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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台湾经济研究中心 李延
今年四月底至七月初,岛内的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领导人相继率领本党的代表团访问大陆,取得了推动台海两岸关系缓和和发展的多项共识。岛内执政的民进党也曾经热热闹闹地拼凑、热炒过“扁胡会”的演出脚本,甚至“台联党”也曾于六月底放风要与大陆接触。一时间岛内与海外关于推动恢复两岸接触商谈的呼声四起,平实而论,这种呼声对两岸关系的缓和及良性互动,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两岸的政经商学各界对此的共识程度颇高。
依笔者对扁当局与民进党执政五年多来的观察,台湾当局今年初以来确曾有过试图推动恢复两岸协商的意愿,以“九二会谈”、“九二成果”的表述方式与大陆方面的“九二共识”对接和呼应,争取两岸复谈以实现当局规划的构建两岸间较缓和的互动关系这一阶段性目标。
台湾当局的两岸关系政策存在调整空间
去年底的台湾“立委”选举结果仍然显现出蓝多绿少的格局,打破了民进党意欲席次过半、稳定执政的迷思。这一结果不仅使陈水扁被迫辞去民进党主席一职以示对败选负责,也促使扁当局和民进党看到了多数选民用选票表达的厌恶岛内政党恶斗,担心“激进台独”路线会造成危害,反对两岸关系紧张的民意,不得不进行政策反思和策略调整。
其次,大陆实施《反分裂国家法》的立法,尽管台湾当局一百个反感,一千个反对,却也不能不面对该项立法的“遏独”作用和深远影响,迫使扁当局和民进党不得不对其大陆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
笫三,美国基于自身利益和从其全球战略出发,向台湾当局发出“维持现状,反独促谈”的明确信息,更加促使扁当局和民进党需要反思其大陆政策架构,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
最后,扁当局执政五年来政绩乏善可陈,扁个人的民意支持度降幅剧烈,无论从民进党能否长期执政角度考量,还是从扁寻求他个人历史定位和2008年退任后个人政治出路考虑,都逼使他要在未来的两岸关系方面“寻求突破,有所作为”。可见,促使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政策上做出调整,对恢复两岸协商的态度有变化,有岛内、大陆和美国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变,变的目的是要摆脱执政困境,寻求民进党长期的执政地位和陈水扁个人的历史定位。
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政策上的变化先兆,是今年3月1 日陈水扁对欧洲议会的视讯会议时所表述的“希望在1992年香港会谈所达成成果的基础上,恢复与中国大陆的会谈协商”。这是个重要表态,是在民进党没有放弃“台独党纲”,面对民进党内和岛内其他分裂势力的压力下做出的与去年3月“总统”选举和年底“立委”选举时的态度回异的表态;是在保有“尊严”,不伤面子,确保有台阶下的条件下,通过文字上的推敲修正,有意扩大模糊意涵和想象空间,对大陆坚持的“九二共识”的复谈前提做出的对接;是台湾当局出于前述的政治利益考量采取的策略性变化,但还观察不到是民进党“台独”政治理念和“一个民主、自由、完整国家”施政目标的改变。当然,在这之前笔者也注意到了今年初以来台湾当局对大陆攻击程度较去年“选战年”时期明显降温,也愿意较为务实地处理两岸间的事务性问题,例如像做出施行春节客运定点直航这样的动作等,这些可以看作是台湾当局为在两岸关系政策上有所变化的铺垫。
台湾当局对两岸关系的思考有新的变化
依笔者的观察,民进党执政五年多来,陈水扁在两岸关系上的所言所行的真实重点,概莫能跳出他侥幸上台于2000年5月发表的就职演说。今年以来他之所以在两岸关系上有前已述及的变化,仅从促使这种变化的因素之一—岛内政治生态变化来看,一方面,扁当局挟执政优势,以“民主、改革、本土”为幌子,采取渐进务实的做法,加紧破除“大中国意识”,“为台湾催生一部合身、合时、合用的新宪法”,使台湾成为“一个主权独立、自由民主的正常国家”,继续引导民意向“台独”挪移,推动“去中国化”和“台湾国家认同”,培植“台湾生命共同体”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作为对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弹,岛内出现了越来越强的遏制“激进台独”的政治力量,“急独”受挫,使扁当局联合其他分裂势力推动“法理台独”的岛内阻力越来越大,做不到随心所欲。岛内出现的这种积极迹象,也使得两岸关系被迫立即“摊牌”的风险有所降低,而这正是促使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的政策思考上出现新变化的岛内因素的主因。
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政策上出现变化,站在扁当局和民进党的角度,在政策思考面上有如下考量:
一是不再仅局限于岛内政争的需要或仅偏执于意识形态的坚守,而是从台湾作为一个“国家”,其生存与发展须纳入全球国际体系中去的这样一种宏观认识,为了实现民进党的长期执政,必须在岛内民主政治、两岸关系和“国际”形象上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理性。
二是对近些年来大陆的崛起趋势无力阻遏,必须把两岸关系的框架纳入中美日三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角逐中,在安全、外交、经济与军事上紧紧拉住美日两国,保持和扩展这种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准同盟”关系,台湾才有出路和活路,因此必须顺应美国要求台海两岸“和解、促谈”的要求。
三是认定大陆现阶段的对台政策重心是“遏独”,不是“促统”,为了确保二十年的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不受干扰,宁愿维持台海现状。因此研判只要不严重刺激大陆,两岸“和而不统”,台湾“主体认同”,进而破除“大中国意识”,具有不必冒太大风险的现实可能。
四是通过去年的两场全岛性“选战”,认知到台湾的多数民意是希望海峡两岸间有前提和条件的和解,担心和害怕“激进台独”引来战火,同时执政当局也忧心岛内泛蓝政治势力密切与大陆的关系,“联共反独”,从而丧失了当局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控制力。
因此台湾当局在执政策略上做了调整,其调整轨迹是从“激进台独”的目标转向“务实台独”的走向,从岛内“蓝绿对决”转向呼吁“政党和解”,从“两岸对抗”转向寻求“两岸和解”。
但是,站在大陆的角度,针对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有所松动的表示,研判其动机和目的:
一是为了台湾经济的持续发展,改善台湾在国际上的形象,强化民进党的执政地位,有缓解两岸间紧张关系的需要,达到欺骗岛内民众、应付美国压力的一石两鸟之目的。
二是以时间换空间,拖以待变、谈而不决、和而不解、旷日持久、坚持“台独”目标不变,推行“缓独”路线。
三是争夺两岸交流的主导权,减轻岛内在野党和社会各阶层对执政当局的压力,突显执政党的公权力、执政力和执行力。
四是捞取扁个人的政治资本,追求和美化个人的历史定位,延缓个人的政治生命。
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的可能做法
台湾当局认为,在台湾政坛上的诸多政治人物中,唯有陈水扁最具实力、也最有能力突破两岸僵局。陈水扁在今年春天也确曾表现出对突破两岸政治僵局显得“急迫”,想“争取谈”但又抗不住岛内分裂势力的压力,由于朝野互斗和党内分歧,在两岸关系政策上拿不出朝野支持的主动举措。扁最烦恼的是他弄不清、搞不懂他要怎么说、怎么表态,大陆才会理他。扁虽然急于表现出对促进两岸商谈的诚意,奈何大陆对他的变与骗,缺乏诚信始终抱有戒心,生怕他同李登辉执政时一样,再次被骗上当。此外,扁还十分在意和缓两岸关系的功劳不是民进党的,被国亲新三个泛蓝政党拿走,对三党相继访问大陆带回大陆给台湾民众的大礼很吃味。因此,观察今年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的做法,很可能是前半年喊话,制造议论,烘托气氛,打压在野党的努力,突显当局的公权力;后半年则采取不论是两岸对口的业务机构谈判,还是采取复委托机制,由两岸民间专业团体对谈的方式,也不论两岸间的接触与谈判层级有多高或多低,要争取就一两项两岸议题,例如农产品登陆、货运包机的双向、对飞直航、甚至大陆民众赴台观光等展开协商谈判,并能取得实质性突破,以彰显当局期待建立两岸间“和平稳定互动架构”有了实绩。当然,台湾当局也不排除争取恢复“两会”商谈的选项。
由于今年年底岛内有县市长选举和县市议员选举的压力,这关系到民进党和泛绿阵营在县市政治中权力板块的分配多寡,因此下半年随着选战开打,绿营各种仇共反华的选举语言还会泛起,甚至升温,台湾当局判定这不是处理两岸关系的适当时机。而明年岛内仅有北高两市选举,岛内政局相对稳定,故当局把对两岸关系的观察视线引向明年和后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于是为凝聚朝野共识,成立“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的计划,以及实现“扁胡会”的演出脚本设计等都会在明年初持续推动。
2006年台湾当局为突显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会继续把两岸关系提升到国际形势的层面去思考,从而强化两岸间在国际场合的斗争,以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
为此当局会相对增加决策的理性,重视其政策行为符合国际规范的程度和接受国际认可的程度,以争取各国政府和国际主流媒体的正面反映。特别是要设法看懂弄清美国的真实用意后再谋求当局在两岸关系上的新策。
其二,要力争当局在两岸关系缓和和改善的时间点和主导权,以此作为政绩,向要求和平安定生活,反对“台独”带来灾难,主张两岸维持现状的岛内民意有个交代,从而扩大民进党的执政基础。扁当局的思维是,陈水扁连任后的“三拼”,即“拼经济、拼宪改、拼两岸”,若不在两岸关系上有所突破,则其他“两拼”难取共识,难有成效。
其三,要继续保持两岸间政治对峙,但僵而不破的局面,以便最大限度地突显“台湾主体认同”,破除“大中国意识”的国家认同,落实“台湾是一个完整国家”的理念,但要不至于引起大陆的强烈反弹。同时要设法降低台湾经济对大陆逐年升高的依存度,做到利取大陆但不认同中国。
其四,扁当局清醒地认识到,基于两岸政治关系的敌对和双方互信的严重缺乏,在决策和处理两岸彼此互动的关系演化及任何相关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为避免可能的不确定性造成的高风险性,将以“渐进”作为决策的思考,在执行层面上会采取谨慎的态度、渐进的做法,争取做到有相当的回旋余地和缓冲空间,以求增加同大陆讨价还价的要价和资本。
结语
观察今后一个时期的两岸关系走向,总的看在陈水扁余下的任期内,两岸在政治层面的互动态势仍不容乐观,僵局难解,政治僵持的冷状态和经济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的热状态并存。台湾当局强化反“中国意识”,对中国认同的疏离和对立是两岸政治僵局难解的最深层次原因,因此仍然看不到两岸政治谈判的前景。但是,台湾当局为了避免台湾经济被边缘化,为了支撑台湾经济,又有扩大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以获得更多、更大实际利益的需要。
而在大陆看来,一个政局不稳、经济低迷、社会动荡的台湾现状,未必就是大陆所乐见的,未必有利于两岸双蠃及“和平统一”目标的实现。所以,政治上僵持、军事上对峙、国际上对抗、经济上热络,或许已经成为两岸关系的常态,这必将导致两岸关系的复杂和严峻程度增加,使两岸关系处于更不确定、更难预测的境地。
观察民进党、扁当局对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势究竟意欲如何?2006年到2007年这一年半的时间是重要的观察期,也是和缓两岸关系的机缘期。届时一要观察岛内政局发展的走向和涉台周边环境变化的趋势;二要评估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是真走,还是假走陈水扁提出过的“两岸和解”路线?台湾当局的低调务实姿态是立场的软化,还是策略的调整?台湾当局的应对举措是目标与政策的调整,还是暂时的蜇伏,待窥伺大陆如何回应后再后发制人?台湾当局态度的这种变化是内外大环境不利而被迫的,还是以退为进、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再出发?等等。
事实上,结论要取决于在陈水扁任内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所受到的六大压力因素互动和影响的结果。这六大压力是:大陆反“独”的压力、美国止“独”的压力、在野制衡的压力、民意监督的压力、党内制约的压力和“台独”制肘的压力。
总之,在两岸关系何去何从问题上,民进党、扁当局受到内逼外压,正处在主观上推进“台独”,客观上会引发战争的两难之中,面临的是“渐进台独”,还是“渐进和缓”的两难境地,是走极端,还是走中间的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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