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台湾经济正处于新一轮转型期，日益密切的两岸经济关系已成为影响台湾经济的转型的重要因素。
一、台湾经济面临新的转型期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先后经历了几次重大转型，即：50年代通过进口替代工业策略，推动台湾由殖民地经济向工业化社会转变；60年代实现经济起飞后，台湾建立起以加工出口工业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体系，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80年代中期后，岛内外经济环境剧变，传统产业外移并为新兴电子工业代替，同时经济自由化程度加深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崛起，台湾开始由工业化经济向服务业社会转变。而自90年代后期开始，台湾经济又开始步入新一轮转型期。
1.制造业外移与“产业空洞化”迹象的浮现。
信息电子产业作为台湾制造业的主体，自90年代后期开始大量外移。在1995年，台湾个人电脑及周边产业的海外生产比重仅为25％，但到2002年又迅速上升至75％，其中移往祖国大陆的比重2002年达到近60％。同时，制造业的核心产业——半导体业也开始向祖国大陆转移，并呈加速之势。
台湾信息电子产业的外移，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因素。90年后半期以来，随着IT产品的低价化以及生命周期的迅速缩短，使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跨国公司采取供应链管理模式，对从研发、制造、组装、运输、存货管理、采购、配送、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加以细致的整合，尽可能降低成本，将生产尽量推近市场，避免IT产品因运输周期或存储过剩，造成价值随着产品的生命周期结束而降低。在低价竞争策略主导下，生产制造阶段加速向低成本地区转移，IT产业链条中的生产制造乃至销售与服务环节，进一步向市场潜力大、生产成本低、具有群聚效应的地区集中，而祖国大陆正具备这些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以代工生产与设计(OEM／ODM)为主的台湾IT产业，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投资与发展策略，按照跨国公司的要求大量将生产基地向祖国大陆转移。因此，台湾信息电子产业虽是90年代才快速崛起的新兴产业，但其外移速度已打破传统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宿命：即只有步入成熟或标准化阶段的产品，才会以直接投资方式向外转移。台湾的传统加工出口产业自60年代初崛起，到80年代中后期才步入成熟期而大量外移。但对台湾的多数IT产品而言，其转移周期己大幅缩短。
信息电子产业在岛内生命周期的缩短，给台湾制造业带来新的挑战：一是在相关产业外移后，后期新兴产业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发育、壮大，并替补移走的产业：二是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制造业投资持续不振，从2000年以来甚至连续出现衰退；三是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趋缓甚至衰退，导致岛内失业率近年来大幅升高；四是制造业对外投资速度与规模远高于外资进入，呈现资金净流出，且缺口越来越大。基于此，有岛内学者认为台湾己出现“产业空洞化”的迹象。
于是，如何加快制造业升级与建立新的国际比较优势，成为台湾制造业面临的新课题。
2.服务业亟需突破新的发展瓶颈。
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岛内人均收入的提高及台当局推动经济自由化，岛内服务业步入快速发展期。服务业占台湾GDP比重迅速由1987年的52.2%大幅攀升至2003年的67.8％。从产业份额上看，服务业已成为带动台湾经济增长和吸收岛内就业的主导部门。
台湾服务业在短期内快速增长，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随着岛内人均收入的增长，特别是新台币在80年代中后期对美元大幅升值，岛内民众消费能力迅速提高，加上80年代中后期岛内泡沫经济的刺激，大大增加了服务业增长的内需动力；二是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台当局自80年代中期后开始大幅减少对服务业部门发展的干预和管制，使过去被政策限制的潜能被激发出来，也大大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民间设立新银行的开放政策，促使了岛内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并成为带动服务业的主导力量。
但自90年代后期开始，岛内外一系列环境的转变对服务业提出的新的挑战。第一，台湾服务业是典型的内需型产业，其服务的主要对象一是岛内民众消费市场，二是岛内制造业；但90年代以后由于岛内泡沫经济的破灭及人均收入增幅趋缓，民众消费扩张减慢，相应减弱了服务业扩张的动能；第二，随着制造业主导部门的加速外移，过去服务业所服务的对象不断流失，但服务业并未能追随外移的客户开拓新的市场领域；第三，政策刺激效应减弱，随着台湾经济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过去推动经济自由化产生的刺激效应开始递减。相反，有关自由化政策反而使岛内银行家数过多、过滥，出现市场过度竞争等不良后果，这是90年代末期的台湾本土型金融风暴及近年来银行呆坏帐比例的迅速升高的重要原因。
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第三产业增速减慢。1987年到1997年间，服务业产值年均增长率达9.0％；但从1998年到2002年间，年均增长率下降到4.7％。特别是金融、保险业，在1987年到1997年平均年增率高达11.5％，是带动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到1998年至2002年间，年均增长率骤降至2.6％，低于全体服务业的增长率。占岛内GDP比重高达三分之二以上的服务业增速减慢，直接导致台湾经济增长率由过去的中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台湾实质经济增长率在1987－1997年间平均为7.0％；但到1995－2002年间下降到年均3.1％。如果服务业无法加快产业升级、增加国际竞争力和拓展海外市场以增加新的发展空间，就很难带动台湾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
此外，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势头加快、国际产业分工日趋深化形势下，台湾在亚太区域的经济地位与角色也面临重新定位。在90年代中期以前的30余年时间里，台湾在亚太地区雁阵式产业分工体系中先后扮演着劳力密集型加工出口基地和电子信息产品加工出口基地的角色。但随着东南亚地区及祖国大陆经济的迅速崛起，台湾作为制造生产基地的角色日趋削弱，使今后台湾在亚太地区产业分工体系中的角色与定位面临新的选择。同时，今后随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尤其已成立的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内地与港澳建立的更紧经贸关系安排，以及推动中的东盟与中国、东盟加三等区域合作形式，也对台湾提出新的挑战，东亚地区日趋活跃的区域经济合作及由此产生的贸易、投资转移效果，也使台湾面临“边缘化”的隐忧。
二、经济转型之路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
台湾未来的经济转型之路，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联。
从台湾制造业转型角度看，台湾过去制造业的优势主要来源于相对低廉的生产成本和所形成的独特的产业分工整合的产业体系。特别是台湾的信息电子工业，在过去近20年时间里形成的密切的产业分工整合体系，即岛内业者将信息电子产业的各个产品和产业进行切割并分工生产，同时在纵向上又形成彼此密切关联的整合关系，形成地域上的产业集群现象，将台湾的国际代工生产优势发挥到极至。但随着岛内投资环境的变化以及产业的加速外移，台湾的生产成本优势已难以为继，原有的分工整合生产体系也逐渐被打破。因此从总体看，台湾既有的代工生产模式面临空前挑战。从附加价值角度看，在生产基地大量外移后，台湾制造业的升级方向应向产业链中高附加价值的上游研发、创新和下游的增值型服务方向升级。但无论是研发创新还是增值性服务，都需要有中游的生产制造作为支撑。而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生产基地外移的主要地区，台湾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祖国大陆生产能力的强力支撑。
从服务业角度看，未来台湾服务业转型升级一是应加强知识型服务业的建设，以增加服务业新的活力和进一步提高附加价值；二是应改变传统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改变传统产业的内需导向型特征，拓展新的外部市场。无论从经济地缘关系还是两岸经贸关系的密切程度，未来台湾服务业欲拓展外部市场，都无法离开祖国大陆的庞大市场支撑。特别是在制造业生产基地大量向祖国大陆转移情况下，岛内金融、物流等生产服务业向祖国大陆延伸的迫切性越来越强。迅速扩大的祖国大陆服务市场，无疑将为台湾服务业的转型提供强有力的动力。
在未来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加快势头下，台湾欲摆脱边缘化的危机，同样需要加强与祖国大陆的经济联系。在加工制造的优势逐渐式微后，台湾应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利益优势，通过加强与祖国大陆的经济整合来提高在亚太地区经济分工中的地位。通过制造业向研发、创新及增值性服务的升级，台湾可以建立起自己在发达国家和祖国大陆间的技术、服务中介者角色；通过服务业市场向祖国大陆的延伸，台湾可以充当祖国大陆的门户。如果今后两岸能够建立起更为密切的经济合作机制，随着祖国大陆与港、澳地区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效果的日益显现，以及祖国大陆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将有助于带动台湾更深地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程，提高台湾在其中扮演的地位与角色，避免“经济边缘化”的危机。
过去20余年来，两岸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对台湾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断提高。在80年代中后期台湾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对促进台湾经济的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过去4年间，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对于台湾经济走出底谷、渐趋复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2000年至2003年台湾经济年均2.6％的经济增长中，2.5％是来自于外贸顺差的贡献，而外贸顺差则百分之百的来自于对祖国大陆的贸易。今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不仅仍将是促进台湾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也将是推动台湾经济完成新一轮转型的重要因素。同时，今后台湾经济的转型，无疑也将有利于两岸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未来台湾经济的转型以及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方向，将是市场机制运作的结果，是不以人为意志为转移的。但自从李登辉提出“戒急用忍心”政策以来，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出于政治考虑，意图扭转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在台湾经济发展战略和方向的选择上，以抵制和抗衡祖国大陆的“磁吸效应”为出发点，试图建立起一个对祖国大陆有着“高度自主性”的经济体系，以避免危及其“台独”的政治目标。在两岸经贸关系上则是采取一系列政治干预和阻挠措施，使两岸经贸关系仍处于间接、单向的发展格局。这种以政治利益为优先的做法，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台湾经济的转型方向和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反而人为延长了台湾经济转型的阵痛期。过去4年来台湾经济陷入自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其深层原因即来自源于此。
（张冠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中国网 2004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