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我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极大地影响着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变革。1990年以来，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生产资料销售收入中，政府调节价格所占比例显著下降，而由市场调节价格所占比例明显上升，1996年政府调节价格的比例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见下表），商品价格形成已基本由供求关系决定。 国家计划控制的生产资料商品，从1980年的800多种减少到1998年的5种，国家定价的商品比重已经降到5%以下，标志着经济发展由市场主动调节的主导机制正在形成。近20年来，我国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劳动力流动择业、用人单位聘用人员及决定工资的自主性越来越大，劳动力市场化的综合程度从1979年的3.24%增加到1997年的70%左右。

    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价格的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发育和健全，标志着市场机制成为配置人力资源的决定因素，长期依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育结构体系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变革。如电力、铁路、建筑等行业所实行的公司制改组、商业化经营、法制化管理的体制改革，打破了单一的国有制、政企合一的经营模式，原来自成体系的涵盖大、中、小学等各级各类教育的行业教育结构体系逐渐被打破，代之以行业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部分行业建立了行业教育协会（联合会），承担起行业转轨改制后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职能。

    劳动力市场化程度（%）

    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1999》。*. 这一指标1997年达到70%。

    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农村种植业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方式向兼业、专业商品化和非农产业（如加工、运输、营销）方式的转化，经营者也出现大的分化，有从事农业生产专业化、集约化和商品化经营的企业型农民，有农业技术水平较高并进行一定的专业化生产的技术型农民，还有初级技术型和依靠传统生产经验和技术的普通农民。这些人力结构类型的新变化，对以学历教育为核心的教育结构体系提出新的需求。应该看到，我国在商品市场已经成为买方市场的形势下，教育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卖方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要求教育结构体系为劳动力就业市场提供合理的人才资源和人力结构，另一方面，它对教育结构体系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加强了对各类人才的筛选功能，对各级各类教育的保障体制如投入机制，产生深刻的影响。

    ◆我国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正在新形势下进行战略性调整，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与此同时，人力结构与教育结构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

    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处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及萌芽状态的知识经济等多种形式并存的时期，总体上层次和水平较低。到21世纪中叶，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从“九五”开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结构的优化升级，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从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构成看，我国与世界发展趋势相似，1980年至1993年，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大幅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小幅降落，第三产业的构成比重大幅上升，到1998年，继续呈现类似的发展趋向。（见下表）

    国内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所占比重的变化（%）

    数据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9年）, 《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

    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内部结构发展表现为新的明显趋势，农业在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基础上，发展以农业产品加工、制造、储藏为主的第二产业和以农业运销、贸易、游憩为主的第三产业。农业内部结构，种植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80.0%下降到1997年的56.4%，畜牧业却由15.0%上升到31.0%，渔业由1.6%上升到9.3%。作为高新技术产业，1999年信息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了10%，信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超过制造业，从而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我国从业结构日益呈现出向工业化阶段发展的人力结构特征，第一和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逐步下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逐步提高（见下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业结构逐步优化和技术结构逐渐升级，各个行业人才结构重心呈上移趋势，由于产业性质与技术结构类型不同，移动幅度的大小也不尽一致。如金融行业向着更加综合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金融创新、精确化和工程化信息网络化等，成为行业利润增长的决定因素，智慧资本（如人本管理）成为金融业的灵魂。这些变化提高了对岗位人才知识能力的要求，人才类型划分也有新的变化，以学历层次为标志的人才层次类型划分方法，已经远远不能反映产业对人才类型的实际要求。再如电力行业，发电厂、电力网基本上属于装置设备型、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型，运用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一点同铁路运输业相似，行业人才结构类型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的混合类型，初中级人才仍然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人才培养的主体。产业技术结构不同，人力结构类型也很不相同。（见下图）经济结构、技术结构的优化升级，需要通过人才劳动力结构的适应性调整,进而影响到教育结构。

    国际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大致经过4各阶段，人均300美元时处在步飞阶段，属于轻工业化时期，人力结构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人均300-1500美元时处在起飞阶段，属于重工业化时期，人力结构属于资金密集型；人均1500-10000美元时处在加速阶段，属于高度工业化时期，人力结构属于技术密集集型；人均10000美元以上时发展到成熟阶段，属于高技术附加值时期，人力结构属于知识密集型。不同工业化时期人力结构也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教育结构直接影响着产业劳动力层次和类型结构的配置，进而影响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最佳状态的形成。由于我国还处在工业化起飞阶段，存在着大量的劳动、资金密集型企业，地区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商在进行早期工业化建设阶段，因此，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能大大加速工业化进程。

    ◆科学技术进步日益成为最有效的经济增长手段，科技与教育的整合通过教育结构转变为人才资源优势，进一步影响产业技术结构的质量水平。

    世界范围内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得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因。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层出不穷，带动了传统产业的调整和升级，甚至使一些“夕阳产业”重新焕发活力。这种变动趋势正通过国际分工的变化，影响到我国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农业农机总动力从1991年的29388万千瓦增加到1998年的45207万千瓦，建筑业建筑技术装备率从1991年的2572元/人，增加到1998年的5127元/人，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据统计，我国利用新品种、新技术、新农药、专用化肥和节水灌溉、设施农业以及机械化等新科技改造传统农业和发展新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70年代的27%提高到80年代的35%，1997年达到42%。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的进一步应用将会大大加快农业现代化。电力工业从85年开始，逐步淘汰小型机组，进入90年代重点向建设30万千瓦以上的大型机组发展，在经营上实现联网供电，提高电力开发效益，岗位技术含量和管理水平需要大幅度提高。再如信息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使得人类的知识更新发生质的飞跃，大致每5年翻一番。知识、信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信息技术渗透到各个行业，正成为我国技术结构优化的主要增量。

    21世纪，我国国民经济重点领域的技术水平要实现大的突破，信息产业在继续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发展信息技术，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应用的同时，重点突破产业发展在集成电路、软件等方面的瓶颈。21世纪，企业组织更加趋向集团化规模经营，向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国别发展，行业界限越来越模糊，企业组织形式不断分化，衍生出更加丰富的经济结构和领域，现代化企业越来越成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主要基地。

    ◆ 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但是，我国的科技实力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素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1995年以来，国内发明专利主要集中在家具、家庭日用品、测量测试等领域，而同期国外专利则集中在有机化学、医药化学、信息技术、航天技术、超导技术等高新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不高。电力工业是我国最基础的工业，1998年人均运转发电设备容量仅为157千瓦，发达国家高大1000千瓦以上，我国人均年销售电量85万千瓦时，发达国家高大500万千瓦时。我国高技术附加值产品率很低，如信息产业的主要产品网卡、服务器、路由器、集成电路、新型元器件等基本依赖进口，电子工业的核心如芯片、系统设计等国内需求量的90%依赖进口，基础软件基本上为国外产品。我国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总量不足，近年来外流比较严重，今后10年又陆续进入退休高峰期。我国人才资源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如信息产业，能组织领导重大工程和项目攻关的技术带头人以及高层次、复合型的专业技术人才比例较低，IC设计、软件工程、通讯产品开发的人才类型十分短缺。科学技术进步，既需要建立一支高层次创新人才队伍，更需要大量的从事技术推广和技术扩散的应用型专门人才队伍。因此，必须进一步调整教育结构体系，大力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造就数以千万计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我国未来人口结构变化和传统文化，将对教育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国未来人口结构发展走势将直接影响教育结构的形成。据预测，我国不同学龄阶段人口增长将在未来10年内分别达到高峰期。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据资料统计，按60岁作为老龄化社会的标志，我国2000年正式步入老龄化历史发展阶段。

    我国坚持长期实施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家长期望子女接受较高层次质量的教育，我国又具有重视文化教育的悠久历史传统，社会对较高层次和质量教育的需求远远超出教育供给能力。我国国民平均受教育水平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之后，家长希望子女接受较高层次教育的强烈愿望，解决教育供给与需求这对矛盾，唯一出路在于发展多样化的教育，扩大教育供给。因此，教育结构及时做出适应性调整，高中及以上阶段教育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层次结构重心需要适当上移。

    我国传统文化以及人才观念，直接影响对教育的选择，重视文化知识和伦理道德教育,轻视甚至鄙薄职业技术教育,追求高学历和“学而优则仕”，这种人才观必然导致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忽视学生个性发展以及德智体全面发展，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最新编制出版的《中国职业分类大典》，将我国职业划分为1838个细类，这些不同的岗位对人才的知识、能力的要求也是不同的，这部大典说明社会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要是多层次、多样化的，不能一味地追求高学历。教育的目标不仅仅“学而优则仕”，更要则农、则商、则工等，教育体系要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

    ◆我国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对教育提出高质量、高层次、多样化的发展需求。

    我国二元经济特征仍很明显，农民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40%左右。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化取得了长足进展，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49年的89.4%下降到1997年的70.08%，今后这一比率还将继续下降。1994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达554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近13%，乡镇企业吸纳了1亿多的农村劳动力，近些年来，这一结构比例又有所提高，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更是如此。在江苏省泰兴市，乡镇企业经济总量已经占农村经济总量的80%以上，农业收益占家庭收益很小的一部分，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流动。再如内贸行业中商贸比较发达的广东省，1997年全省贸易从业人员达到388.14万人，比1990年增长82%，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达36.5%。由于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依托自然经济的农村人口必然流向城镇。城乡结构的变化也反映出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第一产业的大量富裕劳动力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不断流向城镇，转移到第二特别是第三产业当中。城市化的步伐加快和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要求教育结构体系更加灵活和开放，以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就业教育、转岗培训和继续教育。城市化发展要求教育不仅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还必须为提高国民整体文化素质、民主法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经济全球化发展，对现有人才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以及教育结构体系提出严峻的挑战。

    当今世界正走向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不断加剧。“地球村”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成为一个现实，独立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之外的联系与发展，其前景是不可想象的。21世纪，我国产业发展直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与挑战。内贸行业中已有越来越多的外商企业落户到中国，国外的经营方式、管理理念、人才观念影响我国，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对外开放的时间和程度不同，人才分布与教育结构已出现明显的差异。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结构很不适应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的需要,也不能很好地面对我国今后更加严峻的就业形势。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发展中国家进入WTO以后，一方面必须在国际经济体制内全方位地参与竞争，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受制于建立在并非合理和公平基础上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一个市场经济起步较晚、综合国力水平不够强的民族经济，一旦纳入经济全球竞争的轨道，既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又有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国民素质、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条件。加入WTO，我国农业首当其冲，南方的春小麦、玉米、橘子，北方的春小麦、稻谷等生产成本高，品种和质量低等，经受不起国际冲击。因此，必须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根本出路在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加大对科技教育的投入，提高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和管理水平以及组织形式，增强国际竞争力。据1998年抽样调查，农业劳动力中掌握1-2项实用技术的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16.4%，获得专业技术资格和岗位培训证书的人次占被调查人数的7.3%。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十分薄弱。如内贸行业，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和不断开放，广东得改革开放之先，商贸很快兴旺发达起来，由于缺乏外向型人才，影响了如服装、玩具等行业的大量出口贸易。90年代广州超市成为全国一景，当时的大超市现在降到了二流或三流的商业网点，根本原因在于决策层的素质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导致决策失误而非市场等环境制度因素的影响。再如建筑行业，产值占GN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8-10%的水平，21世纪建筑业将进一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更多地参与国际竞争。1996年我国建筑业从业人员达2992万人，其中国有企业856万人，集体企业1171万人，农村建筑队870万人。在集体和农村建筑队伍中大量的是“放下锄头就盖楼的”农民工。这种人才队伍状况，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对外向型建筑业的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职业技术培训与学校教育同样重要，是培养高素质劳动大军，提高企业技术竞争力的主体。在北京城建集团， 1997年拥有职工（正式和非正式）4-5万人，高峰时达到7万人，其中来自村镇建筑施工队伍的人员占到60%以上，基本或很少接受相关技术教育培训，更难做到持证上岗。该集团老总特别强调，要加强对在岗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岗位技术培训，对来自正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也要加强岗位职业技术培训。

    ◆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结构和模式面临严峻挑战。目前我国各类高等学校出来的人才基本属于学历型，能否成为各行各业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还需要深入的岗位继续教育和能力素质训练。我国近些年来经济发展的态势表明，国内经济增长对国际环境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我国电子信息产业1996年出口额增长率为33.1%,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1997年下降到25.1%，1998年降为-4.7%，1999年恢复并上升到51.9%。大力培养能参与国际竞争的高层次人才，是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全球发展战略,促使教育事业不可避免地更多地面对国际竞争，教育更加多元化，国内人才劳动力市场向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对各级各类人才素质提出新的要求，高层次专门人才，成为国际对人力资源竞争的热点，也是国内人才资源面临外流的主要危险。

    在面向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经济、科技和人民生活水平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同时我国社会生活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等的多样化将进一步发展。这必然会带来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并要求建立满足社会多种需求的多样化教育结构体系，以及适应新形势要求的非常灵活的机制。经济全球化与国内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对教育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教育结构体系改革面临新的命题。

    中国网2002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