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巨头北京聚首

    国际出版业，由于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从而使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出版质量大大提高、种类明显增加。由此，版权贸易也日趋活跃，跨媒体、跨地域，甚至跨国界的超大型出版集团占据了市场的绝对份额。与此同时，海外出版集团也更加关注中国这一巨大市场，并列入其战略发展目标。海外出版业巨头云集这次国际图书博览会就是明证。他们的出现，使中国出版界面临更强劲的竞争。为了应对入世挑战，把握入世带来的机遇，中国继上海、北京、广东、辽宁等６家省级出版集团和４家发行集团以及中国广电集团的组建之后，囊括了国内出版界和发行界的最著名的企业和品牌，今年４月正式挂牌成立的中国出版集团——中国的出版“航母”也首次亮相博览会。中国出版集团为１１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三联书店、东方出版中心、中国翻译出版公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和现代出版社）设立了展台，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闻出版改革向纵深发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次博览会上，中国出版业的实力、风貌以及本版图书的魅力得到了充分展示。

    文化活动有声有色

    这次国际图书博览会展场面积达到２．６４万平方米，与上届相比增加２％；展台数则由上届的９６１个增加为９８４个，其中海外展台为３５２个，国内图书展台５２１个，网络展台２４个，音像展销台８７个，展商总数达９２０个，展品总数保持在１０万种以上。北京国际音像电子出版物博览会第一次并入这次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还专门特设了音像制品展销厅。音像制品与图书产品交相辉映，使这次博览会更具光彩。

    据记者了解，整个博览会期间，配合正常的版权贸易的文化交流活动和学术讲座近３０场，成为这次博览会的亮点，主要形式为：讲座、研讨会、出版教育培训、新书首发、读者见面会、音乐茶座、现场签名售书等。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的“中外出版集团对话”，在西苑饭店举行的“外国专家谈国际人才培养”，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两岸出版合作与交流座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展及其网上服务”“中国版权贸易与合作出版”“美国出版业的发展历程及未来出版业的发展趋势”，在银龙苑宾馆举行的“剑桥在线期刊的发展和对未来期刊出版的展望”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贝塔斯曼直接集团邀请了中国著名作家莫言、张抗抗、刘震云等现场与读者沟通，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的中国读者俱乐部则邀请了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低幼读物的后起之秀郑春华等与读者见面，都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著名作曲家叶小刚在音像展区举行的音乐专辑《半生缘》的签售活动也有声有色。著名大提琴演奏家秦立巍、笛子青年演奏家陈悦、“老泥车”四重唱组、“水木年华”和“黑鸭子”演唱组也纷纷造访博览会，为本届博览会增添了新的文化看点。

    双向签约如火如荼

    记者注意到，几家中外出版社此前似乎早已“情投意合”，只是在博览会上举行一下“婚礼”而已。将环保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意识（见题图，一棵绿树占据了展台的重要位置）带进了人们视线的河北教育出版社与日本讲谈社就举行了中文版《平山郁夫全集》合作出版签约仪式。日本讲谈社创办于１９０９年，是日本最大、服务功能最全的综合性出版社。平山郁夫是日本当代最著名、最有成就的艺术家之一。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３０周年之际，《平山郁夫全集》的合作出版更具特殊意义。

    与以往国内出版社只带中文版权书目参加国际大型书展不同，这次很多出版社（集团）除了制作中文版权目录，还精心准备了英文版权目录，以方便外国参展商阅读，了解本版的重点图书，促进双方的版权合作。比如，辽宁出版集团就准备了一份长达２３０多页的英文版书目，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中国地图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均编印了英文版权目录。

    在博览会进行到第二天时，记者了解到，广西万达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与美、法及我国台湾等地的出版机构达成版权合作意向的图书已近百种，其中版权引进意向３６种，输出意向６０种。

    教育——出版社看好的招牌“菜”

    记者发现，无论外国出版社，还是中国的出版社，大都在做教育的文章。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朗文公司联合推出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ＰＩＮＧＵ学英语》，并于“六一”儿童节期间正式发行。

    据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集团在海外原版教材展区的负责人介绍，截止到５月２７日，出自该集团的经济管理、基础科学、理工类等原版教材定货情况都不错。这些“洋教材”所以能够得到市场认同，除内容因素之外，还有价格上的优势。据悉，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本次与海外出版集团采用全新的合作方式，由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采取主动进货的方式引进原版教材，使得这些往日的“贵族教材”现在能以较低的价格与国内读者见面。

    业内专家认为，继清华、北大拉开使用“洋教材”的序幕之后，“洋教材”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的大、中、小学校园。

    据介绍，“洋教材”引入我国已有些年头了，当时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版权引进，另是原版教材销售。在版权引进方面，由于教材的更新率较高，引进工作繁杂，所以很多国外出版公司在国内设有办事处，负责版权贸易的联络工作。为了在质量与服务上比拼，各海外出版公司各显其能，纷纷推出自己的“品牌”教材，并承诺做到细致周到的售后服务。

    记者看到，在海外各大教育出版公司的展位上都有一张教师联系表，感兴趣的教师可留下联系地址和需要图书的种类，以方便出版公司与其保持联系。由于高校教师对学生用书有一定选择权，于是他们也就成为国外出版公司“做工作”的一个焦点。

    看来，教育目前确实已成为了众多中外出版社看好的一道招牌“菜”。（刘彦生）

    《中国文化报》2002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