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世纪初期台湾经济的“四化”问题

2000年以来，在全球经济景气不振的背景下，台湾经济遭遇50年来最严峻的衰退局面，反映在对外经济层面，不但对外贸易、投资的多数指标呈现持续、大幅度的下滑，而且一些主要对外经济关系消长也出现较大反差。从表面上看，这些不景气与世界性投资、贸易衰退有密切关系，并且其中一些指标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也呈现利好走势，但实质上反映了台湾对外经济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透视出全球化演变格局中台湾经济所面临的一些新问题。

1.“出口导向产品单一化”问题

2000年前后台湾对外贸易呈现出“大起大落”的波动性，这固然是受世界贸易景气的影响，但症结却在于出口导向产品结构单一化。

近20年来，台湾出口产品基本上维持以电子、信息与通信产品、纺织品、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为大宗货品的“三足鼎立”格局。其中尤以电子、信息与通信产品占绝对优势比重。实际上，自1990年代初台湾制造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以来，台湾电子、信息通信产品出口比重即呈逐年递升之势，10年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至1990年代末期平均比重已达到30％以上。而其它两类大宗出口产品中，纺织品所占比重是缓慢下降的趋势，基本金属及其制品的结构比重虽是缓慢上升，但幅度不大，10年仅提高了不足1个百分点，这种结构演变格局透视出台湾出口导向产品的单一化。

台湾出口产品结构向电子、信息与通信产品的重度倾斜，一方面虽然有利于其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但另一方面会由于出口产品集中度过高，使其对外贸易容易遭受国际景气波动的影响。2000年以来台湾出口贸易的“大起大落”，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电子资讯产品需求波动所致：台湾电子信息产业主要是以个人电脑(PC)及其上游产品为主体。国际市场对个人电脑需求的饱和以及1990年代末期美国企业的过度投资，导致从2001年第二季度开始国际市场个人电脑出货量严峻衰退，从而对台湾电子、信息与通讯产品的出口造成严重冲击，致使其出口额较2000年锐减119.7亿美元、负增长23.4％，而出口市场的萎缩又导致进口引申疲弱，致使2001年台湾电子、信息与通讯产品进口较2000年缩减94.2亿美元，负增长24.4％。此外，出口衰退进一步引发台湾信息产业生产萎缩，如其中8项信息硬件的主要产品总产值在2001年上半年只有171亿美元，较2000年同期减13％，最终导致信息电子产业投资下降。

台湾经济对出口有很高的依赖性，出口出现问题将会造成经济全面衰退：除使国际收支受到影响外，还会直接带来内部经济调整，引发企业投资缩减、出口引申下降、生产萧条、失业人口增加等连锁反应。近年来台湾经济衰退，受出口贸易缩减的影响很大，透视出台湾“出口导向产品单一化”问题的严重性。

2.“新产业空洞化”问题

产业空洞化(Hollowing－Out)是指由于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大而带来的本土生产、投资、雇佣等减少的现象。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台湾先后发生了以轻纺工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石化工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大举外移，由此引发了岛内学者对台湾产业空洞化的担忧。后来由于台湾快速推进向以资讯电子(电子信息)产业为主体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产业外移造成的转型压力。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尤其2000年以来，台湾岛内资本外移逐渐转向高科技产业，与此同时，台湾经济遭受50年来最严峻衰退，出现工业生产和进出口贸易下降，民间投资、外资投资巨减，失业率攀升等现象。岛内部分学者认为，资讯产业大量外移所引发的“产业空洞化”，对台湾产业竞争力造成严重侵蚀，是导致台湾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产业空洞化”又成焦点。由于此处的“产业空洞化”是专门针对高科技产业外移现象而言，故称之为“新产业空洞化”。

按照产业空洞化的一般性衡量指标(刘红，1998；林武郎；2003)，台湾确实存在“新产业空洞化”趋势：首先，台湾资讯产业海外生产比重大幅增长。据台“经济部”2003年12月1日公布的“92年制造业经营调查报告”显示，台湾制造业海外生产比重逐年增加，岛内自制比例逐年减少，2002年委由海外生产基地生产的比重达到18.7％，相较2000年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其中资讯硬体产业的海外生产比重攀升更快，2002年已达到64.3％，较2000年提升了13.4个百分点，2003年更高达79.1％。实际上，2000年以来的四年间，台湾资讯产业委由海外生产的比例平均达到61.8％，较1990年代末期的四年提升了17.1个百分点；其中大陆生产比重相应地由29.1%增加到44.8％。其次，资讯电子产业的海外投资逐年上升。以其中之电子电器业为例(见表2)：1952——1990年台湾FDI制造业净流入达71.8亿美元，其中电子及电器产业21.4亿美元，占制造业资本净流入的29.8％。自1993年起台湾FDI制造业投资除了1995年为净流入外，其余各年均为净流出，表示台湾制造业资本外移超过外部制造业资本进驻，形成资本净流出的局面。1991至2003年FDI制造业净流出高达236.5亿美元，其中电子电器业FDI净流出65.3亿美元。2000以来四年间，台湾制造业FDI净流出158.9亿美元，占过去13年总净流出额的67.2％，其中电子电器业FDI净流出68.0亿美元，占过去13年净流出总额的104.1％，表明近年来以电子电器为主体的高科技产业外移迅速。此外，与上述台湾FDI制造业投资净流出趋势同步，台湾本土制造业从业人数、设备投资率、生产指数年增加率、劳动生产力均呈下降态势：①从业人数方面：2001年下降4.5个百分点，2002年又下降1.8个百分点；2003年也仅在前两年下降的低基期上增长1.7％；②岛内设备投资率：2001年负增长35.3％，2002年负增长0.7％，2003年仅回升0.5％；③制造业生产指数：近四年平均年增率为3.2％，较1990年代末期四年平均下降3.7个百分点；同期电子电器业下降幅度更大，达到10.2个百分点；④制造业劳动生产力：2000年以来四年较之1990年代末期四年平均下降851.9美元。

上述现象表明，岛内制造业资本外流不但引发失业率增加、投资规模萎缩，而且进一步导致其国际竞争力的弱化；岛内制造业资本外移己不单是“防御型”投资性质，而是向“扩张型”投资转变，其结果也不单是扩张经济势力和促进本土产业升级，而是造成高科技与上游工业大规模外移。新世纪以来，随着台湾以资讯电子为主体的高科技产业的海外生产比重及FDI净流出的快速增长，岛内制造业雇佣规模、投资规模以及产业竞争力出现下滑现象，透视出台湾“新产业空洞化”俨然成型。

3.“台湾经济边缘化”问题

“台湾经济边缘化”概念最初是由台湾岛内学者提出的，其主要意涵是指随着东亚区域自由贸易整合的推进，台湾面临由“贸易、投资转移”效应所带来的市场空间缩小的危险。

1980年代末期，在“南联、西和、北进”的“亚太战略”推动下，台湾经济重心开始向亚洲地区转移，至1990年代初期业己确立了以东亚为投资、贸易重心的对外经济格局。21世纪初期，东亚板块所占台湾对外经济地位更加上升到新水平：2002年祖国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地区——至此，台湾最大进、出口来源地齐集亚洲；新世纪以来的四年间，亚洲所占台湾出口比重由1990年代的49.0％上升到55.1％，所占进口比重由49.5％上升到56.5％；所占台湾对外投资比重由1990年代的57.6％上升到59.8％。而同期美国所占台湾出口比重由25.9％下降到21.1％，2003年更跌破20％，仅占18.0％，所占进口比重由20.1％下降到16.1％；所占台湾对外投资比重由11.2％下降到9.0％。由上述台湾主要贸易伙伴关系的消长可以看出，亚洲市场对于台湾经济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从目前东亚地区内浮现的AFTA、“10＋3”、“10＋1”以及JSEPA、CEPA等板块整合来看，东亚经济“机制性”一体化遵循了理性、灵活、务实原则，体现出多层次、多样化板块竞相发展以及政经互动等特色，透视出东亚经济“机制性”一体化的强大生命力——21世纪将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繁荣发展的世纪。此种形势对于游离于外的台湾经济而言，显然存在有贸易、投资转移效应导致市场空间缩小的压力。

实际上，经济边缘化是对经济体在区域经济中地位下滑现象的描述。反映经济体在区域经济事务中由于可替代竞争的出现而日渐“去中心化”的过程。表象上看，是经济体对区域经济活动参与减少、经济活力萎缩，实质上是区域竞争力的下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台湾经济边缘化问题又是台湾在亚太经济乃至全球产业分工链中的定位问题。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台湾经济创造了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其区域经济地位从美、日经济的边缘上升为亚太区域的技术、产业中介。然而，全球化浪潮的推进，祖国大陆等发展中经济体的替代竞争，以及“入世”带来的挑战，加之岛内政治等非经济因素的负面影响——凡此种种，都在改变着台湾经济赖以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动摇着台湾经济在亚太产业分工链中的既有地位，使台湾经济面临“由产业分工地位下降导致经济边缘化”的挑战。

4.经济发展战略“泛政治化”问题

新世纪以来，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岛内以及两岸政治生态发生变化：一方面是朝野政党纷争不断，一方面是民进党“台独”政治诉求下两岸关系的严重倒退。台湾当局从“台独”政治出发，统筹全球化、两岸以及岛内财经政策，从而导致其经济发展战略“泛政治化”，致使台湾经济发展赖以依托的社会、政治环境恶化，严重制约了台湾经济竞争力的发挥。

“泛政治化”集中表现之一：以遏制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为出发点推行“全球布局”战略，两岸经贸政策方面名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实则“积极管理，消极开放”。

2001年8月，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上提出“深耕台湾、布局全球”的新经济发展战略。表面上看，“全球布局”战略能够体认两岸经贸关系对于台湾经济的重要性而主张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以“主动”的经济安全观取代“保守”的经济安全观，体现了经济向度上合理的、积极的一面，但其中把两岸经贸关系纳入“风险管理”的主张，为台湾当局在两岸经贸关系上实施“政治设限”预留了操作空间，从而也暴露了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的“政治劣根性”。如同“经发会”所达成的大多数共识一样，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非但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和落实，而且由于“台独”政治影响，在实际推行中导致了对其原有经济利益诉求的偏离，最终演变为针对祖国大陆的“市场分散”策略——台湾当局一方面对两岸经贸关系实施“积极管理，消极开放”，一方面积极强化与大陆以外的经济伙伴关系，试图以“多元分散”策略减缓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步伐。

“泛政治化”集中表现之二：以意识形态主导岛内财经政策，“政治挂帅”、“选举第一”，热衷于与在野党的政治攻讦，无心着力推动经济发展。

陈水扁当局以“少数政府”当选后，视巩固政党权利、谋求竞选连任为第一要务，致使当局施政中心由经济发展转向政治斗争，岛内财经政策倍受政党政治、选举及“台独”意识形态左右，诸如针对两岸关系、核四、“公投”、“制宪”等议题与在野党政争不休、为赢取选票推行一系列短期性社会福利政策等，都尽显台湾当局以政治主导经济的“泛政治化”。

经济发展战略的“泛政治化”，使岛内政治因素对于台湾经济的影响在民进党执政的四年内上升到主导地位，其所引发的岛内政局动荡、财经政策摇摆不定、两岸关系前景不明，特别是迟迟无法达成两岸直接三通等，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岛内投资环境急剧恶化，侨外投资持续下滑，岛内企业加速外移，欧美商会纷纷撤离等。总之，台湾当局从“台独”理念出发，统筹全球化、两岸以及岛内财经政策，造成了台湾经济环境恶化，使台湾经济错过了许多发展良机。

总之，台湾经济“四化”问题作为全球化演进新格局下台湾对外经济层面凸显出来的一系列新问题，是内外部经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对台湾经济结构性、当局战略性等深层次问题的反映：“出口导向产品单一化”是传统产业出口萎缩与高技术产业内部结构性失衡的矛盾显现，其根源在于台湾传统制造产业空洞化及其产业升级不力，以及台湾高科技产业向电子资讯工业的重度倾斜(张冠华，1997；梁宏彦，2000；胡军，向吉英；2000；陈文宏，2002；李非，2003)；“新产业空洞化”导因于全球IT产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变革(张冠华，2002)，但其实质仍然是台湾资讯电子产业本身结构升级及其在国际IT产业价值链中所处地位的问题。至于“台湾经济边缘化”，表象上看是台湾游离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外而对其区域经济地位的不利影响，但最终取决于其区域经济角色调整，相当程度上是台湾当局全球化战略取向的函数。而“经济发展战略泛政治化”的根源则在于台湾当局以“去中国化”意识形态统筹对外经济政策。不难看出，“四化”问题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其中“经济发展战略泛政治化”居于主导地位，影响甚至决定其余“三化”的发展态势，是台湾经济发展的“致命伤”(曹小衡，2001；戴碧强，2001；邓利娟，2004)。

二、大陆经济成长对台湾经济“四化”的影响

台湾经济“四化”问题反映了台湾经济结构性问题以及当局经济战略导向问题。这些问题由来已久，但在21世纪初期凸显出来，主要是受全球化浪潮冲击所至。特别是大陆作为亚太新经济增长中心的崛起及其对全球化、区域化的积极参与，对台湾经济“四化”问题产生了尤为深刻的影响。对于台湾而言，大陆经济的成长效应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是机遇也是挑战。

1.大陆经济成长对台湾经济发挥“增长引擎”的作用；两岸贸易稳定增长有利于减缓台湾对外贸易波动性

近年来，特别是中国“入世”后，低要素成本优势与市场商机的显现，使中国成为全球资本聚集地：一方面原来分散在其它东亚国家的来自东亚区域外的跨国投资转向大陆，另一方面包括日本、韩国、东南亚和港台地区的东亚区域内的制造业资本也向大陆迁移。2003年大陆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1081家，比去年增长20.2％；全年吸引合同外资1150.7亿美元，同比增长39.03％；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535.05亿美元，同比增长1.44％。以实际投入金额计算，2003年对华投资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香港、维尔京群岛、日本、韩国、美国、台湾省、新加坡、西萨摩亚、开曼群岛和德国。近年来流入中国的外资不仅在数量上迅猛增长，而且在质上也有明显提升：伴随日、韩等跨国制造商而来的往往是他们的配套研发部门和一些高端产品。这些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成长为东亚乃至全球的制造业中心。此外，中国本土重工业化的推进和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启动了潜力巨大的内需市场，同时外商投资也带动原物料及中间产品需求的增加——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各国(地区)竞相角逐的“世界市场”。特别是泰国、新加坡、韩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都相继以中国作为第一出口国(或最大贸易伙伴)。总之，作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中国，正以其巨大的磁吸力量汇聚全球资本、物流、信息流，集成而为亚太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极核，带动周边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成长。

依据经济比较利益法则以及区域经济成长的“近邻效应”，根植东亚、与祖国大陆一衣带水的台湾，因为享有与大陆的经济互补优势以及地缘、文缘优势，更有条件在与大陆这一新经济增长中心的互动中获取利益，成为新一轮东亚经济重组的大赢家。近年来两岸经贸发展对台湾经济增长、经济转型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大陆已经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特别是在新世纪初期台湾经济景气急剧衰退形势下，更加凸显出大陆经济对台湾经济的重要支撑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台湾内部经济环境恶化，出口、投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唯有出口维持相对的活力。仅就2003年台湾经济成长情况分析：2003年台湾民间消费增加率、固定投资均创40多年来最低纪录。在如此严峻的内需不振形势下，台湾经济仍能够达到3.24％的年增长，主要动力来自外部需求即贸易出超，贡献率高达82％。其中，与大陆贸易出超403.7亿美元，是台湾对全球贸易顺差147.2亿美元的2.74倍。可见，两岸贸易已经成为台湾经济成长的主要牵引力。此外，两岸贸易具有稳步持续增长的特征。四年来台湾对大陆进、出口成长最为稳定。即使2001年面对台湾进、出口市场的全面衰退，大陆市场的缩减幅度也是最小的。两岸贸易这种稳步持续增长的特性对“出口导向产品单一化”所导致的台湾对外贸易波动起到了重要的缓解作用。

2.大陆作为新增长中心的出现，促进了亚太乃至全球产业分工链重组，客观上对台湾的经济转型产生压力和挑战

从区域经济空间演进角度考察，新增长中心的出现会导致新投资、贸易网路的形成，从而引发区域资源重组，产业重构，进而打破既有的经济循环模式和业已建立起来的竞争均衡，形成新的区域产业分工格局，以及新的竞争均衡——新增长中心所引发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梯度的变化，无疑会使区域成员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压力。依靠低要素成本优势从事代工制造，是目前中国参与东亚区域以及全球产业分工的主体模式。因此，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崛起对于以加工制造业为支柱的东亚经济体而言，意味着强大的替代竞争压力。而加速产业升级、提升产业分工地位则是应对竞争、抓住机遇、谋求发展的最佳选择。

台湾的制造业一向以传统的代工生产模式为主，成本、规模、产业集聚效应是其竞争优势所在，但大陆在上述方面成长迅速，逐步取代台湾成为亚太“制造中心”，从而在客观上加速台湾传统代工优势的丧失——大陆经济成长对于台湾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由此引发岛内对于大陆“磁吸作用”导致台湾经济“空洞化”的担忧。事实上，以资讯电子产业为代表的台湾高科技产业外移，与早期台湾传统产业大规模外移一样，其目的都是在于利用祖国大陆在资源、要素、市场方面的比较优势，延续产业的生命周期。产业资本外移只是“空洞化”的外在表现，产业升级滞缓导致新、老产业衔接不力而出现产业“断层”危机，才是“产业空洞化”的根本源头。台湾的资讯电子产业主要因循“代工模式”，缺乏自主研发，技术提升缓慢，在产品附加值、品牌和服务方面都很薄弱。当较低层级的资讯硬体制造业为适应全球化下信息产业“供应链管理”模式而外移寻求新发展空间时，岛内高阶产品成长有限、新形态应用领域开发不足，自然无法填补产业外移造成的“空洞”。

大陆对岛内资本的确存在巨大“磁吸作用”，但这种磁吸力量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如果说有超越市场的“魔力”，则应归因于台湾当局限制性两岸经贸政策的“推力”效应——正是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假开放，真管理”，极力离间两岸经贸关系，迟迟不开放两岸三通，诸如此类的种种作为反而迫使岛内企业加快转移大陆的步伐。由此可见，台湾产业升级不力是台湾“新产业空洞化”的始作俑者，台湾当局的“泛政治化”也起到了“发泡剂”的作用。大陆以“竞争促进者”身份形成的对于台湾经济转型的压力和挑战，从积极的角度思考，恰是台湾实施经济转型的契机和动力。如能借助两岸经济深化整合，构建台湾经济发展新利基，则有利于消除台湾“新产业空洞化”的不利影响。

3.大陆经济对区域化的积极参与有力地促进了东亚区域整合；借助两岸经济一体化融入其中是台湾防范经济“边缘化”的最佳途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步伐加快。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陆越来越多地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不同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目前已经加入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包括亚欧会议、曼谷协定、中国—一东盟(10＋1)合作机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中日韩—一东盟(10＋3)合作机制等，合作对象包括欧洲、北美、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地区。其中尤以“中国——东盟(10＋1)”合作机制为新世纪以来祖国大陆对外经济交往的新亮点。对于祖国大陆的积极态度，有台湾学者评论说：“以市场诱因为后盾，结合泛亚洲民族主义，使得中共不但表达了融入新国际秩序的企图，也展现了主导的实力，一改过去改造国际秩序的理念。……最足以说明北京方面以参与取代介入，以领导代替革命的新建设性交流政策”。祖国大陆成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关键在于其经济的日益崛起和市场空间的日益显现。“正在成为东亚共同的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已经把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了”，因此，“东亚国家就有必要签订这种协议来保护这种分工，这种合作，使大家共享区域利益”。

面对东亚经济一体化整合的新格局，台湾经济若游离于外，不但无法分享东亚贸易整合的利益，而且会遭受贸易、投资转移，导致“经济边缘化”。实际上，两岸经济一体化是台湾经济防范“边缘化”危机的便捷途径(石正方，2004)，从全球化、区域化整合的潮流看，如此；从目前两岸经济整合的现实与未来趋势看，亦如此。因此可以说，能否尽快融入东亚经济一体化整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当局的战略取向：是执着于“远离大陆的经济多元分散”，还是依据比较利益法则与大陆经济持续整合。此方面岛内学者颇多共识(赵建民，2000；蔡宏明，2001)。

三、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才是开创台湾经济发展的新利基

通过前述分析，可以明确：台湾对外经济层面所凸显出来的“四化”问题是台湾经济本身结构性矛盾的显现，而台湾当局政治诉求下的战略导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陆作为亚太区域新制造中心的崛起及其对全球化、区域化的积极参与，于台湾经济而言，是机会也是挑战。客观评估大陆经济成长对台湾经济的影响，有助于正确认识“紧密两岸经贸往来”与“保障台湾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在全球化浪潮下，两岸经贸关系不单纯是两岸之间经济往来的问题，还必须从全球化、区域化的高度加以探讨。所谓全球化，具体而言，就是在关税壁垒消除、信息科技大发展前提下，以追求最大获利机会为目的，全球资本、技术、工作机会在世界各国(地区)之间加速流动，进而形成全球产业分工网络的过程。在此进程中，不论是政府、企业或民间部门都将面对来自全球范围的竞争，都将有机会掌握全球各地的商机，也都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应对全球性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各国(地区)经济的融合和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但其消极后果却是对世界各国(地区)非对称的冲击效应和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一国(地区)要在客观必然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降低不利冲击、获取更多利益，其一是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其二是通过与其他国家(地区)的经济结盟，建构内部市场风险共担机制，以抵御和缓解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这正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并行发展的主要原因。从上述角度来看，两岸经贸关系不仅是两岸之间的经济交往，而且是全球、区域产业分工体系下的必要环节。企业对外投资，与全球生产体系紧密结合，是企业提升竞争力、拓展生存空间的基本策略，台商对大陆投资也是基于市场经济规律的理性选择，至于由此引发岛内“资本外流”、“产业空洞化”以及“经济边缘化”等现象，根源在于台湾经济本身结构性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受政府政策导向的负面影响。如果将其简单地归咎于产业外移现象、归咎于大陆“磁吸作用”则有失偏颇。

两岸经贸关系是在“后冷战”时期“经济合作取代政治冲突”的国际政经大气候中，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随着台湾经贸重心向亚洲转移而孕育、发展起来，又是以新世纪初期两岸先后“入世”为契机获得更大进步的——两岸经贸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必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而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和趋势。因此，要使台湾经济摆脱困境，就必须因势利导，抓住大陆经济成长所带来的发展机会，推进与大陆经济深度整合，构建两岸产业优势互补、合作分工的联动格局，以加快台湾产业升级步伐，推动经济结构转型。而不应以消极防御思维面对岛内企业赴大陆投资热潮、以“多元分散”策略离间两岸经贸关系。

可以说，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开创台湾经济发展新利基，是全球化、区域化、两岸经济一体化大发展趋势下，台湾经济发展的最佳战略选择，也是解决台湾经济“四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解决“四化”问题要从台湾经济结构转型着手，包括推进台湾高科技产业结构多元化、资讯产业内部结构升级以及推进传统产业信息化、高附加值化等方面：在总体发展策略上，就是由原有代工制造的出口导向模式重新定位，注重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运筹等服务环节，也即向“微笑曲线”两端提升。而把产业链低端的制造加工功能转移至祖国大陆，这样既可以因应祖国大陆的“替代竞争”，又可以利用祖国大陆的“制造中心”资源实现经济结构升级。②在具体产业发展方面，依据比较优势，选定策略发展的产业。目前台湾规划除大力发展以LCD为主导的光电产业、半导体专工产业以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内部升级外，未来发展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但这些产业尚处于初始研发阶段，短期内难以达成规模经济。此方面存在两岸分工合作的巨大空间：大陆基础科技研究实力雄厚，研发人才众多，研究成果丰硕；台湾在科研成果的转化、企业市场营销的能力、分销网络的建设等科技商品化方面，以及在微电子、通讯、计算机、光电等产业等国际化营销网络方面有明显优势。据此，两岸可以考虑在“共选项目、共同研发、共合资金、共享市场”方面展开高科技商品的产业化合作。

“四化”问题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战略性因素，除推进“结构转型”之外，还必须通过“战略重构”加以解决。在目前两岸政经矛盾纠结的大环境下，“战略重构”尤显重要，其关键在于能否跳脱“政经连环套”，消除“经济发展战略泛政治化”，从全球化、区域化、两岸经济一体化联动发展角度，重构台湾经济发展新思维。具体而言就是松绑两岸经贸关系，开放两岸三通，推动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发展。唯此，才能进一步发掘两岸经济互补优势，使台湾经济得以充分利用大陆腹地资源、市场，以及大陆经济成长所创造的“外部经济”，奠定发展新利基。

（石正方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所副所长） 

中国网 2004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