的态度。首先，同样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我自己，既爱故乡台湾，同时中国意识在我心里是根深蒂固的。这不只是我一个人如此，我还认识许多既认同台湾又认同中国的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而且我发现这些人的意识形态大部分是偏左或偏中间的，甚至也有偏右的。什么是左或右，进步或保守，这个问题也大有商榷的必要。总而言之，这都是与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或本土意识与非本土意识之关系这个范畴有密切关联的问题。这些年来台湾流行着“本土化”这一词语，我认为这也是与刚才引用的，石先生所说的分离意识在台湾日益增长，统一的力量遭到边缘化相伴而出现的现象。这就不能不引起我极大的关注。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本土化”和台湾的本土化运动？
2，本土化运动的涵义
本土、本土意识、本土主义、本土化等概念有多种多样的涵义。美国人类学家Ralph Linton研究美洲的印第安人社会与文化，第一个提出“本土运动”的概念，用以指一个社会对涵化压力的反应以重新肯定其原有文化的运动。他把因欧洲白人大举移民美洲，而陷于生死存亡危机的印第安人界定为被统治的劣势民族。在这种状况下，处于弱势一方的民族或社会里容易产生咒术的复兴的“本土主义’(nativism)。印第安人在武力抵抗失败之后被封在保留地内，被迫使用英语和信仰基督教，从而产生要回复已丧失的固有文化与民族认同的运动，即所谓“本土主义运动”(nativistic movment)。
“涵化”(Acculturation)一词泛指文化变迁的现象，其意义有时近于“同化”。事实上，大部分关于涵化或本土运动的研究都以西方文明社会与土著社会之间的文化接触为对象，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史观的色彩。在英、美两个英语国家中，对于涵化的研究显得特别发达，尤其在英国是为了统治海外殖民地的利益之缘故。把西方文化看做涵化(或文化接触)中的布施主的观念仍然存在。
英文“localization”一词有时也被译为“本土化”，这个词也有多种涵义。一种涵义类似于上述native即土著。被外来势力统治的社会或地域，力图摆脱外来势力的影响以回复其主体性，这就是本土化运动。这里的“外来势力”事实上是指来自欧洲的殖民主义，其殖民统治不限于政治、经济方面，还及于文化、精神结构、意识形态等广泛的领域。殖民地人民被迫接受这样一种心态、即把自己的传统和固有的社会结构视为未开发的、野蛮的、落后的东西。本土化运动具有力图克服将西欧文化看作优越于自身文化的心态，从精神上脱离殖民地化的意义。
“Localization”的另一种涵义主要指政治、行政及经济上的本土化或地方化。独立后非洲各国的“非洲化”政策是个典型的例子。至于蒋经国时代台湾的本土化政策也可以认为是这一类的本土化，但须区别于非洲化的是：后者是本土的非洲人对外来的欧洲人而言的本土化；而前者本质上不是本土与外来异民族之间的对抗关系。
在这种政治、行政及经济上的本土化政策，关键在于其主张者的主体和意图如何。如果是仅仅止于自上而下的再编制，其结果往往只带来统治、被统治关系的再生产而已，不可能给一般民众带来什么恩惠。如果它跟民众的、草根性的运动相结合，那就具有重大意义。
另外，英文localization意义上的本土化，近年来也被用于指相对于地球规模的一体化的全球化，而重视地域的多样性的这样一种本土化。如日本的部分人士提倡的“地域主义”就是。最近有学者指出，台湾社会逐渐产生本土化与全球化两种不同的政治思维，这是饶有兴趣的一种新观点，值得重视。
以研究农学为专业的我自己，也对上述一种涵义的本土化与全球化之关系的问题感兴趣。如日本的“地域农业”、“地域农政”的提倡是其一例。还有，中国的乡镇企业之崛起和演变也是。
本土化之涵义是多样的，上面只举几种古典的涵义作为参照系，并不是说世界上所有的本土化运动都要以这种涵义为基准来判别其性质。台湾自有台湾的特殊性。但是考察这种现象的时候，最低限度需要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考察的对象是属于本土的／外来的、本土主义／殖民主义、弱势文化／强势文化、压迫者／被压迫者等组对立概念的现象。“认同”、“反抗”、“传统与现代”、“内发的”(endogenous)与“外发的”(exogenous)等也是与此有关的重要概念。
3，台湾的本土化运动
为了叙述上的便利，把台湾的本土化分为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两个方面来说，日据时期政治上的本土化运动表现为反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文化方面表现为反同化的新文化运动。台湾光复后，政治上的本土化运动表现为反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文化方面的本土化运动主要表现为反西化的乡土文学的重新崛起。
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昭瑛于1995年发表《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学史的考察》一文，从其副题上看，她是着眼于文化方面来论述本土化运动的。当时正是“台独热心推动本土化运动”，“本土化于今为烈，几乎已成了台湾一切文教活动的基本教义”的时候。显然，她旨在为被“台独”“引入歧途”的本土化运动正名。我基本上赞同陈昭瑛的论点，但觉得她的有些论点似乎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这为的是使议论有助于台湾本土化运动的理论更趋于完善，使理论更能发挥它指导两岸和平统一运动之实践的作用。
陈昭瑛将过去一百年来的本土化运动约略区分为日据时代、战后及今日的三阶段，并将各个阶段之本土化运动定性为“反日”、“反西化”、“反中国”之运动。她是从“本土的(native)／外来的(foreign)”或“本土主义(nativism)／殖民主义(colonialism)”这组对立观念来思索台湾的本土化运动这一立场来给与如上的时代区分的。我觉得这个立场是对的。既然这样，那么把1983年以来的现阶段定为“反中国”的运动阶段就不无问题。
首先，本土化运动的主体是谁，这问题在陈教授那里就模糊了。不论在逻辑上或事实上，本土化运动的主体只能说是台湾本土上最广大的人民或被殖民的人民。那么，这里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广大的台湾人民是不是反中国？这就要具体的实证分析。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话，“反中国”的本土化运动这个命题就不能成立。
其次，从上面提的两组对立观念来思索，在现阶段的台湾也不可能有“反中国”的本土化运动。因为台湾不存在外来异民族的殖民统治或“外来政权”。如果硬要说“外来政权”的存在的话，那就必需以台湾是独立于中国的主权国家为前提，至少也要证明“台湾主权未定论”是能成立的。台湾不存在什么“外来政权”，存在的只是来自帝国主义或外国势力的外来干涉。台湾的本土化运动要反对的不是中国，而是帝国主义和外来势力，以及其在台湾的代理人。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陈映真指出将反日、反西化和独派及中国的“本土化”列为文化史上的先后分期，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在理论上就怕不无瑕疵”，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说并不等于否认目前在台湾确实存在“脱中国化”或“去中国化”的现实。问题是谁或哪些势力热衷于搞“去中国化”，要把这个问题和本土化运动区别开来，这样才能赋予本土化运动以积极的，健康的意义。
陈教授是爱国的，她的论文是出于对以儒教为主的中国文化在台湾之处境的危机感而作的，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美德之忧患意识。她在新儒学之创新方面做了大量优异的工作，其中对当代儒学对“现代化”的定义重新加以审视的工作是很新鲜的。例如台湾的原住民运动、环保文学(环保运动)作为本土化运动的意义，都做了富于启发性的研究工作。还有对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方面也有很好的研究成果。附带地说几句题外的话，谈到原住民运动，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前年3月我有事回台湾，顺便访问了一个从事于原住民成人教育的NPO团体，其成员都是女性原住民。而且每个人的种族身份都不一样。当时正是民进党热衷于推动本土化运动的时候，我就主要跟她们谈本土化运动。一个妇女说：“如要说本土化，我们最有权利讲话。”另一位不直接谈本土化，而告诉我说：“我对自己儿子很伤脑筋，他大学都毕业了，工作换来换去，一直都没有固定的职业。”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若有所思地说：“他怕别人知道他是原住民。一个不敢认同自己种族的人，别人也不会尊敬你。”
今天原住民在台湾地位这样低下，汉民族首先要负起责任。汉族侵占原住民的土地，把他们从平地赶到山上去。汉族摧毁他们的文化，造成他们“族群文化的失落。”而原住民文化才是真正代表台湾本土文化的。现在，以“台独”为党纲的民进党政权自外于汉族大谈其本土化，这种以省籍或地域观念为基础的台湾本土化运动，叫原住民如何去理解？
4，乡土文学论争与本土化
本土化运动反映在文学思潮中，以乡土文学最为显著，我们可从乡土文学里窥视各种各样的本土意识。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末曾发生乡土文学论争，从那一次论争里能了解到台湾本土化运动的性质以及所存在的问题。这里当然有涉及纯文学领域的问题，也有涉及政经、社会的问题。此地想从本土化运动的观点来考察，略抒已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土文学是文化冲突的产物”。五四乡土小说是如此，台湾的乡土小说诞生在严酷的日据时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突出地反映中、日两个民族之间同化和反同化、殖民化与反殖民化的斗争。很早以来台湾就处于不同文化的冲突之中，台湾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一直面临着汉民族包容下的本土文化与外来各种文化孰优孰劣的思索和选择。这一点，就整个中国近代史来说也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就是属于最本质的、正面意义上的本土化运动的范畴之问题。
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是在蒋政权统治下反共文学、现代文学盛行的环境中挣扎成长起来的。它具有浓厚乡土气味，是反权威、反西化(现代主义)的人民文学。它继承了日据时代反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反封建精神的传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复苏茁壮起来。这样的乡土文学很难为依仗美、日等外国势力的国民党政权所容忍，这是容易想象的。于是乡土文学遭到了国民党御用文人和现代派文人的围剿，对此乡土派给予反击，这就是乡土文学论战。
在这次论战中，值得注目的是湖北省出身的反西化的、“激进的儒家”徐复观。他对乡土文学的本土主义完全了解与认同，坚定地站在乡土文学派这一边。因为中国文化不论对徐复观或是有过反殖民抗争经验的台湾本省人来说都是本土文学，在外来文化的侵略之下奋起而保卫自己的本土文化，这是一切民族主义者的本能反应。
谈到台湾乡土文学的反西化、反现代主义(modernism)、反奴化思想，这里不能不提著名爱国作家吴浊流。在70年代初我跟吴先生见过几次面，他还亲自将他手书的一首他自己作的汉诗赠送给我，他是我尊敬的老乡、大前辈。吴浊流(1900-1976)是跨越日据时代和台湾光复后两个时代的乡土文学家。我的藏书里有一本吕新昌著《铁血诗人吴浊流》，每读起来觉得格外亲切。
吴浊流在1964年4月创办了《台湾文艺》，他谈到他兴办《台湾文艺》的意图是：为了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文化传统。1969年他又设置了“吴浊流文学奖”，为的是培养新人，殷切期望青年摆脱“自甘屈居于西洋文学脚下挣扎以为荣”的“奴化思想”。又说：“我们的固有文学，不消说须要近代化，但近代化不是西化，亦不是日化。所谓近代化是要将因有文化的优点及其特质继承下来，不能拿西、日文学来代替，需要自立自主。”他在《漫谈台湾文艺的使命》一文中明确指出：“台湾文艺要根据台湾的特殊环境而产生一个个性，这个性又要合于中国的普遍性，同时具有世界的普遍性，才有价值可言”。
这里说的“个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对思考日后发生的关于“台湾意识”(台湾结)与“中国意识”(中国结)以及围绕“台湾文学”之统独论争等问题时，是很重要的观点，而这些论争的萌芽已可见之于乡土文学论战之中。
台湾“2·28事件”后避难到大陆来的台湾出身的老作家周青先生，对“台湾意识”的理解也提出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这个观点。周先生在《从乡土文学窥视“台湾意识”》一文中说：“台湾文学的自主性我很欣赏，某些‘本土’论调却带有浓厚的‘分离’味道”。周先生在这里谈的大概是指在这之前1983年写的一文《台湾乡土文学与爱国主义》里的下面一段话：“表现特殊性的‘台湾意识’本身，就包含着普遍性的‘中国意识’，两者不能分隔开来。如果有人故意过分强调‘台湾意识’的特殊性而与普遍性的‘中国意识’对立起来，那么，必然就会走上邪路，走向分离主义的泥坑。”进入上世纪80年代，围绕台湾文学应表现什么样的理念意识，在乡土派作家内部产生了分歧，出现了南北两派的现象。以台南的叶石涛为代表的、以1982年创刊的《文学界》为舆论园地的南派认为台湾文学应表现“台湾意识”。而台北的陈映真以经过革新的《台湾文艺》为舆论中心，认为表现“中国意识”是台湾文学的使命。就当时双方的说法来看，叶石涛与陈映真两位的看法可以说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正如周青先生说的：“这两种观点的矛盾，是双方对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分歧在于，‘出发点的差异’”。周青先生“对乡土文学南北两派的一点希望”是“南北两派的大方向都认同民族文学，至于北派的《台湾文艺》和南派的《文学界》在个性上的差异，是可以通过交流和取长补短来互相推动，这样大家可在民族思想的基础上，努力把台湾乡土文学推上世界水平的高度，为中华民族争光！”
可是，在今天看来周青先生的这个善意的期待似乎落空了。包括叶石涛在内，过去曾经认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的台湾本土作家，现在已经来了180度的转变，开始主张台湾文学的“自主性”，主张“台湾文学国家化”了。周青先生当初表示期待南北两派交流合作的同时，并不是一点都没有担心后来会这样转变的危险性的。上面提到的他对某些台湾文学“本土论”调表示担心，就可证明这一点。
应该注意到上述乡土文学派的分歧与后来的分裂演变，是随着政治领域的演变而进行的。80年代以后政治文学的流行也应该与这种潮流有关。联系这一点，考虑到台湾在统独倾向上有相当明显的地域性，即以浊水溪为界，其以北倾向于统，以南倾向于独这一现象，那么用个性与共性的关系这一范畴来说明“台湾意识”就不能停留在一般性的概括，而需要多学科交叉的、综合而具体的分析。
在这方面，用二战后新兴的学科“地域研究”(Area Study)的方法来研究“台湾意识”等问题也是可行的一种。这门学科始于美国。二战期间基于实用主义，出于战略上的需要，美国政府动员了全国包括东方学者在内的研究外国的专家，把世界划分为几个大地区，从事研究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Ruth Benedict的《菊花与刀》就是作为这个“地域研究”之一环的日本研究的成果。二战后许多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在批判这种美国式的“地域研究”之基础上，赋予“地域研究”以新的内容和研究方法。福建社会科学院的刘登翰先生《闽台文化研究的文化地理学思考》一文，是为闽台文化的研究提示一个文化地理学和文化史学交叉的综合视野的尝试，而这也是属于刚才说的一种“地域研究”。关于闽台是否同属一个文化区的问题，同样关联到怎样看待同一性和特殊性的问题，这就要实事求是地、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来具体地分析、研究。刘先生应用这种研究方法于闽台文化方面给我有益的启示：
“文化的同一性，是文化区的标志。然而，事物的发展并不是均衡的，即使在一个共同文化区里，文化的同一性是基本的，是就其总体的状态而言，而文化的差异性虽是特殊的，但却是普遍存在的。不过这个普遍存在的差异只是同一文化产生的某些不同形态而已，并不从根本上改变其文化在质态上的共同特征。如果差异成为主体，改变了文化的同一性质，成为两种不同质地和形态的文化，那么一个共同文化区便可能分化为两个不同的文化区。这是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和转化的普遍规律。”
回到“台湾意识”或台湾文化的问题上来，现在我们主要需要研究的一个方面是：闽台之间文化差异性(其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是否根本改变了闽台文化的同一性，而成为另一种在本质和形态上完全不同的文化。刘先生从大量的事实考察，例如对家族制度、聚落方式、文字和方言、宗教信仰、民间习俗、文学艺术乃至浸透在日常生活中的那一部分常俗文化等的考察，初步得到的结论是：“看不到这种从形到质的完全分野。相反的，在近20年闽台频繁的交往中，不断的文化寻根、归宗认祖，有一种消弥差异，走向新的整合的趋势。闽台之间的文化同一性，依然是本质的、主导的。”
民进党当局主导的本土化运动一心要“去中国化”，其实他们想要去掉的正是台湾的本土文化，所以它一定会面临来自民众的本土运动的顽强抵抗，这是肯定的。
5，“精神的荒废”应该清理
著名乡土文学作家、“中国统一联盟”发起人陈映真先生，今年1月30日在上海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忧心忡忡。他说：“台湾的文学界转变成‘台独’的比例，连我都出乎意料”，“在70年代末期，有一场乡土文学论争，当时还信誓旦旦地说台湾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一些台籍作家，也是一夕之间，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就完全都站到‘台独’那一边。这是投机，是机会主义”，“‘中国统一联盟’在‘台独’逆流比较猖狂的台湾，基本上还是比较被边缘化的团体”。他回顾8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界的转变，谈到目前台湾强烈的文化本土意识就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反中国主义，对此他觉得很痛心。他说：“他们甚至用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的言语来侮辱中国，像‘清国奴’等等，还说外省人是‘中国猪’。……这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同族相憎，不只是伤人，而且用帝国主义压迫台湾人的话又来凌辱自己的民族，是以殖民统治者的眼睛来看自己的民族，以为自己已经是被宗主国开化了的人，从黑人变成了白人，然后用白人的口气来骂黑人。”对这种社会思潮，陈映真觉得包括外省籍在内的台湾作家、学者应该堂堂正正站出来说话，说：“我觉得在台湾的文化人需要反省。”
以上大段引用陈映真的谈话，是因为它与我这里的论题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天，一位在台湾的日本人跟一位台湾人“学徒兵”(台北帝大文政学部的三年级生)谈台湾的将来。那位台湾人“学徒兵”说：“日本战败了，台湾是光复。大概蒋介石的军队会回来吧。但是台湾的‘民度’（注：“民度”这句日语，查《新日汉词典》<增订版/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的意思是“人民的生活、文化程度”。“民度”低就是生活、文化水平低的意思。）远比他们高，这是五十年来‘日本的统治’的结果。我们不能跟他们(指中国)走。那么，怎么样好呢？那就是走第三条路，就是独立。然后同日本和中国对等来往。”那位日本人当时还年青，还不能理解这一段话的分量。经过16年后重新回忆那位台湾人“学徒兵”说的那一段话、从双重的意义上，他已经能明确地体会到其分量。第一、关于使台湾人相信“台湾比中国‘民度’高”的那种“日本的统治”，第二、关于这种“日本的统治”的结果使台湾人向往独立的问题。同时他现在想问那位台湾人“学徒兵”一句：“你怎么样看作为一个日本兵的你自己？”
上面一段台湾人日本兵跟日本人谈话的故事，是一位出生于台湾的、比较有良知的日本作家尾崎秀树说的。记得我留学日本初期，我们东京大学中国同学会曾经邀请尾崎先生给我们讲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我们也曾经几次围绕台湾的“民度”是否高于中国大陆这一问题展开过辩论。
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台湾的“民度”高于中国。他于1993年旅游台湾，将他的见闻写入一本书《台湾纪行》。里面有这么一段说法：“从大陆背着‘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穿着土里土气的鞋子登陆上来的大陆系的人们，建立统治阶级，屠杀、凌辱、差别本岛人。奇妙的是，被隶属的本岛人的‘民度’比较高。”司马说的“民度”是指诸如电气等科学、技术、卫生、法治等等。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日本的统治”带给台湾的。李登辉在他与司马对谈时也承认这一点。关于上述“民度”孰高孰低的问题，司马有发表他的见解的自由。令人气愤的是他绝口不提日本人曾经穿着“文明”的鞋子登上中国大陆，杀光、烧光、抢光中国的这一段历史。
在日据时期不少台湾的知识分子一心想要做“皇民”而做不成，因此感到绝望的情结，尾崎秀树称之为“精神的荒废”。他说：“对于这精神上的荒废，战后台湾的民众可曾以全心的愤怒回顾过？而日本人可曾怀着自责之念凝视过？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精神的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看来，许多台湾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就是因为战后没有经过严峻、彻底的清理，所以殖民地时代造成的精神的荒废，还是和现在产生干丝万缕的关系。
固有文化须要现代化，但是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也不等于日本化，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而在台湾，现代化与日本化之关系的问题具有其特殊性。前面提到的尾崎秀树生于殖民地台湾，长于台湾，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日)也好，8月15日(日本投降之日)也好，他都在台湾跟台湾的民众一起体验过。他想把从“九一八”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为止的15年战争领会为日本的近代化所带来的归宿。思索中日关系的时候，他想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引进殖民地问题作为中介，来解决这个复杂而曲折的方程式。这就是他研究殖民统治下台湾文学的动机。
上面谈到的“精神的荒废”就是殖民地问题，而战后的台湾没有把它彻底清理，所以才有例如陈映真说的台湾文学界转向“台独”的倾向。陈昭瑛曾经指出在台湾的台湾文学研究，有一股藉主张客观研究为幌子，去为“皇民文学”进行新的研究，为“皇民文学”平反的趋势。所谓“皇民文学”指的是40年代前期，日本殖民当局为配合其“皇民化”运动而在台湾鼓吹的文学创作活动，而“皇民化”运动就是一种彻底的同化政策。时隔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在台湾文学界居然仍有些人想美化“皇民文学”，为“皇民文学”作家脱罪，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日本把太平洋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在日本，“东亚”、“大东亚”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称谓，它还是伴随着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之进行，其战线由中国大陆扩大到东南亚、南亚的过程而形成的政治上的地域概念。它跟“东亚协同体”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伴随着日本在中国·亚洲的帝国主义战争之进行而构成的历史的、理论的产物。其思想根源就是日本的军国法西斯主义。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由日本政府主导先后于1942～1944年举行了三次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那里，“大东亚”这个政治上的概念已经掩盖了文化上的概念了。
（陈仁端 前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
中国网2004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