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症结
本文的研究课题，旨在分析和探讨台湾民意。为了改善两岸关系，需要正确理解和掌握台湾民意的动态。一般常说，台湾的主流民意是和平、稳定、发展，但是现实的两岸关系形势未必如此。本文的研究课题之出发点，来自以下三点问题。
第一，为何两岸经贸互补合作的发展，起不了改善两岸政治对立关系的作用？这十余年来，两岸经贸交流不断在发展、两岸经济互补关系步步在加深，而台湾经济依存大陆市场的程度节节在上升，这一连串的两岸经贸合作动态，少有起到改善两岸关系，缓和两岸政治对立的作用。
第二，台湾特别是中南部民众，为何热衷于政治意识形态争议胜过经济民生议题？为何两岸分离敌对的主张压倒两岸和谐合作倡议？这一次台湾“大选”，姑且不谈百姓热衷于口水战，就是泛绿的政治挂帅议题主导选战，而泛蓝的经济优先议题不成气候。陈水扁政权过去四年政绩不彰还能选胜，而令眼前两岸政治关系越走越远，业已从对立层次提升到敌对关系，闯进兵戈相见的禁区边缘。这与我们所了解的期望和平、安定、发展的台湾主流民意并不相符。
第三，为何祖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吸引不了台湾民心对祖国的向心力？90年代，两岸社会都在进步，各有长短。台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政治转型进展迅速，而经济发展却趋向缓慢。祖国大陆则改革开放的成果丰硕，经济持续快速成长，社会欣欣向荣，国家地位蒸蒸日上。两岸相比，祖国大陆的表现超越台湾，并有力带动台湾经济成长。然而很遗憾，即使包括两岸人民往来年年增加，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互信不足，却一直难能改观好转。
总之，一般地说，经济是物质基础，政治思想是上层建筑，两岸经济互补历经十余年，按理必然对两岸政治关系的改善起到作用。然而，依照这十余年来的两岸关系之演变来看，到目前多为止，两岸政治关系的难度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恶化，唯物史观的理论学说实际上套用不上。何谓民意，其内涵又如何，关于台湾主流民意的理解，特别关联到两岸政治关系的民意，我们需要重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即应该认识到人们的行为中意识形态和感情因素之重要性。因此，本文的分析方法，即拟应用韦伯(Max Weber)的社会科学有关理解行为方法论来进一步分析探讨台湾民意的问题所在。
二、理解行为的方法和台湾民意
先来概观韦伯的理解行为方法之要旨。韦伯是一位20世纪的伟大社会科学大师，其学术地位可与19世纪的马克思相提并论，是近代罕见的两位社会科学的泰斗。与马克思相比，韦伯的治学方法之一大特点，在于物质和精神并重的社会多元发展史观。他兼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一面，同时重视精神思想史观的一面。亦即社会的物质基础规定人们的思想理念，同样地，人们的思想理念，包括宗教在内的精神因素和力量依然可以左右历史发展的轨道。韦伯的学问非常深渊广博，这里仅借用他的理解行为方法理论，来理解人们的行为之特性以资探讨民意的内涵。
韦伯首先设定“行为”一词的概念范畴。韦伯将人在生活中的一切所作所为，称呼举动，从举动中区分“行为”。行为的涵义有别于举动。所谓行为，就是指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理解的人之举动。人的行为之特质，可以由行为的动机和目的以及其手段三个要件来剖析其间的因果关系而加以论断。韦伯的理解行为之准绳，就是合理性。所谓合理，是指依据近代社会规范的合理，其主要特点是重视形式合理，形式逻辑上的整合，它有别于前近代的实质合理。再说近代社会的主要特质是资本主义，所以形式合理是资本主义制度通用的社会规范。
其次，据此来设定行为的各种类型。近代社会的公民之行为，依据自由意志而行，因此人的行为之动机，目的和手段的因果关系幅度很大，各种各样非常复杂。然而，正因为公民有自由意志，其行为的动机，目的和手段之间必然存在自我自足的因果规律，这个行为规律包括动机、目的、手段三者一贯的合理行为以及到情绪性或者条件反射性毫无意愿思考的非合理行为。行为规律的类型化方法，只能用抽象的理念类型来分门别类。韦伯依其独特的类型学方法，将行为分成以下四个类型，即①目的合理行为；②价值合理行为；③情绪性行为；④传统性行为。
首先，关于“目的合理行为”的含意，它是指行为的动机，目的和手段之间，合理一贯的行为。行为的动机由主观意原的思考而定，动机和目的明确，为要达到其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前后具有一贯的合理性，行为规律具有高度合理性和科学性。这种目的合理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行为中的典型就是经济行为，即为理财赢利斤斤计较的行为，一般来说，是最有形式合理性的。但是这正不意味着每一样经济行为都是目的合理，好比股市的狂热和冷落，冲动性购物都是毫无合理的情绪性行为，再说购买古董之类的物品，虽有市场行情，但难免有偏向于主观价值判断的行为。这里要说的是经济行为的主要部分是目的合理行为。其他有法律行为，许多社会行为均属于目的合理行为的范畴。但是，关于对政治行为即有所保留，因为政治行为的手段具有暴力性格，其合理性的定位偏低。总而言之，目的合理行为涵盖着最广泛的近代社会行为，因此，许多现代社会现象可以用科学方法来分析，目的合理行为的概念范畴之成立莫不是社会科学的存在基础。
其次，谈到价值合理行为的内涵，它是指行为的动机由主观价值的思考而定，具有目的意识，然而正因为动机是价值志向，所采取的手段幅度大，常有不顾结果的手段，因此丧失目的合理，而是局限于动机价值的形式合理。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政治行为、宗教行为以及社会运动、战争行为均属于价值合理行为。这些行为的目的往往是美丽堂皇，而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则往往不顾结果，背离目的而为。所以价值合理行为的形式合理性受限，是“半合理”行为。
再说，情绪性行为的概念，它是指行为的动机依据条件反射不具有意识思考，目的意识也未必明白，所以手段与动机、目的之间并不存在合理性。此一行为的特点，是在手段本身觅求行为的意义，而行为的动机、目的和手段前后不合理或者非合理。情绪性行为与目的合理行为在形式合理的准绳上正好成为两端的对比。这中间存在着无数的混合性行为类型。
最后的传统性行为之含意，它是指动机并不出自主观意念而难与说明，目的也含糊不清，手段的选拔幅度狭隘，这种行为当然没有合理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文化继承下来的习惯行为、自然行为、遗传行为等属于此一范畴。
以上四种行为的类型，是抽象的理念型类型，人们的实际行为是这些类型的混合形态，因此，我们的理解方法是针对行为的主要部分来论断其性格。为分析本文主要课题之方便，以下暂时搁置传统性行为一项，而以目的合理行为，价值合理行为以及情绪性行为三项目行为类型来探讨台湾民意问题。
再说民意的内涵，应该要与民心，或者民情有所区别。依据韦伯理解行为理论来说，所谓民心，就是指人民共同的心意、心愿，亦即大多数人的主观意愿和目的意识，而尚不具有相应的手段和举动。再说民情，它与民心是同一层次的含意，是指一般人的心情、心意，可以说是狭义的民心。
至于民意的概念，一般的含意是指公民共同的意思、意志。依照上述的观点来说，是指具有行为要件的人们之意思，亦即有动机、目的和相应手段的意思表示，有条件则付诸于行为的公意。所以民意与社会公共政策之间有直接关系，它将直接影响，左右公共政策的形成，同时，公共政策也将反映民意的走向。相形之下，民心、民情与公共政策之关系是间接的。
再谈台湾民意。台湾自从1987年解除戒严令以来，开放言论自出，90年代的政治民主改革，促进言论更加自由开放、媒体发达、民意畅通，反映民意的社会舆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更加密切。民意对公共政策的表达方式，除透过社会舆论之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政治选举。由选举产生民意代表和行政首长，左右公共政策的制定。所以选举是民意表达的重要场面，其中，政府最高领导的选举该是民意集中表达的最重要机会。
三、台湾民意与台湾“大选”
选举行为是候选人和选民互动的政治行为。一般来说，候选人(政党)提出政见，让选民对候选人的政见和候选人作评估，依自己的主观意愿动机和目的来考量投票(或者不投票)选拔候选人，投票是选举行为的手段。选举行为从候选人来说，在政党政治下，候选人和他的政见不仅是代表个人，也代表他所属的政党政治主张，这里把候选人和他所属的政党一同当作主体人格来考量其选举行为。选民方面就是具有自由意思的个人。选举行为虽是一种政治行为，不过政见议题选项不限于政治问题，也包括经济民生、社会保障、人民保安等问题。所以选民的实际投票行为之性格是包括价值合理，目的合理以及情绪性的混合类型之行为。
这次台湾“总统大选”，不消说，由两大政党阵营参与竞选争取政权。一个是国民党和亲民党两党联盟，推出连战、宋楚瑜两位连宋配候选人，这一阵营通称“泛蓝”。再一个是民进党，推出陈水扁、吕秀莲两位陈吕配候选人，这一阵营称呼“泛绿”。再说这次台湾“大选”的选战特点有三：第一是两岸关系问题的突出，第二是“公投”捆住选举，第三是口水战的泛滥。特别是关于两岸政治关系问题，针对泛蓝的“一中屋顶”说，泛绿提出“一边一国”论来对抗，成为两阵营候选人选战的最重要议题。其次，执政党陈水扁强行制定“公民投票法案”，将“公投”绑住在“大选”的同一时同一日举办，完全是选战策略的“公投”，其手段受置疑，很不寻常。再说竞选口水战，候选人排开日常民生务实议题于一边，着力暴露个人弊案，作人身攻击，台湾选民又热衷于这种是非混沌的漫骂口水论争。
至于蓝绿两阵营的政见诉求，把它当作一个政党人格的政治行为，依据上述的行为理论所设定的动机、手段、目的之因果关系观点来探讨政党选举行为的性格。总观选战，扼要地说，泛蓝是以维护“中华民国”现状作为意愿动机，倡议两岸和谐，经贸“三通”的手段，来维持“一中屋顶”下台湾的繁荣和未来统一目标。相对地，泛绿是以台湾意识为基础来落实改变现状为主观意愿的动机，倡议两岸对抗，推动“公投制宪”的手段，来达成“一边一国”、“台湾独立”的目标。
换句话说，泛蓝着重于经济务实议题，泛绿则偏重于政治意识形态议题。泛蓝的议题着力诉求选民作出目的合理的选举行为，泛绿则诉求选民作出价值合理的选举行为。已如上述行为理论所说，目的合理行为的动机、手段和目的三者之间，具有一贯的合理性，而价值合理行为则动机和目的有合理性连贯，但是因为价值意愿动机强烈，所以在手段上常有不顾结果的作法。这里如果把合理与非合理换成理性与非理性的涵义来了解，则选举行为包括候选人和选民在内，必然有非理性行为。要理解选举行为，这一点的认识非常重要。盖因一般所了解的台湾主流民意，即说人民期望和平、稳定、发展的台湾民意，是一项合理、理性的人民意愿，但是未必能照实反映在选举行为或者选举结果上。
果然，在选战的过程中，泛绿的价值合理之意识形态诉求和花招一直主导选情，而泛蓝的目的合理之民生务实诉求则表面上被动站边。泛绿的选战手段多端花招多彩，从去秋“台湾正名运动”开始，接着“公投法案运动”，到年初的“二二八手牵手守护台湾”运动之一连串民粹大动员，节节在唤起民众的历史悲情，本土意识、台湾(人)意识，甚至挑起社会族群矛盾，唆使南北部(人)的对立意识。只要为选胜几乎不顾这些选战花招手段可能带来的后患。泛绿选战确实是诉求意识形态的“半非理性”之选举行为。然而即使这样，泛蓝的民生务实议题的诉求毕竟符合希望和平、稳定、发展的台湾主流民意，选情终盘的民调乃预测泛蓝优势。而意外的转折就在于投票前日突发的枪击案。很不幸，选战竟出现暴力手段，引发情绪性投票行为。
陈吕枪击案冲击选部分选民的情绪性投票，亦即中间选民条件反射地对“受害”候选人寄与同情为动机，而前往投票，他们未必期待“受害”候选人一定当选的明确目的，而关心选举去投票本身感到意义。第二天选举结果，以0.2％之微差泛绿取胜。这一数字本身就可傍证，若无该枪击案的发生，则选举的胜败大有可能得出相反的结果。民调预测并没错，只是两个子弹改变了选举结果。虽然是意外，但把选举作为“半非合理”的政治行为之范畴来理解，也是意中事。
总而言之，台湾意识挂帅鼓吹两岸对抗的泛绿选胜，民生务实优先倡议两岸合作的泛蓝选败。这难道台湾意识就是“台独”分离意识？难道表示台湾半数民意支持台海战争、不安定、不求发展的“台独”路线？如果不是，即这次台湾“大选”结果，没有照实反映希望平和、稳定、发展的台湾主流民意。这里可看出作为台湾民意的精神面貌之台湾意识有问题，它在阻碍两岸关系的政党发展。何谓台湾意识？其真实内涵值得探讨。
四、台湾意识与两岸关系
这次台湾“大选”中，不可否认所谓的台湾(人)意识披盖了台湾社会，它己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很遗憾的是这个台湾意识有偏差。本来，本人所认识的台湾意识之根源来自台湾的历史悲情。这百年来，台湾人被满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受殖民地统治，战后又被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饱尝二等公民被差别压迫的悲情至深，心底抱有“出头天”，当家作主的强烈愿望。所以说，台湾意识就是被压迫的台湾人期求作主人翁的主体意识。这是非常当然的，正当的意识形态，而台湾意识本身不等于“台独”意识。战后，蒋政权欺视台湾意识，一部分人为了反对蒋政权的压迫，便特意强调台湾意识作为“台独”运动的精神支柱，这一段期间台湾人的这种心情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归根到底，台湾意识就是台湾人追求当家作主的意识形态。
然而90年代，台湾社会的民主化、本土化过程中，台湾意识附加了台湾本土意识、台湾认同的一些新内容。其间有人就提出“新台湾人”概念，定义爱台湾才是“台湾人”，“不爱台湾”就不是台湾人。何谓爱台湾？爱中国(大陆)的就是“卖台”，就是不爱台湾。但是“爱日本、爱美国”的就不算，反而受鼓励。有位领导人“非常爱日本”，为献媚日本公开宣称“钓角台为日本领土”，出卖台湾，但这不算卖台。有一批分离主义者明目张胆主张“将台湾合并为美国的第51州”。“台湾主权在美”，台湾当权者甘愿依人篱下，把台湾沦落为美日的保护地，挟美帝洋天子自重，奴性依旧，安有主人翁意识可谈。
现在的所谓“台湾意识”包括“去中国化”文化运动，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意识教育操作在内，以强烈的反华丑华敌对感情来挑起台湾分离意识，台湾当权者和分离主义势力作法极端偏狭，事体非常严重。不过，两岸社会的地缘、血缘以及历史文化的关系是切不断、割不开的。即使利用政治手段阻碍两岸关系正常发展于一时，也不会持久，终究是不得逞的。
从台湾近代史发展过程来看，本人认为这十余年来，台湾社会正在处于发泄百年来历史悲情、清算自我奴性精神面貌的过程中，健全的台湾意识之确立形成，还需要一段自我省思摸索的过程。台湾人当家作主之台湾意识，与中国革命和祖国大陆人民期求当家作主的意识是一致的，真正的台湾意识是有利于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也是促进祖国的完全统一的精神基础。
五、结语——两岸统一的好处
依本人的观察，台湾大多数人未必赞成“台独”。台湾的主流民意，依然是希望和平、稳定和发展。这次台湾“大选”，台湾主流民意没有照实反映出来的理由，除枪击案意外事件之外，还有两点因素。第一点是台湾民众，特别是中南部百姓对两蒋专制恐怖统治的怨气未消，心有余悸，想投票给泛蓝连宋，心理上实在投不下去。第二点是两岸经贸交流没有给台湾劳农阶层的民众得到好处，反而带来失业增加、农业衰退、底层劳工农民对两岸的经贸交流置疑不前。因此“阿扁实在不行，也要投给他”。
台湾一般民众由于两岸长期的社会隔绝，在感情上对中国大陆的祖国情日益风化，情况相当严重。今后两岸关系的最重要课题就是要让台湾人民认识到两岸统一的好处。尤其是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好处为何。特别对年轻一代的人，理解体会两岸合作的光明前景。同时也要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观点，来分析台湾社会阶层在两岸经贸交流中的利害得失，探讨台湾民意的真实形态，推动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这是本文所遗留下来的研究课题。
（刘进庆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名誉教授）
中国网2004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