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既定部署,新四军承担着"发展华中"的重担。
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专程由重庆赴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与新四军领导人研究发展华中的问题。他提出的原则是: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 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依据这个指导思想,最后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实践证明,这是对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一个重大而正确的决策。
所谓"向北发展",指的是多抽部队过江,把江北地区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向东作战",就是重点出击京沪地区,是巩固军部所在的皖南和业已开辟的苏南茅山根据地。由于这个方针符合华中和新四军的实际情况,得到新四军很多干部的赞同。陈毅、粟裕等人领导第1、第2支队积极执行了这一方针,4月间以一部控制了丹阳以北的沿江地区和地处江中的扬中全岛,并成立苏北特委,为渡江北进创造了条件;5、6月间,以叶飞等部东进,夜袭浒墅关车站和上海虹桥机场,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尔后,又以一部渡江北上,控制杨州以东、泰州以西和仪征、六合、天长地区,造成了跨越长江两岸的有利态势,为后来开辟苏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新四军第3支队和军部直属部队坚守皖南阵地,其中繁昌保卫战连续击退日军五次进犯,使日军损兵近千人也未能得手。第4支队和由第4支队一部扩编的第5支队分别进入津浦路东西两侧地区,挫败了日伪军和顽军的频繁进攻,建立了皖东根据地。彭雪枫领导的游击支队于1938年9月进入豫东,随后向皖苏交界地带发展,至年底建成了豫苏皖根据地。1940年2月,游击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6支队,致力于巩固豫苏皖边区。1939年1月组成的豫鄂独立游击队在李先念率领下向豫鄂边区挺进,6月改编为豫鄂挺进支队,次年1月扩编为豫鄂挺进纵队,仍由李先念任司令员,豫鄂边根据地同时形成。
从1938年底到1940年初,经过一年多的英勇战斗,华中的游击战争和根据地规模以及新四军的兵力都有了显著发展。新四军已由1938年底的2.5万人发展到5万余人,但是华中敌后仍有广大地区尚待开辟。1939年11月底,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津浦路西淮南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从12月至次年2月,刘少奇在这里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会议,着重讨论了华中的发展方向等问题。根据六中全会精神和华中的实际情况,中原局认为,新四军如向西发展,将会受到国民党第1、第5战区的限制,且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不利;而苏北地区全部为敌占区,只有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力量较弱。新四军向苏北发展,政治上有理,对抗战有利。同时苏北靠近山东,新四军发展苏北可与山东的八路军互为依托,互相策应。据此,中原局决定华中新四军执行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刘少奇并建议中共中央令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北上,协力开辟苏北。
刘少奇的建议得到中央同意。1940年5月,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1.2万余人由冀鲁豫边区南下,7月与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尔后,第4纵队又抽出一部,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各一部编成八路军第5纵队。7月,开辟苏北的计划付诸实施。陈毅率新四军江南部队主力北渡长江,建立了以黄桥为中习的由南向北的前进阵地。9月,黄克诚率第5纵队东进开辟了淮海区根据地,从而建立了由北向南的前进阵地。10月,陈、黄两部协同作战,一举击败顽军韩德勤部的进攻,取得黄桥反磨擦战役的重大胜利。10月10日,新四军与八路军在东台以北白驹镇胜利会师,终于完成了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为了统一对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领导,1940年11月在苏北海安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叶挺抵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
由于贯彻了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新四军成功地坚持了皖南,巩固并扩大了苏南和皖中根据地,发展了皖东,鄂豫皖边和豫皖苏边根据地,开辟了苏北根据地,形成了广大的华中敌后战场。新四军发展到9万余人,成为坚持华中抗战的重要力量。(冯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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