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对话上，美国国务院主管对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戴利的讲话表明美国的对台政策开始有了变化。这个变化是：美国已经明确提出支持台湾“和平独立”的政策。而日前，美国参众两院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美中关系的大局于不顾，通过的所谓重申《与台湾关系法》承诺的两院共同决议案，正式标志着美国的台海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公然否定。

鼓励和支持台湾独立

中美建交以来，表面上看，不管民主党或共和党执政，美国的台海政策一贯是“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关系法，鼓励两岸对话，双方互不挑衅、以及和平解决两岸争议”，底线是防止两岸军事冲突，避免美国被迫介入一场不愿介入的战争。但是，实际上美国从来也没有改变“一中一台”的幻想。

事实上，中美在七十年代建交时有着战略的考虑，都是为了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找到很多共同点，而且共同点越来越多，但同时分歧也明显存在。除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意识形态不同之外，主要的分歧是台湾问题。

中国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以广阔的胸襟选择了包容、尊重和关怀。基于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和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及当时的台湾当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势力，中国政府确定了和平统一的方针，于1979年元旦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9月30日提出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九点方针，在统一的方向方式上，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任国家主席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更加宽容和平等的政策主张。中国政府为了推进和平统一的进程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了体现对台湾人民的尊重，对一个中国的内涵也做出了多次让步。但中国政府的各种努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善意回报。二十多年来，台湾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台独”势力日益膨胀而且有可能长期执政，陈水扁在通过了“公民投票法”之后又企图在2006年制定“台独”“宪法”。在这种形势下，和平统一的前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甚至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而由于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心目中，从来也没有放弃对“不沉的航空母舰”的企图心。美国在中美建交后，立即通过了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把与台湾的关系置于法律的层面上，除了从台湾撤出军队和大使馆外，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支持。从里根总统迄今，美国从未对于两岸的统一与分裂发表任何官方的看法，总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和平天使，表示他们希望台湾两岸和平解决分歧。不仅如此，他们还一贯耍两面手法，每一次对中国政府领导人说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又强调《与台湾关系法》，之后就又对台湾大量出售先进的武器装备，鼓励和支持“台独”活动。

美国政府对“台独”势力的怂恿与支持是既见诸言论又付诸行动的，从老布什政府到小布什政府，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武器装备，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都在不断提升。事实上，限制向台出售武器的中美“八·一七”公报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中早己被视若一张废纸，丢进了字纸篓里。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幕僚长维克森在接受GQ杂志访问时指出，台湾一直游说美国支持它走向正式独立，此举势必激怒中国，并且无可避免的带来区域紧张。然而，布什政府却一直鼓励台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国防部一直告诉台湾不必担心。

中国政府多次明确要求美方信守自己的承诺，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中真正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不要向“台独”分子发出错误信号，以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但是，却从来也得不到美国的正确的回应。美国所谓期待两岸和平解决分歧的说法，表面上看似乎是中立的不介入中国内政，实际上是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否定。

小布什总统在上台之初，曾经声称，如果台海两岸发生战争，美国将会“竭尽所能武装保卫台湾”，甚至说他的职责就是执行《与台湾关系法》。近年来，美国议会还企图炮制《加强台湾安全法》。

最近一个时期，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又做出了一系列颇具挑衅意味的事态：先是白宫发言人对陈水扁的“五·二○”演说给予肯定与赞赏；众议院更是通过了一项《2005财年国防授权法》，授权五角大楼可以派将军级军官或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访台，“以增强台防卫大陆的能力”。

2000年8月，美国在关岛部署了64枚最先进的AGM－86空射型巡航导弹；今年2月，又在关岛部署了6架B-52和数目不详的B-1B战略轰炸机；还计划在2005年以前部署3－5艘“洛杉矶”级的战略攻击型核潜艇。近期五角大楼不仅在台海周边搞了多次军演；在“验证紧急反应计划”的名义下，美七大航母战斗群史无前例地麇集于西太平洋。美国防部官员直言不讳地称，这些军事行动的“目标是对付中国……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台湾海峡”。

今年4月，美国国务院主管对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戴利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对话上说：“美国不反对两岸改变现状，但任何改变都必须通过和平、双方同意的方式”。戴利的讲话表明美国的对台政策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但不是对台湾的警告，而是对中国大陆的威慑。美国所说的双方同意的方式就是：台湾独立，大陆不武，但大陆可以用“和平方式抗议”，也就是说，美国己经明确提出支持台湾“和平独立”的政策。其实这是美国长期的真实政策，只是以前没有公开讲出来而已。

面对台湾岛内政局的变化和两岸关系的新形势，美国政府和海外的学者要求中国采取对台政策新思维。他们否定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幻想让中国接受“台湾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现实”。这种对台政策新思维的核心目的是就让中国接受台湾四年内实现法理独立，从而实现分裂中国的目的。

美国政府及国会的一些政客声称25年前制订的《与台湾关系法》已经不适应当今形势的发展，有必要进行修订。甚至还有反华政客声称，“一个中国”政策所反映的传统国家主权与国家领域的概念，在现代的国际社会现实中己属落伍，因而有必要做出检讨。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台海政策正在发生变化。在美国政坛上，正潜伏着一股要推翻“一个中国”政策、将台湾与中国大陆在政治和国际人权上都割裂开来的暗流。

从未放弃以中国为敌

与此同时，几十年来，美国国会形形色色的中国问题报告，无一不在有意夸大中国的经济“扩张”对美国和世界的负面影响，同时编造和散布着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和邻国构成威胁的“神话”。在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们的眼中，一个强大和统一的中国必然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必然会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构成挑战。

虽然在克林顿总统第二个任期的后期，中美两国甚至提出了要“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在小布什政府上台前，美国国内就流行着“中国威胁论”，小布什在竞选中就声称要改变对华政策、认为美中之间是“竞争对手关系”，实际上是把中国当作潜在的敌人。小布什总统在上台后，拉姆斯菲尔德对布什进行了长达九十分钟的游说，主张全面改进美国的武器以对付所谓“来自中国的新威胁”。英国《观察家报》曾经发表文章评论说，“布什向欧洲和太平洋挥出了冷战的利剑”。

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小布什的美国政府完全有可能不顾后果，硬要与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敌。例如，2001年4月1日在中国南海发生“撞机事件”后，美国政府最初不但拒不道歉，反而以最后通碟式的语言威胁中国，使得全世界都看出来，美国就要真正把中国当作它的主要敌人了。

但是，“九·一一事件”使得美国把新的主要威胁确定为有能力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恐怖主义，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被暂时冲淡，使保守势力的视线暂时被集中在如何对付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上、正如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拜登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不久指出的那样，“布什政府外交战略思维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在谋求与中国、俄罗斯直接新的战略关系。中美关系不再局限于NMD、人权等方面的分歧，而有了更多共同的战略利益。”

然而，美国政界对中国的敌对性猜疑并没有消除，其证据之一是2002年7月美国政府特别设立的美中关系安全委员会撰写的一份报告。该委员会达成了广泛的两党人士的一致意见，并以11：1的票数通过了致国会的报告。该报告直接针对克林顿政府时期确定的对华政策，称美国对华经济接触的指导思想是相信中国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中国企业界法制系统的发展必将导致一个政治和社会上更加开放、甚至民主的中国，而这个指导思想仅仅是一个“假设”而已。因此许多专家深信，美国的做法可能正在助长一个能够想向美国提出经济、政治和军事挑战的国家。这个委员会报告中的观点使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丧失了基础。

2001年1月，布什政府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公开主张，将核武器瞄准俄罗斯、中国、伊拉克、伊朗、朝鲜、利比亚、叙利亚。为了在全世界保存霸权地位，在美国的战略计划里，是要先易后难地一个一个国家地“收拾”。因此，我们看到了美国不顾国际法准则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悍然侵略伊拉克，颠覆了其合法政权：看到了利比亚在美国侵伊战争之后慑于美国的威胁而与西方的“和解”，看到了美国对朝鲜使用的威吓手段，看到了美国对伊朗、叙利亚的指责，也看到了美国下一个打击目标可能是伊朗的报道。

中国当然不是伊拉克、伊朗或者朝鲜，虽然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美国还不太可能对中国进行打击，但是，其与中国为敌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邓小平曾经指出，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

不能对美国寄予幻想

早在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在其国情咨文中明确地摆明了“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一种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另一种就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他宣称：“整个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只有成为一种世界制度，才能存在下去。”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一向是美国判定敌友的最重要标准。而布什政府在上台第一年公布的《美国国家战略报告》开篇第一句话就写道：“20世纪自由和专制之间的大决战以自由力量的决定性胜利，以及唯一可持续的国家富强模式——自由、民主和企业自由精神——而告终。”

了解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当乘坐在“五月花”号船上的移民经历了惊涛骇浪的颠簸后到达美洲大陆时，他们便宣称：“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而美国著名作家梅尔维尔在表述美国民族的使命时则称：“我们美国人是上帝的特殊选民……我们驾驶着世界自由的方舟……上帝已注定人类的期望和伟大的事物来自我们种族：我们感到我们灵魂中的伟大东西，其余国家必须很快步我们的后尘。”300多年来，这种天赋使命和种族优越观念深深地烙印在美利坚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他们像狂热的传教士一样，不顾各个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不顾各种文明各有所长的事实，坚持要把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而在近年来，这种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更有所抬头。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二战中美国迟迟不参加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因为在本质上他们是一样的。具有“种族优越”观念；由此我们还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就翻脸将反法西斯的盟友苏联看成了不共戴天的大敌；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小布什为什么在发动对阿富汗的打击前说是什么“新十字军东征”：由此我们更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某些人狂热地鼓吹二十一世纪是“文明的冲突”世纪。

美国的两大目标是：大力向全世界推行其民主自由的价值观，防止任何大国崛起并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前者涉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后者则关系到美国在世界的霸权。他们鼓吹美国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所谓的保护人权，只是为了确立其世界霸主的地位。他们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是所谓“保护美国国家利益”就暴露了这一点。

但是，关于美国民主自由优越的空洞说教是不可能让全世界信服和接受的。因此，美国必须依靠军事实力作后盾。小布什政府在《美国国家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美国要保持占优势地位的超级军事力量，以“阻止希望超越美国力量或与美国力量抗衡的潜在敌人”；“我们将保障充足的兵力，以便我们履行义务、捍卫自由。我国军队的实力将足以防止潜在的对手为赶超美国而扩充军备”。而小布什在那篇提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的西点军校讲话中也明确表示，“美国拥有并意欲继续保持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从而绝不允许出现一个“与之匹敌的竞争者”。

虽然有人把冷战结束称为“历史的终结”，但是冷战思维却并没有随之从美国决策者们的头脑中消散。他们像唐·吉诃德一样在幻想中寻找新的敌人，于是便将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锁定为潜在对手。小布什一上台便公开宣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并非是“战略合作伙伴”而是“战略竞争对手”，并公然声称美国将“尽其所能地协防台湾”。就在南海撞机事件解决之后和“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务卿鲍威尔以及太平洋战区司令曾联袂出访澳大利亚，美澳两国当时曾拟议搞一个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亚洲北约”——美日澳韩四国安全论坛。拉姆斯菲尔德在访澳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曾一语道破玄机说：中国奉行的共产主义制度与我们两国的制度完全不同，它将走向何方？它是否会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我们并不清楚，我们不能不对其加以防范与遏制。可见，只要是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的对华遏制与防范政策就不会从根本上改变。

综上所述，当我们在津津乐道要和平崛起的时候，不要忘记美国这个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因为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一向自命为世界警察，它将全世界均作为它的势力范围，完全无视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各种文明并存的合理性，排斥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以保护人权、民主、自由的名义，要把美国的价值观推向全世界；企图以经济全球化的名义，把世界美国化。在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们的眼中，一个强大和统一的中国必然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必然会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构成挑战。当然更不能忘记，他们为了阻止中国的崛起，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范海泉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台研究中心 )

中国网 2004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