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3月举行的台湾“大选”中，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和吕秀莲以微弱多数取得了颇具争议的连选连任。陈、吕当选后，民进党占据了新一届政府中绝大部分的重要职位，可以利用的行政资源进一步增加。目前，民进党正在厉兵秣马，积极筹划年底的“立委”选战，与“台联党”分进合击，试图一举击溃泛蓝阵营，实现泛绿阵营在下一届“立法院”中席位过半的目标。从目前国、亲两党的整合态势来看，泛蓝阵营恐伯己很难形成对民进党政权的强有力衡制，这使得民进党在台湾政坛的优势持续扩大。毫无疑问，经过近二十年来的发展，民进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目前已经成为在台湾政坛上实力最强的政党。
但是在两岸关系和台湾前途问题上，由于岛内的各派政治势力争议不断，难以达成共识，而以李登辉为首的“急独”势力又在不断发展，同时由于民进党执政四年来政绩乏善可陈，于是在这次“大选”中，陈水扁在连任的压力下，为转移民众视线、主导选战议题，与李登辉密切配合，不惜疯狂挑衅大陆，从而使民进党的大陆政策越来越向“急独”的方向发展。选后，尽管陈水扁“急独”的两岸政策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在表面上有所收敛，重新向所谓“中间路线”靠拢，但种种事实表明，其“台独”的立场和本质并没有改变。陈水扁民进党推行的上述大陆政策，是造成当前两岸关系严峻局面的根本原因，而且根据各种因素预测，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严峻局面难望好转。
民进党大陆政策的调整
2000年台湾政权首次“政党轮替”，标举“台独党纲”的民进党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是上台伊始，民进党一方面面临着大陆“听其言，观其行”的强大威慑和岛内“朝小野大”的不利局面，另一方面则又缺乏执政经验，再加上台湾社会对民进党“台独”主张的疑惧，因此民进党不得不淡化“台独”色彩，推行所谓“新中间路线”。从政策层面来分析，民进党的大陆政策经过了精心包装，尽力避免引发两岸关系的紧张，为权力的巩固争取时间。
为此，陈水扁在2000年当选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四不一没有”的承诺，信誓旦旦的保证在他的任期内不会改变台海现状。接着，陈水扁在2001年的元旦祝词中又提出“统合论”，鼓吹两岸建立“政治统合新架构”。台湾“陆委会”解释说，两岸“统合论”提出的基础，“是在表达善意与弹性，这是新政府所跨出的相当大的一步。”2001年8月，台湾“经发会经济咨询委员会”又达成共识，宣布取消李登辉执政时期延续下来的“戒急用忍”用语，在两岸经贸政策方面改用“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新提法。
同时，民进党内部关于“台独党纲”的争论再次浮上台面。这些争论主要是牵涉“台独党纲”的处理问题，其实和民进党的“统独”理念和立场并无关联。其争论的背景在于，执政之后民进党在大陆政策上陷入了困局，受到“台独党纲”的很大束缚，因此“民进党内部出现了‘第二次政党转型’的呼声”。2001年10月民进党召开九届二次全代会，通过了《提升决议文位阶等同于党纲案》，并依照“后法优于先法”的解释，确立了《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台独党纲”的现有指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为“台独党纲”解套的作用。
但是，民进党从来也没有放弃“台独”主张，拒不接受“一个中国”。2002年1月10日，陈水扁在接见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访问团时就宣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承认两岸有很多争议特别是政治上的争议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双方唯有搁置争议，加强接触与对话，才能缓和两岸关系，也才能把争议、歧见降低，化解于无形”。民进党的这种立场和态度，当然不可能化解两岸僵局，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陈水扁并没有改善发展两岸关系的真正诚意。诚如台湾民进党专家杨宪村所说：民进党一方面以“不独”来缓和北京对台湾即时动武的压力，同时以“不统”来化解台湾内部独派可能的反弹，“基本上维持一种对‘统独暂时妥协’的形式，这种折衷妥协的做法，既未引爆两岸僵局，也未化解两岸僵局”。
应该说，这是陈水扁在权力没有稳固之前的一种权宜之计，随着民进党政权的逐渐巩固，大陆政策也相应作出了调整。
2001年8月，以李登辉为精神领袖的“急独”政党“台联党”成立。同年12月，民进党和“台联党”在新一届“立委”选战中获胜，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席位首次超过国民党，从而上升为台湾政坛的第一大党，岛内“台独”势力大受鼓舞。2002年4月，民进党召开九届二次临全会，通过了“政党同步”的议案，解决了“总统”与党互不统属、形同两个权力核心的矛盾，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陈水扁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活动空间。陈水扁接任党主席后，党政大权一把抓，接着7月份就抛出了“走自己的路”的风向球，声称“《台湾前途决议文》是现阶段民进党中国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这是陈水扁即将抛弃所谓“新中间路线”、推行“急独”的两岸政策的先兆。果然到了8月初，陈水扁就公然抛出了比李登辉的“特殊两国论”还要“独”的“一边一国论”，致使两岸关系迅速恶化。
随后，陈水扁的“台独”言论日益升级，愈演愈烈，在各种不同场合一再宣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都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民主进步党绝对不接受中国所主张的所谓‘一国两制’及‘一个中国’原则，绝对不能让台湾被矮化、被边缘化、被地方化”等等，气焰极其嚣张。
及至2003年“总统”选战开打以后，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更趋激进。先是公然声称即使没有法源也要搞“核四公投”、“加入WHO公投”。接着在蓝绿双方的拉锯战中，“公投立法”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虽然迫于来自大陆和美国的巨大压力，“公投法”在“立法院”表决时民进党最终未敢支持“急独”的蔡同荣版，而通过了国亲版，然而由于泛蓝阵营的重大失策，该法第17条赋予“总统”在所谓“国家遭受外力威胁”时得以发动“公投”的权力，从而为陈水扁提供了可乘之机。“公投法”通过后的次日，陈水扁就不无得意地说：“公投法”只要有这一条，民进党就没有输，并称“那是民进党最想要的公投条文”。紧接着，他就利用这一条款抛出了猖狂挑衅大陆的所谓“防御性公投”(后改称“和平公投”)议题，并且不顾各方的强烈反对，把“公投”和 “3·20大选”绑在一起，利用行政手段强力推动，企图以此来拉抬民进党的选情，最终达到连选连任的目的。“大选”期间，陈水扁民进党和李登辉“台联党”狼狈为奸、密切配合，先后组织发动了所谓“台湾正名”大游行、“公投制宪”大游行、“二二八手护台湾”大游行等等一系列的大规模造势活动，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台独”恶浪。更有甚者，陈水扁还公然抛出了2006年“公投制宪”、2008年“实施新宪”的“急独时间表”。陈水扁的上述“台独”挑衅活动，把两岸关系推向了空前危险的战争边缘，严重地威胁到台海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3·20大选”后，在大陆的威慑和美国的压力下，陈水扁在“5.20就职演说”中被迫由原来的“公投制宪”立场上向后退缩，改称所谓“宪政改造”这种较为模糊、中性的新提法，并称“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及统独的议题，不宜出现在此次宪改的范围内”，但是他仅是“以个人名义建议”，并仍坚持要“公投入宪”等，从而为日后打着“深化民主”、“尊重民意”的旗号推翻上述各项承诺、重归“急独”路线埋下了伏笔。而且，在是否要变更“国号”的问题上，陈水扁也没有明确作出说明。独派人士心领神会，说：陈水扁在“就职演说”中，“国号并不在负面表列之内，显示他仍努力做到尊重独派人士感受，并未完全排除在宪改过程中讨论国号问题，也为独派人士未来要求正名留下了空间”。
尽管陈水扁的“5·20就职演说”通篇隐藏着“一边一国”的内涵，然而他的有关两岸政策的宣示还是受到了一些“急独”派人士如辜宽敏之流的猛烈攻击。于是陈水扁不得不在5月22日向他们喊话，强调“理想应兼顾现实”，“恳求大家支持政府，支持‘5·20就职演说’。”
为了配合陈水扁的“就职演说”，表达缓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所谓“善意”和“诚意”，5·20之后民进党当局向大陆展开了新一轮的“柔性攻势”。“行政院长”游锡堃5月29日表示，欢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访台，声称大家可以“搁置争议”，“甚至可以谈一中议题，内涵和定义，只要对方愿意谈，不限议题、时间，除了台湾之外，中国也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地方”。不过他又强调说：“搁置争议不是搁置主权争议，因为台湾主权没有争议。”可见，民进党当局仍然顽固坚持“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台独”立场，拒绝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恢复两岸的接触谈判。因此，前国民党的“陆委会主委”苏起指出：游锡堃的喊话“表明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与中国的一中定义明显没有交集。”事实上，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表态仅仅是作秀而己，目的既是为了应付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压力，同时也为了消除岛内民众的疑惧，并无缓和发展两岸关系的真正诚意。陈水扁自己说得很明白，他说他的两岸政策目标是：“让多数国人满意，美国肯定，国际社会激赏，中共找不到借口”，这和他四年前的说法如出一辙。推行这样的两岸政策，人们当然不能对未来两岸关系的缓和发展抱持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同样，在两岸“三通”的问题上，民进党当局也抱持同样的态度。6月份，新任“陆委会主委”吴钊燮提出，如果大陆回到“钱其琛立场”，台湾可以与大陆就有关“三通”问题展开谈判。但是当大陆国台办作出回应、表示在推动两岸“三通”的问题上大陆坚持“钱其琛立场”不变之后，台湾当局立即露出了马脚。吴钊燮改口说：“如果‘三通’议题或其它实质议题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困扰，就可以立刻坐下来协商”，并表示两岸“三通”议题“目前还不到正式协商的时候”云云，这说明台湾当局的所谓“善意”，根本就是一种政治权谋。
民进党大陆政策的特征
大致来说，在民进党上台执政后的几年中，其大陆政策表现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一、坚持“台独”理念，拒不承认“一个中国”。民进党成立之初即已暴露出浓厚的分离倾向，及至1991年将“台独”条款纳入党纲，蜕变为货真价实的“台独党”。此后迫于岛内外的政治现实，为了早日谋取执政地位，在党主席许信良、施明德的引领下曾一度进行“台独”策略转型，但实际上“台独”理念始终都被民进党奉为圭臬而不肯放弃。及待许信良退出民进党、林义雄接任党主席，特别是2000年陈水扁上台执政后，民进党的“台独”转型也就中途夭折了。陈水扁全面承袭了李登辉的“两国论”路线，李登辉时代参与两岸决策的重要人物如蔡英文等人，几乎都被陈水扁延揽至麾下。相较之下，民进党当局比之李登辉时代推行“台独”路线愈加变本加厉，这突出表现在对两岸关系重新定位的企图上。
2001年，陈水扁成立“跨党派小组”，最终达成所谓“三个认知，四个建议”的共识。“三个认知”指：(一)两岸现状是历史推展演变的结果；(二)“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互不代表；(三)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的安全与福祉。“四个建议”是：(一)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增进两岸关系，处理两岸争议及回应对岸一个中国的主张。(二)建立新机制或调整现有机制以持续整合“国内”各政党及社会各方对“国家发展”与两岸关系之意见。(三)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尊重“中华民国”国际尊严与生存空间，放弃武力威胁，共商和平协议。(四)昭告世界，“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坚持和平、民主、繁荣的信念，贡献国际社会；并基于同一信念，以最大诚意与耐心建构两岸新关系。另如前文所述，在此后民进党执政的四年中，陈水扁民进党始终都拒不接受“一中原则”，否认“九二共识”，在其政权得以稳固后，公然抛出“一边一国论”，一再宣称“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这次“大选”中，更是提出“公投制宪”的“急独时间表”。即或在连任后的“5·20就职演说”中，陈水扁仍然叫嚣“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存在、台湾在国际社会存在的事实，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否定”，声称在他卸任之前，“一定要给台湾人民留下一部合时、合身、合用的新‘宪法’”，使台湾成为“正常、民主、伟大的国家”云云。
上述种种事实，都无不表达了民进党企图改变两岸原有的法律框架、实现“法理台独”的强烈诉求。
二、在“中华民国”的名义下“借壳上市”，推进“渐进式台独”。民进党上台执政后，按照1999年民进党全代会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有关条款(“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依照目前宪法，名字叫中华民国”)，并未丢弃“中华民国”的招牌，只是将推动“台独”由原来的体制外转入了体制内。陈水扁在多个场合一再宣称“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与此同时，又不断刻意强化“台湾”这一名词的国家意涵。陈水扁的军师邱义仁更是直接了当地说：“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对我们来讲，这就是现状的维持，一边一国是事实”。在这个前提下，台湾当局不断推进实质性的“台独”，如在护照上加注“台湾”字样，修改历史教科书，将清朝以前的历史作为世界史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这种情况，杨宪村先生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在现时不急于解决台湾定位的策略考量下，民进党或可全盘接受‘中华民国’这块招牌，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己获得选民投票认可，那就公开使用‘中华民国’名称，政治上模糊回避一中原则，淡化、避谈却坚持台独的立场主张，推行所谓‘不独而独’的政策理念。这种理念主张也符合大多数台湾民众希望维持现状、回避统独对立和统独选择的主流民意。”
换言之，民进党保留了“中华民国”的招牌，然后打着“深化民主”和“改革”的旗号，一方面加紧掏空其中的内容，另方面则不断在里面填充“台独”的质料，最后“中华民国”只剩下空壳，一旦时机成熟，丢掉这块空壳招牌，换成“台湾共和国”的新招牌，“台独”也就大功告成——此即所谓“浙进式台独”。陈水扁民进党执政四年来的所作所为，以及近期以来竭力鼓吹的所谓“宪政改造工程”，其最终目标就在于此。
三、以大陆政策来区隔政治对手，服务于民进党政治斗争的需要。在政治斗争中，民进党一向很不负责任地把大陆政策当作煽动民粹、动员民众的政治工具来使用，并将“统独”争议用“卖台”还是“爱台”的简单二分法来加以区分。对于主张“台独”的绿营，自谓之“爱台湾”；而对于不赞同他们搞“台独”的蓝营，则诬之为“卖台集团”、“中共同路人”等，进而形成了亲、仇二分的政治思考。影响所及，一方面形成了今日台湾政坛上“只问立场，不问是非”、“非友即敌”的反常现象，政党不断恶斗，“民主”日趋恶质化，搅得鸡飞狗跳，民不聊生。另一方面，由于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包含有强烈的“本土化”取向，并且以“民主化”、“主体性”的面目出现，极力标榜其“正当性”和“合法化”，因而骗得了许多所谓“本省人”的认同与支持。再加上“卖台”、“爱台”的二元区分，因而在今日台湾，造成了“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愈来愈严重的隔阂与对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扭曲心态，使好一个端端的台湾社会，被一帮无耻的政客活生生的撕裂，而真正获利者，只有他们自己！
对于煽动民粹、族群动员的严重恶果，陈水扁民进党当然不会不知，但他们四年来饱尝了执政的甜头，缺乏政绩又要保住得来不易的政权，唯一的办法当然也就只能使出这一恶招才有望奏效，于是他们不顾一切，饮鸩止渴，把这场选战血淋淋地称之为“割喉战”——鸣呼，如此“民主”，不要也罢！据民进党机密民调显示，这次“大选”连宋配刚形成时，陈水扁一度落后14个百分点以上。不过在宋楚瑜提出一中议题，并主导大法官提名延审，以及因亲民党“立委”高明见被大陆推荐为出席WHO代表酿成政坛风波之后，双方民调差距缩小到8％，而在丢出“公投”议题后，双方差距更是基本拉平。这更加刺激了民进党进一步推行激进的大陆政策。
民进党将大陆政策工具化，利用“统独”议题进行族群动员的做法，反过来也逼迫蓝营在国家认同和台湾前途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一步步地向绿营妥协和靠拢。选战初期，泛蓝阵营也曾一度主张回归所谓“一中屋顶”和“九二共识”，借以谋求两岸关系的改善与发展。然而随着选战的不断白热化，被泛绿阵营刻意煽动起来的民粹情绪不断升温，为了保住基本盘不致松动，连宋只好跟在陈、吕的屁股后边“拿香跟着拜”，再也不敢提“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了，更遑论“两岸统一”。国、亲两党原本极力反对“公投立法”，后来也被迫转向，放弃了长期坚持的立场。到了选战后期，泛蓝的主要操盘手“立法院长”王金平甚至公然表态未来“不排除独立选项”；而连宋则煞有介事地在竞选造势现场用“亲吻”台湾土地的作秀方式，以表示自己确实“爱台湾”、“认同台湾”。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台湾的国家认同更加混乱，“台独”的空间不断扩大，民进党挟持“民意”对抗大陆、推动分裂中国的大陆政策更加放心大胆、肆无忌惮。
四、依靠美国，对抗大陆。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崛起，美国认为，台湾海峡维持“不战不和、不统不独”的分裂状态最符合它的利益。这和民进党的“台独”目标有异曲同工之处和相互利用的价值。于是民进党当局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心甘情愿地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并将它作为对抗大陆的重要筹码。民进党当局虽然搞“台独”不遗余力，但是却声称自己“无意改变两岸现状”，甚至连“5·20就职演说”的讲稿也要交由美国事先审查。5·20后民进党当局不断向大陆释出所谓“善意”，主要目的也无非是要寻求美国的肯定和支持。
而另一方面，民进党又极力要把美国绑在自己的“台独”战车上。不久前台湾“行政院”提出了高达6100多亿新台币的军购案，被台湾媒体讥为“交给美国的军事保险”。近几年来，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与互动日益频繁，层级不断提高，已经在实质上结成了对抗大陆的“准军事同盟”。台湾在积极争取加入美国的战略防御体系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企图全面强化和美国的关系，作为推行“台独”的后盾。陈水扁民进党为了对抗大陆，推行分裂中国的大陆政策，早已走上了挟洋自重、引狼入室的歧途。
当然，考查陈水扁民进党执政以来的大陆政策特征，并不止上述几点，例如从推动的策略手法上来看，往往耍弄所谓“先软后硬，软硬兼施”以及屡试不爽的所谓“冲突—妥协—进步”的权谋等等，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影响民进党大陆政策的因素分析
民进党的大陆政策自2000年上台以来几经反复，从开始时的“四不一没有”到后来的“统合论”，再到后来的“一边一国论”，及至这次大选中推动“公投立法”、 “3·20公投”来为日后的“公投制宪”制造法源依据和公投先例等等，使两岸关系再度走向紧张。5·20以后，迫于各方压力，民进党的激进脚步表面上有所收敛，暂时避免了台海的立即危机，但由于陈水扁并未放弃“台独”立场和“台独”路线，因此两岸关系依然严峻，并且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新的危机。
陈水扁民进党推行的大陆政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台湾社会的政治文化发展对民进党大陆政策的影响。台湾在冲破国民党威权统治的过程中，早已存在于民间的“悲情意识”被大量释放出来，这种因台湾长期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所形成的悲情意识尽管有其合理性，但由于被某些政治势力刻意煽动和利用，因而很不幸地逐渐走上了歧路，阻碍了台湾社会内部理性化的形成。换言之，台湾社会充斥着一片“出头天”的声音，然而“出头天”之后台湾社会究竟向何处去？绝大多数的民众并不清楚而任由政客们摆布。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民主理念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虽然部分有良知的学者呼吁社会的理性，可是毕竟人微言轻，正如律师王清峰所说，是“狗吠火车”，真正能着力的地方很少。更何况还有一大批的祉会精英为了自保而选择“沉默”，甚至还有不少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卖身求荣”，投靠新的权贵。这样，使得台湾社会的“中道力量”大为削弱，各种不良的社会思潮因此而大行其道。
这种异化了的“出头天”意识，加上在过去几十年中两岸长期隔绝的情况下国民党所灌输给台湾民众的“反共”、“恐共”、“仇共”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消除，于是反映到台湾民众的两岸关系认知上，就是对祖国大陆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疑虑甚至敌意。再加上李登辉执政十二年的刻意误导，特别是民进党上台之后一方面利用公权力推行以“去中国化”为基本目标的“文化台独”政策；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加强对大陆进行扭曲性的宣传，逐渐把“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两岸统一”等一概加以罪恶化、妖魔化，使不少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认识出现了很大的偏差。这些扭曲的概念和意象，通过台湾频繁的选举所展现出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而不断被强化，使得台湾民众很难用理性的态度去审视两岸关系。“由于两岸关系恶化，对中国的仇恨在台湾社会被高度动员，这样的区分渐渐在主流舆论上经常出现，甚至出现在一般人民的工作场所、社交生活。”这是民进党何以能够挟持台湾民意，以强硬的大陆政策骗取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民进党大陆政策的变化和民进党选举考量密切相关。民进党大陆政策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两岸关系的实际发展状况，而是根据岛内政治发展的需要而调整”。2004年大选开跑以后，由于陈水扁当局的政绩乏善可陈，因此其支持率远远低于连宋。但是因为90年代中期民进党曾因为强烈的“台独”色彩而在选举中遭到沉重的打击，殷鉴不远，陈水扁并不敢贸然来挑动统独的议题。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民进党却越来越发现“台独”议题所能动员的能量。特别是2003年9月6日李登辉主导下的所谓“台湾正名”运动，其所积聚的人气令民进党为之一振，并成为陈水扁决定挑衅大陆，抛出“急独时间表”，推动“公投立法”、“公投制宪”的重要转折，也因此才会有下达动员令支持10月25日“公投”大游行的决策。
第三，岛内“急独”势力对民进党大陆政策的影响。“台独”势力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应该说，属于“理念性台独”的死硬分子(又称“台独”基本教义派)只是极少数，而绝大部分的“台独”分子都属于“工具性台独”(又称务实“台独”派)。然则“理念性台独”分子人数虽然不多，能量却很大，对民进党大陆政策的影响不能低估。他们以极为激进的立场，主张“唯有建立独立的国家，台湾才有前途”，极力宣传“台独无害论”。勿庸讳言的是，随着民进党执政四年来台湾话语环境的急速丕变，“急独”势力日趋嚣张，在台湾民众中得到的同情与支持也在缓慢上升。民调显示，在政党轮替3年后，倾向于台湾“独立”的民众上升到22％。而且，从李登辉为精神领袖的“台联党”激进“台独”势力目前仍在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个比例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为了稳固政权，民进党在施政过程中不能不顾及“理念性台独”的情绪。道理很简单：失去“急独”势力的支持就意味着失去相当一部分传统的支持者，民进党政权的社会基础就有动摇之虞，而这也正是陈水扁民进党不会轻易松动“台独”立场、放弃“台独”路线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四，反对势力对民进党大陆政策的强力制衡。与“急独”势力相反，岛内反对势力从“统独光谱”的另一端对陈水扁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发挥重要的制衡作用。
所谓“反对势力”，主要是指国、亲、新三个在野党(泛蓝阵营)以及从民进党中分化出来的以许信良为代表的反扁势力(近日成立了“民主学校”，决定投入年底“立委”选战)，当然，也包括传统的以“中国统一联盟”为代表的“统派”人士等。上述各派虽然在台湾前途、两岸关系定位等许多方面理念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与陈水扁、李登辉(不包括国民党内的所谓“本土派”)势不两立，程度不同地反对“台独”，主张改善发展两岸关系。其中实力较为雄厚的国、亲两党虽因这次“大选”再度落败而士气大挫，又因内部勾心斗角而整合困难，而且不排除在今年底的“立委”选战中继续败选，但从目前台湾的选民结构来看，尚不至于悲观到会“崩溃”的地步，预计在新一届“立法院”中仍将保持相当大的实力，如果再加上与其他反对势力合作，结成“在野联盟”，势必会继续对陈水扁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发挥强有力的制衡作用。
有人担心国、亲两党会进一步向“台独”靠拢，但从近期以来民调所透露出的信息来看，大多数台湾民众主张维持现状，并不认同和支持“台独”，因此退一步说，即便国、亲两党想向“台独”靠拢，泛蓝阵营的广大支持者恐怕也不会允许——只要国、亲两党还想继续生存发展。
另有一种观点则从逆向思考，认为国、亲实力的进一步下滑甚至崩溃，民进党实力的进一步提升，陈水扁自信心增强，反而有助于其松动“台独”立场，调整激进的大陆政策。这种观点虽然从理论上来讲有其一定道理，但从实践上来看，至少在目前还找不到足以支撑上述观点的任何证据和迹象。恰恰相反，近几年来人们所看到的事实是，民进党的发展壮大，政权的进一步稳固，陈水扁反而愈加利令智昏，误判形势，在“台独”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第五，大陆强大的威慑力是牵制民进党大陆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无庸置疑，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的祖国大陆是“台独”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同时也是牵制陈水扁民进党大陆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3·20陈水扁连选连任之后，大陆深入总结对台工作的经验教训，在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八项主张”的基础上，适时调整了对台工作重心以及某些不合时宜的具体政策和策略。近几个月来，大陆一方面主动出击，加大了遏制“台独”的强度和力度，“文攻武备”更加扎实有效；另方面继续推动开放两岸“三通”，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努力做好争取台湾民众的“民心工程”等等。上述一系列措施，应该说己初见成效。在大陆的强大压力下，陈水扁的“台独”气焰有所收敛，在5·20演说中，其两岸政策宣示尽管埋下了许多“伏笔”，但也不得不暂时藏起了他的“急独时间表”。
事实证明，“台独”势力毕竟不能为所欲为，陈水扁民进党在制定和推动大陆政策的过程中，不能不把大陆方面的可能反应作为最主要的考虑因素。
第六，美国对台政策对民进党大陆政策的恶劣影响。民进党一向拒不承认“一个中国”，把大陆政策说成“中国政策”，视大陆政策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积极开拓所谓的“国际生存空间”，宣称“两岸关系与务实外交俱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并没有孰轻孰重、孰高孰低之分；为了开拓台湾的生存空间，两岸关系与 ‘务实外交’互为杠杆。”而在“务实外交”中，美国显然是最重要的国家，因为台湾最主要的国际支持来自于美国，而民进党当局的大陆政策自然受美国的影响也就最大也最为关键。
总的来说，美国对陈水扁民进党大陆政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既有纵容、支持的一面，同时又有牵制、控制的一面；纵容与支持是因为需要利用“台独”，打“台湾牌”来遏制中国大陆，而牵制与控制则是不能让“台独”走得太快太远，以致引发台海战争，把美国拉下水。总的原则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美国的台海政策自相矛盾，而且其“双重性”实际上纵容、支持的一面是主要的一面，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屁股总是坐在台湾一边，在两岸争端中“拉偏架”，起到了助纣为虐的恶劣作用。3·20台湾“大选”后，美国支持陈水扁民进党“台独”政权的动作频频，力度不断加强：先是无视岛内泛蓝阵营的抗争，公开承认陈、吕的“胜选”，并对陈水扁的5·20演说大加肯定和赞赏；再有就是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中再度搞反华提案、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投票支持台湾以所谓“常设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近日，美国众议院悍然通过所谓“重申《与台湾关系法》承诺”的两院决议案，声称“美国将毫不动摇地继续执行《与台湾关系法》”：与此同时，又向台湾出售总金额高达183亿美元的高精尖武器装备、并提前两个月发布所谓《中国军力报告》，散布“中国威胁论”……。美国置中美三个建交公报和中美关系的大局于不顾，不断给“台独”发出“错误信号”，这是陈水扁民进党有恃无恐，一再挑衅大陆，造成今日台海局势空前紧张严峻的根本原因。
（徐博东 北京联合大学台研所所长； 陈星 北京联合大学台研所）
中国网 2004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