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是最为海峡两岸共同接受的中国伟大的政治家。海峡两岸对他和他的思想评价都很多，但在认识上有着原则分歧。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两岸都高举孙中山思想的旗帜，都希望进行两岸学术交流，使孙中山思想研究成为两岸学术交流的突破点和推动力，从而促进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当时，尽管对孙中山思想认知上有重大的原则分歧，由于共同认同中国，双方还是妥协让步，从而使交流顺利进行。
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孙中山研究方面的两岸交流数量大为缩减，直接原因是台湾岛内以孙中山思想和三民主义命名的研究机构纷纷改名而所剩无几，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多数学者也相应改行，孙中山思想研究在台湾再也不是“显学”。更重要的原因是：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背离了孙中山思想。
本文试从回顾在这一领域的两岸学术交流从起步发展到缩减的过程，分析其政治背影和原因。
(一)孙中山思想研究是两岸学术交流的突破点和推动力。
1982年4月2日，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在芝加哥召开第二十四届年会，并举行了“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七十年后的回顾国际讨论会”，后者引起了海峡两岸和海内外新闻媒体和有关人士的高度关注，因为出席会议有来自大陆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后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先生和来自台湾的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秦孝仪先生，以及他们所率领的一些资深学者。这是海峡两岸首次业经双方最高领导同意，同时派遣学者参加由双方预先安排好的学术研讨会，是启动两岸学术交流的里程碑。
1992年6月9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的“海峡两岸孙中山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学术座谈会”，则是海峡两岸首次在大陆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和台湾孙文学术思想研究交流基金会。
在北京香山会议之前，1992年5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张海鹏研究员等2人，应台湾政治大学的邀请，赴台湾出席由该校在台北召开的“黄兴与近代中国研讨会”，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首次应邀赴台湾进行学术，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台湾的学术交流从单向转为双向的开端。
这三个“首次”都是参加以孙中山思想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也许是巧合，但这一事实可以证明孙中山思想研究是海峡两岸学术交流，起码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两岸学术交流的突破点和推动力。
在香山会议后，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的有关研究所和院学术交流委员会又和台湾学术机构联合在大陆举办了一些以孙中山思想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如1994年1月在杭州举行的“海峡两岸孙逸仙思想与儒家人文精神研讨会”，1995年2月在武汉举办的“海峡两岸孙逸仙思想与伦理社会重构研讨会”和1996年12月在昆明举行的“海峡两岸孙逸仙思想与民族文化研讨会”等等。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台湾社科界学者和有关人士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很快热络起来。从那时候起一直到现在，每年约有一百位左右的社科院学者应邀赴台湾进行学术访问，台湾有二百到三百位学者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交流的形式有邀请讲学，出席或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合作研究等等，涉及的学术领域较宽，几乎涉及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但孙中山研究还是其中往来较多的重要领域。
(二)“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与“国父”的原则分歧在学术交流中的碰撞和双方的妥协处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风严谨，举办所有的学术讨论会都要求与会学者提前一个月以上时间将论文寄送到该所审核，印刷和安排发言顺序，筹办北京香山会议也不例外，并且与台湾的主持人员事先就商定妥了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台湾的主持人一直没有履行承诺，几经催索而未果，直到离会议开始前3天(6月6日)，台湾方面主持人与先行人员才携带大部分论文到北京，近代史研究所领导随即阅看台湾学者的论文发现，半数论文不切题，多为介绍台湾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发展经验，尽管也讲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但宣导台湾经验的意图明显，还有些文章评论现行两岸关系和批评大陆现行基本政策，用词很不礼貌。于是该所领导紧急约见台湾方面的会议主持人进行沟通和磋商，在台湾学者论文是否切题的问题上讨论了很长时间，从晚上八时直到深夜一时四十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人员才开始听懂和理解，所谓台湾学者论文是否符合会议主题之争，实际上反映了两岸对孙中山思想认知上的原则分歧。
大陆认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生者”，肯定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的满清政府和建立了中华民国的历史功绩，但认为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中华民国”在法理上就不存在了。
而台湾方面肯定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至今仍然称他为“国父”，是认为“中华民国”在1949年10月1日以后，继续存在着。台湾学者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讲述台湾现状，是因为“国父思想至今仍然指导着台湾的一切。”
两岸学者对孙中山思想认知上的分歧反映了两岸当局立场上的原则分歧，客观地讲，双方都不会因为联合举办这次会议而在立场上做出让步。然而，双方都有如期召开会议的良好的愿望，还存在着对孙中山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方面，于是，经过艰辛的磋商，最后各自做出了重大让步，使这次会议如期召开，会上呈现较为宽松和平静的气氛，还洋溢着一种同为中国人的情谊，取得了较为圆满的结果，也为以类似会议取得了经验。
会议的成功体现了两岸学者和主持人的求同存异精神，准确地讲是“存大异而求大同的”精神；也体现了双方的智慧和务实精神。更重要的是，双方对中国的共同认同，也就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并按照“一中各表”的原则精神处理会议的有关具体事务。
(三)要将“孙中山思想擅扬到中国”大陆到孙中山研究在台湾的衰退。
颇有意思的是，1991年8月，以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教授身份到北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商谈筹办会议的肖行易先生，没有出席1992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香山会议，却以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于会议前夕给台方主持人发来“预祝一行顺利成功，孙逸仙思想擅扬于中国”的传真。应该说，这份传真对台湾会务人员在北京的让步和努力，是一种肯定和鼓励，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做出了贡献。但是通过会议要将“孙逸仙思想擅扬于中国”大陆，则完全符合当时台湾的当局“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策思路。
其实，当时的台湾方面并不了解孙中山在大陆的影响和地位。1949后，在天安门广场，每逢十月一日国庆节，总有孙中山的巨幅画像树立正中，甚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天安门广场两边不再树立马、恩、列、斯画像，孙中山画像仍安然不动。中国共产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在多种政治场合，都大规模地纪念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所有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都要正面讲述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孙中山思想的研究从来都是受到鼓励的“显学”而长盛不衰。评价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内含在从1949年10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和取代了“中华民国”的历史事实。
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在1949年后的台湾非常盛行，有关研究机构和研究成果都很多。但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起，在台湾以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命名的研究机构纷纷更改名称，有关研究人员也相应改行，孙中山研究已经不是“显学”了，因而研究成果也大为减少，两岸这方面的学术交流也就大为缩减了，以至有些台湾学者感慨地说，真正研究孙中山思想的还是在大陆。
而在当时，台湾当局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也就成了以“自由民主统一中国”了。进而在1998年，台湾的国民党主席和“总统”李登辉则公开喊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新提法，这就完全背离了孙中山思想，也就是不要统一而走向台湾独立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主张“台独”的陈水扁当政后，还有一点零星的两岸交流是以孙中山思想研究为主题的，个别台湾学者在这种学术会议上一再介绍民主选举的“经验”和情况，也就很离谱了。孙中山先生的在天之灵，如果真有感觉，对于台湾直接选举产生的两届“总统”李登辉和陈水扁在政治上的种种所作所为，真不知如何感想了。
(四)结语
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于1998年提出的“中华民国在台湾”论调，可谓是“理论和实践上重大突破”，使台湾政坛上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分裂口号和论调都纷纷出笼，促使了主张“台独”的陈水扁得以当选执政(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中华民国”己经成为“台独”分裂势力的招牌和工具。下台后的李登辉除去伪装而成为极端“台独”努力的总代表，对此仍然感到不够，还要进一步“台湾正名”，再来一次“理论和实践和突破”而催生“台湾共和国”。
“台独”势力的种所作所为，不仅背叛了孙中山思想，也是对中国统一大业的严重挑战和对中国和平统一事业的严重损害，必须严肃对待。学术界的任务是，必须加强两岸学术交流与研究，揭穿李登辉和陈水扁的分裂势力的“理论和实践的突破”的把戏，找到有利于国家和有利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解决办法，并使孙中山思想的旗帜重新飘扬在台湾岛内。
（卢晓衡，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网 2004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