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二○○四年台湾“总统大选”，蓝绿对峙严重激烈，把近十年来政党政治竞争的动员能量发挥至极至。在“大选”前，泛绿举办的“228手牵手护台”活动，以及泛蓝“311换总统救台湾”大造势都动员百万人以上，社会群情沸腾；“立法院长”王金平对此现象相当忧心，他认为台湾已经形成所谓“双峰社会”，双方没有交集，彼此谁也不服谁，长此以往，台湾在任何“国家”发展和公共政策议题上将很难凝聚共识，因此他主张选后应建立政党协商新机制，化解双峰社会的对立、暴戾气氛。然而，由于在投票前一天发生正副“总统”枪击案，加上“大选”开票结果，双方得票差距率不到百分之一，泛蓝因而控诉选举不公，发动一连串抗争行动，迄今仍未承认选举结果。执政党则明显企图藉由年底“立委”选举过半来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因而提出“割喉论”，这也导致双峰对峙现象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以下将就台湾双峰社会的现象和意涵，两岸对抗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分裂扩大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两千年后的发展，以及当前的困境作一初浅分析。

二、台湾双峰社会的现象与意涵

双峰对峙可以展现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各领域，从宗教、艺术、到政治、社会、经济，教育，在不同发展阶段都曾频繁呈现这种现象，从思想和辩证角度看，双峰现象意味二元对立的发展，代表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以及一个新典范出现的酝酿，不过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制度化发展看，双峰意味发展的两极化、裂痕的扩大，共识和共同利益的日趋薄弱，如果任其持续发展，整个政治和社会将进一步走向分裂，并可能引发解体的危机。

一般忧心台湾双峰社会的主要表症，就是南北对立、族群激化，以及统独情结的表面化。但长期以来，台湾一直被视为—中道社会，极端势力难以生存，这也是过去十年来各次选举，执政党都能藉打安定牌在选战中获利的因素。而台湾民众的理性与务实更展现在“陆委会”历次民调中有高达百分之七十的民众倾向在两岸关系上维持现状。至于在族群问题上，尽管不断有政治人物在选战中企图打族群牌获取认同，但从社会层面从未存在明显的族群纷争可以了解，台湾事实上没有严重的族群问题。政治评论者和若干学者因此认为台湾双峰社会的现象是政治人物基于自身目的和选战利益操作的结果，大陆学者则把原因完全归咎于民进党刻意操作“台独”民粹主义。换言之，乐观者认为双峰社会的对峙仅仅是一种选举并发症，是一种选举情境下的临时现象，并无损于台湾中道理性取向的社会结构。

然而，民主化政治社会下的选举策略运用明显具有政治社会化作用，而选战的型态、政党的分合，策略的运用都将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从这次“大选”的过程和结果可以看出，双峰社会的对峙现象己逐渐呈现结构化，和固定化，蓝绿对峙己构成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结构。执政的民进党在李登辉的襄助下，尽管未刻意强调族群和南北差异，但却通过“一边一国”，以及“公投”和台湾“正名”的操作，引导整个选战呈现“本土和非本土”，“台湾与中国”，“爱台与卖台”，“改革和反改革”的论述。从陈水扁在中南部，以及闽南族群中支持度大幅扬升的结果显示，泛绿确实通过此种选战策略而获利。对台联党和李登辉而言，陈水扁获胜的最大意义在于台湾主体意识的大幅提升，这为台湾社会建构一个拒绝中国，或是对抗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以及未来走向法理独立创造了有利根基，但这引发了在野势力不承认选举结果，并发动一连串强力的抗争。这也说明台湾社会结构的中道理性力量已日渐势微，也正走向许信良在九○年代预言的“危机社会”。

三、双峰社会形成的两岸关系因素

从历史进程看，台湾逐渐偏离中道理性绝非一朝一夕导致，必然有其长期潜在因素，换言之，并不能完全归诸于此次选举策略，或是领袖个人魅力，而必须从长期内外环境来探讨。事实上，不论在任何领域，双峰现象很少在极短期间形成，它必然有一个发展进程，尤其是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双峰现象，更植基社会潜在分裂诱因，以及于内外环境长期发展上。台湾双峰社会现象也不例外，即便这次大选的双峰现象系由选举和政治操作而成，但归根究底主要是有操作的内外环境和条件。就内在环境看，台湾社会潜在分裂因子主要表现在二二八历史问题、族群、国民党威权统治、黑金政治、财政金融的不规范行为，外环境则表现于长期性两岸关系的发展。

一般认为，台湾社会以往表象的中道、理性和和谐的原因之一是冷战对抗下国民长期威权统治压制了各种历史、政治和社会的异议和差异现象，之二是国民党正确的财经政策创造了一个相对均富的社会。但这种表象的中道、理性和一致并不意味社会分裂和歧异的不存在，自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后，这种分裂和歧异明显浮现出来。从其它先进国家的实践可以了解，这些潜在分歧原本可以通过政治民主化，政党政治竞争，以及民主规范机制获得解决。然而，李登辉执政的十二年，固然不断促进政治民主化，但却并未根本解决上述社会分歧，在2000年首次政党轮替后，这些分歧更不断扩大，并且台面化，这就有必要进一步从外环境来探寻，其中两岸关系的变化尤其具核心关键作用。

(一)两岸对峙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从1949年迄蒋经国过世前，两岸关系在政治和军事上呈现对峙，双方无论在官方和非官方的接触和互动几近于零。尽管大陆在八○年代开始推动改革开放政策，但在蒋氏“三不”政策下，民间同大陆的互动相当有限。在这种全面对峙下，台湾社会对于外在威胁来源具有高度共识，而执政的国民党事实上也相当成功的以此外在威胁保持了台湾社会长期的一致、稳定和和谐，并且发展经济，以及取得国际支持，从而也压制了反对势力的发展，维持了国民党长期对台湾的威权统治。但，1987年蒋经国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开放了大陆探亲，这一小步突破了两岸民间长期互不来往的壁垒，基于血缘文化和语言的利便，加上中国大陆大幅对外开放的诱因，两岸的互动明显易放难收，虽然两岸官方在政治和军事层面的对峙依旧，台湾官方更强调“戒急用忍”，拒绝开放“三通”，但非官方和民间采取自力救济，两岸在经贸、文化、技术、人才上的互动和交流在九○年代后明显日趋密切和频繁。

从九○年代迄今，这种“政治对抗，民间热络”的关系互动的形态都一直未改变，但此不但导致台湾官方的大陆政策备受国内和国际质疑，更导致台湾社会以往的一致及和谐遭到破坏，换言之，在“政治对抗、民间热络”的互动架构下，台湾社会潜在分歧不但进一步滋长，而且日渐发酵，引导政治社会进一步走向分裂。究析其因是在两岸政治对抗使得两岸政府一直无法针对日渐密切的两岸互动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化机制，或是进行前瞻性秩序安排，其结果导致两岸民间互动基本上朝向不规范化发展，以致社会部分个人和集团从对大陆不规范互动中获取巨额利益，但没有机会获取利益，或因为同大陆不规范互动而丧失利益的个人或团体因此而产生相对利益的剥夺感。换言之，在两岸政治对抗下，民间热络互动破坏了以往相对均衡的社会经济利益结构，社会的分歧和怨尤也因此而产生。

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言，在政府难以施力的情况下，这种不规范化发展的两岸互动确实发挥了最大活力和经济效益，尤其对台湾而言，八○年代末，曾经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大量传统产业面临土地、劳力成本和技术发展的瓶颈，而大陆低廉的土地、劳力，广大市场，以及政府的招商优惠政策明显为这些产业发展延续了生机。继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后，大资本企业，集团企业，乃至高科技产业也在九○年代后期基于国际分工，以及中国大陆日渐崛起后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因素纷纷登陆，以扩张其版图。就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政府的放任确实让台湾经济和产业能通过同从中国大陆的密切互动，平衡了全球不景气的利益损失，从台湾近几年来能够以从中国大陆贸易上的巨额顺差，来平衡对欧美贸易的衰退就可以得到证明。

但问题是不规范的发展却同时酿成了相当多社会问题。以劳力密集为基础的传统企业的出走也意味在台湾的关厂倒闭，大量工人也因此失业。大企业和高科技前仆后继的登陆意味台湾大量资金和技术向大陆转移。原本在国际分工的全球化经济下，资金和技术转移并不意味力量流失，不过，由于两岸地理位置、语言、文化利便因素，台湾资金和技术转移几乎以中国大陆为主，此明显造成台湾对大陆的日渐依赖，从两岸贸易在九○年代末期后台湾总体贸易中的比例日益上升可以了解。从建构主义治角度言，两岸对抗意味彼此相互视对方为敌人、为威胁者，在这种情况下，台湾资金、人才、技术流向大陆，以及在经济上日益依赖大陆明显象征力量的流失，换言之，台湾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安全问题，经济安全问题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日益严重的社会安全问题。事实上，在两岸在长期不规范的互动下，台湾早已面对愈来愈多由于两岸因素所导致的犯罪、卖淫、偷渡等社会问题。

(二)社会分歧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政府无力解决上述不规范互动的负面影响，导致台湾内部对中国大陆的敌意的日渐加深，也增加了对经常往来中国大陆的资本家，以及推动两岸“三通”，积极主张同中国大陆改善关系者的不满和抨击，中国大陆在国际社会毫不留情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导致台湾在亚太政治和经济中日益边陲化，以及不断增加导弹部署，又明显强化了反对中国大陆的非理性声浪，进而导致社会矛盾和分歧分裂的更进一步扩大。在对大陆政策愈来愈难以取得社会共识的发展下，台湾执政者更难以在对大陆政策上做关键性让步，甚至反而意图利用社会分歧来抗拒中国的政治军事压力，或是商人不断呼吁的“三通”政策，以避免台湾更持续性的进一步的边陲化。

明显可以了解，自九○年代迄今，在“政治对峙、民间热络”的互动形态下，台湾一直无法跳脱两岸对峙和社会分歧的相互循环，即两岸对峙导致正常互动机制难以建立，社会分歧因此进一步扩大，而社会分歧的扩大又反过来导致台湾执政者对大陆态度更为强硬，如此又增加了两岸的对峙程度和相互的敌意，正常互动机制的建构，或是“三通”的实践又因此更遥遥无期。

四、2000年后的发展

自2000年政党轮替后，两岸关系在政治上对抗日趋激烈，吊诡的是，经济互动的密切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的，这也意味社会分裂日益表面化。就两岸政治互动而言，尽管陈水扁在初期强调坚守“四不一没有”，并具有诚意同中国大陆改善关系，以及实践选前对企业的“三通”承诺，而中国大陆也以“听其言，观其行”响应，显示对民进党政府仍有期待，但问题是中国大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民进党在“台独”党纲的牵绊下，最多仅能把“一个中国”当作议题，这使得在民进党执政下，两岸关系固然未走向恶化，但总体趋势仍是朝向对抗和僵持方向前进，自然也错过了在2003年前建立互动机制的时机。就经济互动而言，由于民进党一向缺乏财经人才，上台后又未能适当处理“核四”问题，以及有效因应2002年开始的全球经济不景气危机，以致企业、团体和个人大规模出走至彼岸，但在此同时，台湾本岛经济也出现几个史无前例的现象，即2001年台湾经济首度呈现负成长，失业率创新高，也导致自杀人口的剧增，贫富差距也日益扩大。

根据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的调查和研究，在过去十多年来，能够从全球化竞争，或是同中国大陆接触交往中获利者的，其身份多半是高学历者、专业人士、资本家等白领阶级、这些人士中有为数庞大的外省族群，以及泛蓝支持者，同时更有相当多人生活于都会，以及北部地区。对照的，在日益激烈市场和竞争中的输家多半是农民、工人等蓝领阶级，其中有相当多人生活于南部，而且传统上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在全球化、企业外移和经济衰退的浪潮下，他们更是主要的失业族群，以及经济不景气下的牺牲者，这种身份和利益差距所导致的社会分歧和隐约的对抗，毋庸置疑由于上述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以及经济治理上的失败而进一步扩大。

不过，2003年陈水扁先后提出“一边一国”，以及“公投制宪”论，李登辉也提出台湾“正名”运动予以呼应，整个选战主轴明显从经济转向政治和国家认同，换言之，陈水扁和李登辉的策略是以更强硬的两岸政策，把上述社会分歧完全转向为“台湾vs中国”。在此策略主轴下，民进党成功争取到基本教义派，以及传统中南部不满民进党政绩的民进党支持者回心转意支持陈水扁，而且也巧妙把台湾经济衰退和社会问题同泛蓝阵营支持较温和大陆政策相互挂钩，这种发展的效应之一就是连宋阵营不敢再提选战初期曾经提出“一中各表，九二共识”原则，整个选战主轴被泛绿主导，“一中各表”原则被严重污名化，两岸关系的重建也将因共识的进一步被摧毁而困难重重。效应之二就是，统独和“公投”等政治因素介入经济和社会议题，导致统独、族群因素和原本属于公共政策范畴的经济和社会议题相互挂钩，从而也模糊了问题的本质，使得社会分裂难以解平，共识和交集更难以建立。

五、“3.20”后的困境与机遇

从上述可以了解，台湾原本就是一个危机社会，潜存了相当多可能导致社会走向分裂和崩解的因子，不确定的两岸关系更往往提供政治人物操作的空间，导致情势日趋恶化。因此，“3.20大选”中获胜的民进党政府如果要持续推动台湾民主的成熟发展和深化改革，就有责任让台湾摆脱上述这种社会分裂和两岸对峙的恶性循环，换言之，民进党不仅要弥平“大选”导致的社会伤痕，并且更要以具体行动推动两岸政治关系的改善，尤其一定要建立一个双方认可的有效互动机制，不能任长期以来不规范的互动持续发展，持续扰动社会人心。

从阿扁在“五二○演说”可以了解，民进党确实深刻体认以上危机，因此在“五二○演说”中，无论在族群、“宪改”和两岸问题上都释出相当多善意，问题是如何落实明显面临了严重困境：第一，大陆已把阿扁和民进党定性为“台独”，不再信任阿扁，更抢在“五二○”阿扁“就职演说”前发表“5.17声明”，强硬的表示唯有承认一个中国，才能实现两岸和平稳定的光明前景，但这恰恰是民进党和陈水扁最难妥协之处。第二，年底即将进行“立委”选举，民进党期待乘胜追击，达成“国会”过半的目标，而李登辉和台联党更是磨刀霍霍，希望在台湾主体意识高涨的基础上大获全胜，让泛蓝势力进一步崩解，以迫使陈水扁政府进行“制宪”和“正名”。因此，在年底以前，两岸关系僵局难以改善，而社会动荡也势难平息。第三，国台办的“5.17声明”，以及公开点名批判所谓“绿色”台商，激化了大陆社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公开对所谓“绿色”台商和艺人进行抵制和网络谩骂，这显示两岸对峙引发社会分歧效应已有从台湾内部延伸至大陆社会的迹象，如果此种情况持续发展，两岸相互为敌将从政府领域扩散至两岸民间和社会领域，这必然将导致两岸走向全面对抗。

针对两岸对峙和社会分歧扩大的循环所造成的危机，不仅台湾当局，大陆政府同样有责任化解。从上可以了解，尽管两岸民间来往日益密切，大陆却无法成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主要是两岸对峙和社会分歧的相互影响有其自主能动性，大陆认知的善意对台湾民众言，未必是善意，大陆认知的具有吓阻性作为，不见得对台湾民众真正具吓阻作用。不少专家和学者经常认为此种结果是因为大陆不了解台湾社会民意所致，从这次研讨会主办单位提供的论文参考题目可以了解，大陆当局明显迫切想要了解，究竟台湾人在想什么？期待什么？为何两岸愈走愈远？然而，两岸交流已十多年，大陆也有不少台湾研究专家和智库，笔者深信大陆对台湾社会舆情并不缺乏了解，但主要关键在于大陆无法改变若干坚持，政策过于僵化，无法因应快速易变的台湾政治与社会，以至陷于两岸对峙—社会分歧—两岸对峙深化的恶性循环框架内。因此，大陆在两岸关系上的作为，不应仅仅是运用胡萝卜和棍子的分化策略，而是应从根本出发，除修正若干坚持，以避免两岸政治和军事持续恶化外，还应主动塑造一个有助于消弥台湾社会在两岸互动认知和利益上的差异。当然，确保大陆社会和民间对台湾民间和社会的友好，防止两岸民族主义走向进一步冲突，无疑是当前大陆当局最重要的责任。

（张雅君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网2004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