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台湾隔海相望，两岸同胞水乳交融，血脉相连。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1949年以来，两岸被人为地隔绝。1979年元旦，祖国大陆率先提出两岸通邮、通航、通商的政策主张。25年来，在祖国大陆的积极推动下，两岸间的经贸、文化、人员交流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政治因素的考量及实现“台独”企图的需要，台湾当局一直拖延、阻挠“三通”的真正实现，使得惠及两岸同胞的“三通”政策难以取得实质进展。本文拟通过对两岸间接“三通”现状的回顾，对两岸直接“三通”面临的阻力进行分析，并对两岸直接“三通”的前景作出预测和展望。

一、实现两岸“三通”是祖国大陆的一贯政策

祖国大陆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指导下，本着“一个中国、直接双向、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为实现两岸“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告台湾同胞书》中呼吁“两岸尽快实现通邮通航，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信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业观摩，海峡两岸完全应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谈话时再次重申：“海峡两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至此，“三通”成为祖国大陆积极推动的政策主张。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主席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重要讲话，在他的“八项主张”中再次提出：“我们主张不以政治分歧来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要继续加强两岸同胞的相互往来和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是两岸经济发展和各方面交往的客观需要，也是两岸同胞利益之所在，完全应当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不承认“九二共识”，令两会失去了协商的基础，协商中断。针对此，2001年1月22日，钱其琛副总理提出：当前只要把两岸“三通”看作一个国家内部事务，即可以用民间对民间，行业对行业，公司对公司协商的办法，尽快通起来。再次展现了祖国大陆积极务实，推动“三通”的巨大诚意。2003年12月2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在大陆的台商协会成员时再次表达了反台独，促“三通”的决心。今年6月30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李维一说：“我们再次重申，如果台湾当局确有诚意同意钱其琛关于‘三通’问题的全部立场和主张，我们随时欢迎台湾方面派出民间授权团体或行业组织与我们商谈‘三通’。”由此可见，推动两岸实现真正的“三通”是祖国大陆的一贯主张。

为了推动两岸“三通”，祖国大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措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为鼓励台商投资大陆，1988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并在福建的马尾、集美等地设立了专门的台商投资区。之后，又于1993年颁布了《对台湾地区小额贸易的管理办法》，1994年颁布了《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1999年12月，国务院制定了《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不仅为到祖国大陆投资的台商提供了较大优惠，并对其合法的权益提供了法律的保障。为了推动直航，祖国大陆先后颁布了《关于从事对台贸易运输的外籍船舶管理问题的通知》、《台湾海峡两岸间接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推动两岸“三通”起了积极作用。2003年12月17日，国台办发表了《以民为本、为民谋利，积极务实推进两岸“三通”》政策说明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祖国大陆促进两岸“三通”的基本立场和政策主张，提出了推进两岸“三通”的基本方法和步骤，就两岸“三通”中关于两岸民间行业组织协商“三通”问题、两岸直航中飞机、船舶的旗、证问题、外国公司参与两岸航运的问题作了进一步政策诠释，再一次充分说明祖国大陆积极务实推动两岸“三通”的坚强决心。

二、两岸“三通”的发展现状

实现两岸“三通”是祖国大陆一贯的政策主张，虽然受到台湾当局的种种限制，但经过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两岸间接“三通”仍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一)在通商方面

从1979年到2002年，两岸每年的间接贸易额从0.77亿美元增加到446.6亿美元。2003年两岸间接贸易总额一举突破500亿美元，祖国大陆首次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据祖国大陆商务部统计：2003年两岸贸易额达584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31％，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494亿美元；大陆向台湾出口90亿美元，台湾顺差404亿美元，截止到2004年6月底，两岸累计贸易总额达到3403亿美元，祖国大陆是台湾最大的顺差来源和贸易伙伴。在投资方面，截止2004年3月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企业61100多个，合同利用台资723亿美元，实际使用台资372亿美元。台商投资祖国大陆已经遍布各地并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两个投资集中地，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投资领域不断扩大、深入。

(二)在通邮方面

1979年上半年，祖国大陆率先开办了对台平信业务，台当局也被迫于1988年3月宣布：台湾民众给大陆亲友的信件可由台湾红十字组织经香港邮局寄大陆。从1989年6月起，台湾邮政部门开始直接收寄到大陆的信件。1993年4月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签署了《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开始了互办挂号函件业务。截止目前，两岸邮政部门己经相互封发航空及水陆路函件总包，开办了平信、挂号信函、明信片、航空邮筒、印刷品及盲人读物等邮政业务。可以说，在双方邮电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己经实现了双向互通部分邮电业务。截止2004年3月，台湾地区寄大陆的邮件达一亿零一百万封，大陆寄台湾的邮件达一亿四千三百万封。尽管有如此巨量的邮件来往，但台湾当局仍不允许两岸邮政部门开办邮寄小包、包裹、特快专递、汇兑和保价信函等业务，也不委托相关的行业团体就扩大两岸邮政业务进行协商。在两岸电信业务方面，1979年2月、3月，大陆率先单方面开办对台电报、长途电话业务，但台当局一直拖到1989年6月才允许通过第三地对大陆开通电报和直拨电话业务。自1989年两岸互办电信业务以来，两岸电信部门已开办电话、数据通信和移动电话漫游等业务。截止2004年3月，台湾对大陆来话十亿一千三百万通；大陆向台湾去话八亿二千八百万通。今年一月，两岸电信公司之间又开通了两岸会议电视业务“新视通”。两岸电信业务量迅速增加，分别居大陆、台湾境外业务量的第二位和第一位。

(三)在通航方面

相对于两岸通商、通邮的飞速发展，两岸间的通航，尤其是直航部分，近20年来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尽管如此，两岸间接直航仍有较大的发展。随着两岸各项交流的开展，岛内要求直航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台湾当局却以两岸试点直航应付岛内各界压力。经过艰苦谈判，大陆海峡两岸航运交流协会与台湾海峡两岸航运协会于1997年1月就高雄与福州、厦门间的试点直航达成共识，同年4月9日，厦门轮船总公司所属盛达轮首航台湾高雄港，正式启动试点直航，两岸资本的船公司使用权宜轮经高雄转运两岸外贸中转货物，结束了海峡两岸48年来商船不直接通航的历史。2001年，台湾当局为回避两岸直接“三通”，提出并推动金门、马祖与福建沿海的通航与通商，即所谓的“小三通”。大陆方面考虑到金门、马祖民众的需要，以个案方式同意开放两地的直航，双方使用两岸资本并在两岸注册船舶，采用只挂公司旗的方式，开通了两地海上客运、货运航线。在空中通航方面，港龙航空和澳门航空分别开辟了港台、澳台航线，实现了大陆经澳门、香港至台湾“一机到底”、“中途停靠”的间接直航。针对2002年10月底，台湾“中国台商协会”理事长章孝严先生提出的开放台北至上海春节“包机”直航的建议，尽管台湾当局一再坚持单向、间接，祖国大陆民航主管部门仍以灵活务实的态度，经过协商和谈判，同意台湾6家航空公司共16架次包机，从台北、高雄经停港澳至上海往返接送台商，成为两岸民航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三、台湾当局在“三通”问题上的策略调整

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开放两岸直接“三通”的呼声日益高涨，去年以来，为了缓解岛内的压力，争取连任，陈水届当局对“三通”问题进行了策略的调整。

(一)策略调整的基本内容

一是高层放话，释放表面善意，行政部门则设置各种前提，进行实质拖延。2002年5月，陈水扁在金门大胆讲话，表示“三通”是必由之路，要授权民间谈“三通”事宜等等。随后台湾“陆委会”提出要在“强化统合机制、在既有协商经验的基础上，弹性动用民间协助和立法监督”四个前提，才可考虑民间参与协商两岸“三通”事宜。“陆委会”的提法等于给“授权民间谈‘三通’”设置了障碍，给对“三通”期待已久的善良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开放两岸直接“三通”，是陈水扁2000年竞选“领导人”时的政策主张，但迟迟没有兑现，成了空头支票。眼看2004年的竞选又要来临，于是2003年8月13日，他又向媒体抛出“两岸直航三阶段”说法，宣称两岸直航分准备、协商、实现三个阶段，允诺在2004年底前推动落实。聪明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中奥妙，将“三通”战线拉长至2004年选举之后，一方面表明其推动直航的政策方向，争取选票，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拖延“三通”进程，一旦连任，便可避实就轻。台湾“行政院”闻风起舞，配合陈水扁的讲话，随即公布了“两岸直航评估报告”，与当局一唱一和，一方面有意制造台当局推动直航的“诚意”，舒缓岛内工商界要求尽快“三通”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夸大直航的负面影响并提出大陆无法接受的协商谈判条件，拖延“三通”进程。2003年9月25日，台“陆委会”公布实施“两岸间接货运包机措施”。2004年2月15日，台湾“交通部”推出“货运发展政策白皮书”，所有这些利好政策的出台，恐怕策略考虑大于实质需要。

二是大幅修订法规，放宽两岸经贸往来，以落实“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争取民心。

2003年10月，台湾“立法院”正式通过“两岸关系条例”修正案，部分调整两岸经贸政策。12月31日，“陆委会”又通过多项“两岸经贸法规”草案，包括：“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商务活动许可办法”、“两岸金融业务往来许可办法”、“民众携带人民币出入境限额”、“在大陆地区从事投资或技术合作许可办法”、“大陆地区产业技术引进许可办法”等，这些法规草案主要内容包括：逐步放宽大陆人士赴台从事商务活动的范围，允许台湾民众携带少量(6000元)人民币进出台湾，台湾可直接引进大陆产业技术，并放宽了引进技术和产业项目的范围，放宽大陆科技人员留台年限，并允许大陆籍专业人士在台银行开户，参加健保，取得居留证。2004年1月2日，台湾“经济部”再次修正“大陆地区从事投资或技术合作审查原则”，对20万美元以下的赴大陆投资案采取事前登记，全面放行。

今年4月底，台湾“经济部”跨部会审查及监督小组会议一致同意台积电赴大陆投资晶圆厂案，使这场耗时两年多的“晶圆大战”尘埃落定。2001年8月，台湾当局邀请多名经济界人士召开“经发会”，为持续萧条的台湾经济把脉问药。在岛内各界强烈要求开放业者赴大陆投资的情况下，得出了“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政策的结论，旋即是否开放8寸晶圆成了岛内广泛关注的议题。经过争论，台当局终于在“有效管理”了两年多之后，被迫“积极开放”，顺应了岛内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陆委会”、“经济部”抛出的上述草案和举措，缓解了岛内高科技发展的压力，也回应了岛内工商界与民众大幅开放两岸经贸往来的强烈要求。

三是扩大“小三通”适用范围，抗拒两岸直接大“三通”。

今年2月19日，台“陆委会”召开会议，通过“两岸关系条例”的四项修正子法，其中之一就是宣布自三月一日起调整实施金马“小三通”的适用范围，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允许在大陆各地的台商通过“小三通”往来两岸，并简化了相关证件手续，还将澎湖的大陆配偶及福建籍荣民及眷属纳入“小三通”的范畴，大大放宽了“小三通”原来的限制。“小三通”自开办以来，为民众往来两地提供了方便，深受两地民众的欢迎，航班不断增加，仅今年1月9日至2月2日的春节期间，厦门—金门，马尾—马祖两条航线共投入19艘客轮参与营运、往返259个航次，运载2.4万人次，其中1月18日还顺利完成了春节海空联运台商包机的首航。“小三通”之所以热络，反映了两岸经贸发展和人员往来的客观需要。然而对于大部分人员来说，绕道金马毕竟费时费力，多此一举。台湾当局完全不顾民众的呼声和愿望，一味地扩大“小三通”适用范围，其真实目的就是以“小三通”替代大“三通”，抗拒和拖延两岸实现直接“三通”。

(二)台湾当局调整“三通”策略的原因分析

两岸直接“三通”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已成为岛内的主流民意，因此也成为朝野两党争取选票的工具。面对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策略，提高声调，并放宽一些非实质性的措施，其主要原因有：

1、“三通”是岛内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是陈水扁执政四年，岛内经济持续低迷。由于两岸关系紧绷，岛内政局动荡，经济环境不佳，岛内投资意愿低落，难以吸引更多的外商入岛投资。过去四年，台湾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为2.6％，仅高于新加坡的2.4％，较香港的3.8％，韩国的5.4％低，排倒数第二，与过去居四小龙之首不可同日而语。政党轮替前，台湾失业率一般在2％左右，政党轮替后，最高达5.12％，2003年全年平均失业率4.99％。外资投资也以每年3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递减。面对台湾景气不佳的表现，台湾“经济部次长”尹启铭在一次访谈坦承：“加强两岸经贸合作，开放‘三通’都必须立即进行。台湾不容许再流失任何竟争的优势。2008年前若不‘三通’，台湾奇迹将永不重返。”

二是由于两岸无法直接“三通”，台湾经济成本提高，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两岸贸易对台湾外贸的重要性日渐提升。2003年，台湾出口总值1442亿美元，进口总值1273亿美元，顺差总额169亿美元，如果没有两岸贸易带来的404亿美元的顺差，台湾将出现235亿美元的逆差。据台湾方面统计，2003年台湾与大陆及香港进出口对台GDP成长的贡献为3.05％，占台湾全年GDP成长率的96.68％，换言之，去年台湾经济成长率几乎百分百来自大陆与香港的贸易。两岸间的贸易交流，已使台湾对大陆的依存度日益提高，由于货物和人员不能自由来往，台湾经济的成本将继续扩大，台湾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将越来越低。台湾有关方面公布的数字显示，两岸直航后，海运每年可节省运输成本约8.2亿新台币，可减少约一半的运输时间，每航次可节省16至27个小时；空运每年节省旅客成本约132亿新台币，节省旅行时间约860万小时；货运运输成本每年可节省8.1亿新台币。

三是在台美国商会、欧洲商会不断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开放两岸直接“三通”。美国商会已连续四年呼吁台湾当局正视两岸“三通”问题。今年更以白皮书形式明确指出：“因两岸缺乏直航所增加的成本，已成为企业营运的障碍，迫使跨国企业迁出台湾。”台湾欧洲商会执行长纪维德发表谈话赞成美国商会发表的白皮书意见，希望台湾当局尽快进行两岸人员、资金与货品的自由流动，避免外商撤出台湾市场。

2、要求两岸直接“三通”成为岛内的主流民意

20多年来的交流与交往，使台湾越来越多的民众感受并认识到直接“三通”对促进岛内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几年来，岛内各界呼吁两岸“三通”的声音不断。其一、岛内民众高度赞成。从近几年台湾媒体公布的民调来看，岛内一直有高达60％以上的民众赞成“三通”。其二、岛内工商界不断呼吁，开放“三通”已经成为岛内工商界的一致心声。

3、与泛蓝争夺“三通”主导权，争取选票特别是台商的选票。

2002年5月，陈水扁在金门大胆讲话之后，“三通”再度成为岛内的热门话题，泛蓝内部更是联手合作，提出修改“三通”条例，有三个重量级的“立委”访问团(“立委”何智辉率领的台湾海峡两岸联合经贸协会访问团，“立委”章孝严率领的中国台商发展促进协会“三通”参访团，“立委”傅昆萁率领的海峡两岸政经交流联谊会“三通”参访团)先后抵达北京与大陆相关部门商谈“三通”的具体事宜，大有主导岛内“三通”问题的大局之势。随着大选脚步的临近，泛蓝阵营成功整合，并在花莲县长补选中牛刀小试，成功击败代表民进党的候选人，大大鼓舞了泛蓝阵营的士气，使得陈水扁连任面临空前的压力。为了能与泛蓝阵营争夺两岸和“三通”问题的主导权，争取选票，尤其是上百万台商的选票，2003年8月13日，陈水扁抛出了直航三阶段的主张，承诺2004年底正式完成“三通”，为广大台商描绘了一幅虚幻的美景，其目的就是为了与泛蓝争夺在“三通”问题上的主导权，争取广大台商的选票。

四、实现两岸“三通”的阻力及前景展望

(一)实现两岸“三通”的阻力

两岸“三通”迟迟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在台湾，阻力也在台湾。相对于祖国大陆积极务实的推动，台湾当局却以各种借口和方式拒绝“三通”，并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1、以所谓的“统战阴谋”拒绝“三通”。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引起海内外的强烈反响，台湾当局将其视为“中共的统战阴谋”。1979年4月4日，蒋经国在国民党内部会议上提出了处理两岸关系的三不原则，即：“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其目的就是要禁止两岸间任何形式的往来与接触，对抗大陆的和平统一政策。但是在两岸亲情的召唤下，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两岸间接贸易与投资还是冲破重重阻力，逐步开展起来。台湾当局被迫于1987年11月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一时间，台商纷纷以探亲为名义赴大陆投资。

2、以所谓的“安全、尊严”阻挠“三通”。李登辉上台后，通过种种措施对两岸“三通”加以阻挠。制定《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在大陆地区从事投资或技术合作许可办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贸易许可办法》等一系列政策，将两岸“三通”、台商赴大陆限制在“间接、单向、民间”的范围，严格限制贸易货品的种类及投资项目，使两岸直接“三通”无从谈起。1992年和1994年，台“陆委会”两次发表“两岸直航说帖”，表示在大陆“放弃对台使用武力”，承认台湾为“独立政治实体”，并给台湾“国际生存空间”的情况下，才能开放两岸直航。说帖声称，“惟有在安全、有秩序及有尊严的情况下进行两岸直航，才不会危害台湾地区的生存与发展。”不仅如此，李登辉还声称“三通”绝对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未获完全保障前，中华民国政权未获充分尊重前，绝不能轻率“三通”。1996年，李登辉提出“戒急用忍”经贸政策，两岸“三通”更是遥遥无期。

3、推行“去中国化”路线，刻意拉大两岸间的距离，竭力抗拒“三通”

陈水扁上台后，从实现“台独”的政治考量出发，推行“去中国化”路线，采用“护照加注”、“驻外机构更名”、“修改教科书”等手法，制造事端，刻意拉大两岸间的距离，阻挠、抗拒两岸“三通”。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认为两岸经贸的发展尤其是“三通”的实现，将使台湾资金、人才、技术加速流向大陆，尤其是大企业及高科技的“登陆”将使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存度逐步加大，两岸经济的整合最终将影响到政治等其他领域，不利于维护台湾“事实独立”的现状，更不利于台湾走向“独立”。二是担心“三通”拉近两岸地理距离，更拉近两岸民众在心理上、文化上的距离，增强台湾民众的“大中国意识”，不利于灌输培植“台独意识”，从而使其台独理论失去文化基础，使其“一边一国”的论调全面解体，这不符合其实现“台湾独立”的梦想。因此，阻挠“三通”成了陈水扁当局重要的政治考量。

陈水扁当局从其“台独”的政治立场出发，罔顾台湾迫切需要“三通”的主流民意和经济形势，置大陆对“三通”不断释放的诚意与善意于不顾，顽固拒绝两岸“三通”。可以预见，在陈水扁第二任期内，台湾当局可能继续对“三通”作策略的调整，但不可能积极、真正地推动与实践“三通”。

一是两岸在政治上对“一个中国”的认知没有聚焦，差距越来越大。“一个中国”是两岸“三通”的前提，祖国大陆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对涉及两岸“三通”的技术性问题提出务实、灵活的主张，即“‘三通’是两岸中国人内部的事务”，“三通”商谈不是政治谈判，在这种商谈中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可以由两岸民间组织协商“三通”问题。陈水扁当局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但如此，他还肆无忌惮地加快“去中国化”步伐，提出“一边一国”、“公投立法”、“修宪建国”的“台独”时间表，使两岸“三通”失去了基础。

二是在美国及全球经济强劲复苏的带动下，台湾经济开始好转，由2003年第三季度开始转为正成长，全年经济增长3.2％，如台湾经建会发布的景气信号，台湾经济各项景气指标继续看好，“主计处”预计2004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74％。经济本身面临的“三通”压力得到缓解，使得陈水扁当局有资本继续拖延“三通”的实现。

三是陈水扁已经连任成功，权力更加巩固，为竞选连任而释放出来的种种“善意”，出于拉票需要而开出的“三通”时间表都将被束之高阁。相反，没有了连任的压力，他将加快“台独”的步伐，千方百计地完成其“制宪立国”的目标，因此绝不可能自找麻烦，自废武功，真正落实两岸“三通”。

四是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改善台湾经济日渐边缘化的趋势，加速台湾经济的转型，缓解“三通”的压力，陈水扁当局仍会时常炒作“三通”话题，也会调整某些策略，如放宽陆资进岛比例，放宽台商投资大陆的数额和领域，放宽大陆人士赴台的限制，春节包机有可能特事特办，取消经停第三地的规定，货物进出更加便捷化等。但是，陈水扁当局不会“落实”真正意义上的“三通”，因为对他来说，“三通”己经通了二通半，他己经从“二通半”中获取了经济利益，也捞取了政治资本，剩下的“半通”即两岸人员、货物、资金真正意义上的直航，是不可能在他任内实现的。

尽管陈水扁当局将两岸“三通”与“一边一国”绑在了一起，设置了重重障碍，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随着两岸经贸与人员往来的不断扩大，实现两岸直接“三通”，既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也是市场经济法则使然，更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信这项惠及两岸同胞的政策主张终将得以实现。

（周丽华 浙江台湾研究会秘书长）

中国网 2004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