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今年三月十九日，根据台湾主要的民意调查显示，连宋的支持度领先陈吕约十个百分点，而且这个差距有上升的趋势。三月十九日下午枪击事件发生后，当天晚上媒体民调结果发现，双方的支持度已经拉平，隔天投票陈吕以百分之零点二的选票赢得胜利。短短不到两天，不论选民或候选人都历经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两颗子弹的威力显然胜过再多的政见诉求、台湾前途的论述。这个事件充分凸显台湾民主政治体制的脆弱，是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人？还是民主政治不是目前政治人物想象的那么简单？

二、民粹还是民主？

许多人批评台湾这些年来尤其是民进党执政以后的政治发展为民粹，认为台湾社会在政治领域所出现的种种乱象，都是民粹惹的祸，而不是民主政治本身有问题。这种说法有部分是正确的，但也有其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民粹也是某种形式的民主政治(populist democracy)。民主政治最简单而没有争议的定义是：人民统治(rule by the people)，理想上这里所谓的“人民”是每一个人，但是由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足以决定公共政策的能力，所以任何现行的民主国家都是用“公民”取代，因此儿童不具有投票权似乎不抵触“人民统治”的概念。所谓“民粹”其实就是：人民以自由和平等存在者的身份统治自己，而不是被外在权力或人民之中被选出来的少数统治。也就是说，如果纯粹就上述对“民主”的定义，“民粹”就是“民主”，事实上现行各民主国家所实行的代议政治，根本不是纯粹的民主，因为单从“民主”这个概念来看，惟一能够阻挡政府权力的就是多数决，而现行民主国家的政府权力并不只是受到多数决的限制。

民粹式的民主政治重视政治平等性(political equality)，它主张任何限制、规范或影响人民的法令、制度或政策，必须经由人民全体决定，民进党在今年选举推动“公投”议题，所以能得到相当多数人民的支持，其实就是利用政治平等性这个诉求，以“人民自己的未来由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当家作主”等动听的口号吸引人民的支持，这背后的逻辑就是民粹式的民主，举凡“直接民主比间接民主更民主”、“支持公投就是民主深化”、“反公投等于反民主”等论述，所依附的都是民粹的幽灵。

根据上述的讨论，民粹也是一种民主，更精确地说民粹政治重视众意(popular will)，所以强调人民集体决策，它主张任何加诸众意统治的限制都是不民主。显然现行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不是这样的民主概念，而台湾所依据的“中华民国宪法”也不是这类的民主政体，基本上当前西方民主国家所谓的民主政治，通常称为自由主义式的民主政治(liberal democracy)，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主张加上民主概念所形成的政治体制，如果根据古典自由主义学者、经济学家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观点，民主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内在的和平及个人自由。所以自由主义式民主政治重视的是个人自由，基于保障个人基本自由的考虑，民主不是最终的价值，只是实现个人自由最有效的工具而已。在这样的理解下，民主等于是一个决策程序，所以海耶克反对民主多数决的无限制使用，事实上任何侵犯个人基本自由的决策，即使是多数同意也不具有合法性。这个论点有其一定说服力，举例来说，如果民主决策的合法性没有任何限制，只要大多数台湾人民投票同意将王永庆先生的财产拿一半出来平分，平分王永庆先生的一半财产就是合法的。民粹式的民主无法阻止这样的议题成为合法的公投议题，而自由主义式的民主排除这样的议题成为民主投票的对象，因为前者重视民主，而后者把民主当成手段，自由才是目的。

三、民主的缺陷

台湾人民常常称台湾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或自由社会，好像自由和民主是共生体，事实上自由和民主这两个价值并不是永远一致，有时候会出现冲突，所以自由主义式的民主政治其实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从当前台湾的实际政治来看，台湾的政治人物最多只掌握“民主”的概念，而不太理解自由主义式民主的精神和内在的问题。由于“民主”概念的运作比较容易理解，所谓民主决策就是公民全体参与投票、用多数来决定的一套决策程序，所以多数决是民主决策惟一的限制，只要合乎多数决原则，任何决定都是合法的。但是自由主义所追求的则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以保障个人的自由。从上述王永庆的例子，就可以说明民主和自由之间的矛盾，我们也可以用另一个例于阐述个人自由和民主的不一致。

假设在一间会议室中，有人提议要在室内抽烟，如果按照民主原则，这个提议是否被接受应该由会议室内所有成员共同决定，因为这个决定会影响到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决策。如果经由投票表决的结果，除了一个人之外其它人都赞成这项提案，基于民主原则，在这间会议室内抽烟就是合法的。但是如果这位反对者患有严重的气喘病，允许室内抽烟可能会危及他的生命，这种一人一票参与决策对他而言只具有表面上的公平，所以用民主方式决定可否抽烟可能会侵犯他的基本生存权；然而如果因为他一个人的主张就否决多数的决定，又显然违反民主原则。因此如果民主是最终价值，这个人无权要求大家为了他一个人而不抽烟；但是如果自由才是目的，这种情境根本就不能用民主的方式进行决策，因为如果生存权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任何侵犯此一权利的决策，即使是多数决定的结果也是无效的。

除了自由和民主的冲突之外，只重视民主而忽视自由主义式民主的真义至少会造成以下的缺点：

(1)多数暴力：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弥勒(John Stuart Mill)有最生动、具说服力的阐释，他认为强调多数的结果，在政治上会产生以多数之名，剥夺少数重要利益的现象；社会上则会造成流行意见宰割一切，让少数具有不同想法的人噤若寒蝉。这种多数暴力所造成的社会现象是：随波逐流、扼杀创造力。有些人可能认为民主本身就有价值，因为民主就是“我自己做决定”，不论结果好坏总是我自己选择的。但是这种说法有一个盲点，除非“我”永远都是多数的一方，否则民主决策的结果可能会产生“我不要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的矛盾。

(2)多数人的决定不一定是明智的决定：相信很少人会认为只要是多数人赞成的政策就是对的，柏拉图在其对话录《理想国》中指出，多数的决定很难是正确的决定，所以他在分析五种政治形态中，民主政治排名倒数第二，只比独裁好一点，对他而言独裁政权是一人决定，会产生暴君；而民主政治由多数决定，则会产生暴民。其实柏拉图所描述的民主政治，接近当代所谓的民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目前的政治乱象似乎合乎柏拉图的理论。尽管柏拉图所描述的民主政治和台湾当前的政治制度有些出入，但柏拉图所展现的智能是：只强调民主决策可能造成的结果并不是有利的，换句话说，只重视投票、多数决，而不去关心投票者是否具有充足且正确的知识、长远的眼光、以及明智的判断能力，多数有可能支持一个灾难性的政策和腐化的领导人，也就是说，人民统治的政府有可能成为和人民利益对立的政府。

(3)理性的无知(rational ignorance)：根据学者的分析，在一个人口众多的民主国家中，会倾向于产生理性无知的选民。理想的民主政治应该是人民集思广益，但是如果要达成真正交换智能和经验之后再做决策，参与决策者必须在人数和亲近性有一定的限度，如果决策的人数过多，或者决策者相距甚远，根本无法真正实现集思广益的目的。以目前民主国家的人数，要做到交换意见、深思熟虑的境地在实践上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在投票人数众多的民主国家，一般人民理性的选择就是“无知”，因为不论投票的内容是一个政策或一个候选人，如果要对这些政策的优劣或候选人的适任与否进行仔细评估，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会相当大，而即使自己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进行研究，这明智的一票在整体选票上根本不会发生多大作用。因此由于自己一票不会发生关键性影响，浪费时间深思熟虑再去投票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理性的投票者在投票前通常会选择“一无所知”。因此学者指出，通常三十秒的电视广告才是人民在投票决定的依据，两颗子弹改变台湾今年的选举结果，应该是这个论点最佳的例证。

(4)选举花招重于“牛肉”：由于选民理性的无知倾向，再加上只重民主程序，会导致另外一个恶果：无所不用其极的选举策略。在选票至上，候选人弹精竭虑地思考如何吸引选民，所以在台湾的选举花招百出，选民既然不重视政策，候选人的政见通常只能说聊备一格，因此严格地说，台湾的民主选举骗选票的成分居多。根据选后的民调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台湾人民表示自己今年的选举让他们很不快乐，这些不快乐的人当中不分蓝绿，理由其实很清楚，社会因为这次选举而撕裂，仇恨、对立、互不信任的人际关系，不可能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快乐。为了胜选，有人不惜以“爱台湾”的口号操弄族群，利用人们无法选择的出身，切割人民、制造矛盾，只要是所谓“外省人”且不支持民进党，都要背负“不爱台湾”的疑虑，甚至“卖台”的骂名。所谓“本土化”无非是分清敌我的一个卷标，说穿了就是“本省籍化”(实际应该是河洛化，河洛人自称本省人其实是种族中心主义作祟)，根本就不是政策上的差异，从陈水扁先生当选后高喊族群和解，就可以证明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选票。总之民粹式民主至上，牺牲台湾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可见只重民主而忽视其它价值的代价实在太大！

四、政治成熟需要文化养料

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或多或少会经历上述的缺点，但是台湾民主政治所呈现的恶似乎比西方社会严重，原因是西方先进国家已经是一个自由主义式的民主，而台湾则是一个民粹式的民主政治。

台湾在解严以前所谓党外人士虽然高喊民主，但是他们在行动上主要是以争取自由号召群众，这和自由主义的精神相通。而解严以后的民进党，重视的不是自由而是民主，遗憾的是，这个民主的意涵是由李登辉阐释的民粹式的民主。李登辉用一句“民之所欲长在我心”解读民主，从此台湾政治人物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就是“迎合选民就是民主”。为了追求这样的民主，民进党自然从原来捍卫人权、自由的角色，转变成以追求“台湾独立”作为诉求的政党，因为“台湾独立”对特定选民具有吸引力，而且这个口号容易引发台湾人民的自我意识和尊严感，所以具有无穷的发展性。由于从争自由和人权的政党蜕变成强调民主的政党，所以许多民进党的创党元老纷纷出走，原因是这些人并不赞成“台独”，他们当时的努力是为了突破国民党的威权，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以及参政等基本自由，这些自由和“台独”无关。

台湾社会解严以后，基本自由已经是普通常识，对已经享受到这些自由的一般人……政党基于选票的考虑，加上完全接纳民粹式的民主概念，自然就会评估增加选票的可能来源，所以“住民自决”、“一边一国”、“公投”、“本土化”、“制宪”等一连串撕裂族群、制造社会两极对立、激化两岸关系的作为，全部都可以用“选票考量”得到充分的解释。以撕裂族群为例，陈水扁当然知道如果他所统治的社会是分裂的，对一个统治者而言是不利的，但是如果用这种方法才可以取得政权，“选前撕裂，当选后喊和解”当然明智的。

但问题是台湾人民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答案是受了民粹式民主的毒害，以美国社会的族群为例，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在外表上的差异，远比台湾所谓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差异还大，但是美国在任何选举时，绝对没有候选人公开主张“黑人选黑人、白人选白人”，因为自由主义式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就是把每一个人都当成“人”，这个“人”没有种族、肤色、年龄、性别、阶级、党派的区分，这个“人”是大家的共同身分。譬如一个小孩不小心掉到水里，没有人会说：“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外省人我不救”，因为自由主义的理念是：重视“人”的尊严，只要是“人”都应该以“人”的方式平等对待。民粹式的民主重视的是多数决原则，因此任何达成目的的手段似乎都是合理的，所以公然叫嚣“台湾人选台湾人”，在台湾不但不是一种禁忌，反而是陈水扁胜选的利器。

但是有人可能会质疑：既然“中华民国宪法”不是以民粹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为何在实践层面上会出现民粹式的民主？答案是：台湾的民主制度虽然是自由主义式的，但是民主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并不代表民主被实现(realized)。譬如：交通讯号中红绿灯的设计就是一种制度，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遵守这个设计；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标志也是一个制度，但是照样有人在禁止吸烟的标志下抽烟。同样的，“台湾人选台湾人”这种撕裂族群的竞选策略，明显抵触自由主义式民主的基本精神，但是只要能切割出选票，就是好策略，这证明台湾只有制度上是自由主义式的民主，而这种民主尚未在实践中被体现。

所谓一种制度能被实现，就是说它被普遍的遵守，任何违反此一制度之规定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或道德的谴责。譬如在美国迪斯尼乐园游玩一定要按规矩排队，不排队不但会被纠举，而且也会受到相当严厉的指责眼光，所谓“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这就是一种形成共识以后的公众压力。在台湾该排队的地方照样有人不排队，但却不会受到类似的道德压力，所以即使美国人到台湾也不会排队。换句话说，排队这项规定在台湾只是一个制度，却没有被实现。

一个设计要从制度化到其实现，必须培养人民对这套制度从认同到共识，这其实就是社会化的过程，换句话说，制度的实现不是只靠条文规定，而是建立在受制度规范者普遍具有认同该制度的高度共识，因此而养成一种制度文化。台湾的民主政治，只有制度而缺乏该制度能够实现所需要的文化，也就是说，台湾从李登辉执政以来所形成的政治文化是民粹，而不是“宪法”上的民主。

民主政治是一种外来政治，台湾长期以来仍然是一个以中华文化为教化主轴的社会，政治人物急功好利，大多数都不如孙中山先生认真研读民主政治背后的一些理论依据和价值观，所以解严以后的台湾，台湾人民对“民主”的认知，都是政治人物沿街叫卖的产物，至于政治人物对民主观念的认识，几乎都是“想当然耳”。因此只有“民主”这个价值受到强化，自由主义所重视的其它价值：和谐、多元容忍、合理性、公共精神等都被束之高阁。总而言之，一个缺乏深厚文化基础的政治制度，不容易实现该制度的内在精神，反而出现许多假民主之名而行的荒谬现象，从这个角度应该可以部分解释台湾今天的政治乱象。

五、结论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并不是完美无缺，由于自由主义的论述以个人为单位，其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色彩受到许多的质疑，当代最重要的挑战是80年代所谓社群论(communitarianism)的攻击，社群论认为自由主义忽视社群在个人自我认同(self－identity)所扮演的角色，自由主义对个体的描述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个人都不是从真空中产生的，每一个人在自由选择之前，都己经承载其文化、历史、社群所赋予他的内涵，所以任何有意义的选择都预设了文化和社群。因此社群论认为理想的政治制度不应该是个人主义式的，必须重视个人所赖以形成认知和价值观的传统、历史和社群。“个人比较重要”、“社群才重要”这样的争论似乎永远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中交替出现，也许中庸之道才是建构理想社会的依据，但是中庸之道又是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本文可以处理。但是不论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建立在那一种理想之上，一个缺乏相对应政治文化的社会，很可能会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台湾的政治发展也许正处于这样的关口。

（林火旺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网2004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