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一）两岸领导人对“两岸复谈”的强烈共识
进入2002年，两岸均有提出双方复谈的呼吁，但是值得注意的，复谈的动作似乎仍如过去二年一样，不是僵持继续，就是原地踏步不动。
台北当局对于“恢复”两岸对话与谈判一事显示得最为积极，以陈水扁为例，光是今年二月之前接见多位外宾时，就不断呼吁能与对岸展开“对话或谈判”。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次谈话事在2月26日与美国波士顿地区学者举行视讯会议时所发表的看法，陈说：“台湾愿意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情况下与中共展开对话。我们也愿意呼应中共所提，双方可以先就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交换意见，以促成两岸经贸关系的政党化。”
另外，陈水扁也多次提到“两岸可以暂时搁置争议的部分，先从经贸、文化的综合开始谈起”，接下来不仅“一个中国”是个可谈的议题，而且也能共同寻求永久和平，政治统合的新架构。这些观点也是延续了陈水扁在2000年12月31日所发表的“元旦祝词”中所提出“统合论”的精神。
至于大陆对“两岸复谈”的立场，基本上其看法与精神始终是一贯的，就是台北只要接受“一个中国原则”，那么双方谈判即可全面恢复。朱镕基总理在2001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主办的春节团拜会上，就提到说“中共坚持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促进恢复两岸对话与谈判，努力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由于春节团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江泽民主持，朱的谈话尽管没有新意，但仍具代表性。另外，钱其琛在“江八点”七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表示中共对台湾民进党员以适当身份欢迎前往大陆访问，可能是“复谈”建议声中极具意义的宣示。
而在两岸之间扮演极其重要角色的美国，布什总统也在2002年2月22日在北京清华大学一场演讲中感慨地说出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看到经由和平对话，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从两岸领导人的重要谈话，加上美国总统布什的关切，应该不难理解“两岸复谈”不仅是北京与台北的重大政策期许，而且也应是两岸以及国际社会共同聚焦的“共识”。
（二）两岸入世后对两岸建立经济合作机制的期待
更重要导致两岸可能会促成“复谈”的基础，是2001年12月两岸先后获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在WTO架构下有一种为解决双方或多边经贸争执而设立的谈判机制，是北京与台北无可避免会树立协商，对话以及谈话的场合。加上，中共领导人在两岸入世之后几次重要谈话似乎暗示了两岸复谈可望有个新的机遇，引起台北当局极大之回响，一时间几乎有所错觉认为两岸入世提供了两岸复谈的契机。
首先是江泽民在2002年的第一天在北京所举行的全国政协新年茶会上发表谈话时指称，两岸相继加入世贸组织，为发展两岸经贸关系提供新的机遇。接着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1月24日纪念“江八点”七周年的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谈话，其中非常重要提到一点，就是“两岸双方已先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双方一件大事，也是进一步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的新契机”。所以钱说：“为推动两岸经济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愿意听取台湾各界人士关于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密切两岸经济关系的意见与建议。
台北显然回响强烈，除了陈水扁正面响应之外，甫新就任的“行政院长”游锡堃在其2月1日就职记者会上，就正式提出了建议说：我们“愿呼应中共所提，双方可先就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交换意见，促成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
不仅如此，陈水扁更建议两岸当可以籍由WTO此一国际性建制，进行经贸对话。并且，陈水扁还说台北也愿意派遣相关人员访问大陆，并就双方关切的议题，例如两岸经贸的正常化，投资保障协议，“小三通”，或甚至于“九二会谈”过程与结果之解读的争议与中共方面来广泛交换意见。如果大陆方面愿意先行派员来访，台湾也愿意表示诚挚的欢迎。个人相信，唯有透过对话与接触，才能避免相互猜忌与误判，解决彼此的歧见。为了落实到政策层面，这样内容的措词，“行政院长”游锡堃还特别选择陈水扁说话的同一天，在“立法院”施政方针口头报告中加入了这一段看法。
因此，台北当局显然相当热衷藉由中共领导人所释放的讯息来促成两岸复谈，即便《联合报》一份在钱其琛谈话之后所作的民调有百分之四十九点六的民众不认为两岸在一年内可恢复协商（仅百分之廿五点五的民众认为有可能），但是“行政院陆委会”在二月下旬还是将2001年各界所作的四十四次民调结果作综合研判，统计出有百分之七十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能恢复协商。
加上布什总统在2月布江会谈中曾试探询问江泽民两岸是否有可能在WTO进行非政治性的谈判，更加强了台北的信心认为两岸复谈已具契机，甚至“陆委会”蔡英文早在2001年12月11日，认为中共若能体会并利用陈水扁过去一年半来对北京所发表谈话释出之善意，两岸应在2002年有机会恢复谈话。
（三）“9.11”反恐事件导致中美关系恢复友好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另外也是促动“两岸复谈”的另一因素是“9.11”事件导致了美国与中国在反恐事件的合作，化解了双方自布什总统上台之后的不合。
在“9.11”事件之后，笔者曾拟定了三个假设的发展结果，进而对两岸关系所造成的影响：
1、由于美国在长期反恐运动中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所以布什政府必须重新检讨原先的对华政策。
2、由于反恐运动已成为美国民意关注的主流，所以本来的“中国威胁论”开始消退，因此北京不再是华府口中的敌人或竞争者。
3、由于中国在阿富汗战事中有重大影响，加上“中国威胁论”之消退，美国对台的支持可能因中国提出要与台北复谈而有所调正，进而可能会迫使台北走上谈判桌。
不过这样的假设并没有在早期得到美国学术智库的支持。不过，随着日后的发展，都发现是有些迹象可支持这样的假设，下面是几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提出来作为假设的左证。
第一，布什总统在2001年10月前往上海参加APEC高峰会议之后，2002年2月21日又前往北京作“工作访问”。不要说在“9.11”事件之后布什总统面临多少重大决定居然尚能拨冗赴上海开会，而且在四个月之内还二度访问中国，确让外界感到美中关系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纪元。而胡锦涛及江本人并同意在2002年4月及10月前往美国访问，更说明了反恐事件确是中美关系转戾的契机。
第二，国务卿鲍尔早在2002年2月5日在国会作证时指出，美国热切希望与中国交往，两国建立“坦承、建设、合作”的三C关系。而到了2月17日他在日本接受CNN访问时更坦诚的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既非战略伙伴，亦非竞争对手。两国关系正向前进，朝正面发展。
第三，当台北一再否认有所谓的“九二共识”之时，美国国务院一位资深的官员却在2001年12月19日对驻在华府的台湾记者团强调“九二共识”根据美国官方的了解确实存在，否则怎么可能会有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辜汪会谈”。这样的说法再两岸谈判成为僵局之时却能凸显出台北的固执，同时也暗示美国迫切希望台北能接受“九二共识”以便尽快展开两岸复谈。
两岸经过双方领导人其有的强烈复谈共识，以及入世后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议，是否有希望能展开双方的对话，接触以及恢复谈判，就成为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观察重点。加上布什总统关切两岸是否能进行和平对话，与美国可能进一步在两岸之间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更使得两岸复谈一事也成为国际社会聚焦所在。
本文就两岸是否能进行复谈，甚至于进展到政治性谈判一事，进行全盘性的研判。
二、两岸当局对两岸谈判的态度与立场
（一）北京的立场
从两岸关系的历史演变来看，大陆对两岸进入谈判，特别是政治谈判的阶段，一直列为其对台政策中最优先的项目，这可以历年对台重要文件里必然不会遗漏提上这段建议的特色可为左证。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首先提出：“台湾海峡目前仍然存在双方的军事对峙，这只能制造人为的紧张。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
1981年“叶九条”持续如此论调：“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统一大业。”
1983年邓小平谈中国和台湾和平统一设想时，看法与“叶九条”差不多。邓说：“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一个适当方式，所以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议，实行第三次合作。”
1991年6月，大陆为了回应台北终止动员戡乱时期的措施，中共中央台办负责人被授权发表“六七谈话”，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向台北建议说：“由海峡两岸有关部门和授权团体或人士，尽快商谈实现直接三通和双方交流的问题。”或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派出代表进行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适度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
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中重申：“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尽早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在商谈中，可以吸收两岸其它政党，团体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可以吸收两岸其它政党，团体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就两岸正式的方式问题同台湾方面进行讨论，找到双方都认为合适的办法。”
1993年8月发布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曾提到“和平谈判”这个基本点。具体的主张则是认为“通过接触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同时“为结束敌对状态，实现和平统一，两岸应尽早接触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谈判的方式，参加的党派，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以及台湾方面关心的其它一切问题。”
1995年的“江八点”则是综合多年来涉台文件中有关两岸谈判的建议归纳成“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至于谈判的名义、地点，方式等问题，只要早日进行平等协商，总可以找出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至于自1992年以来必然提到的“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之说辞，江泽民也强调说：“当然也包括台湾当局关心的各种问题。”更重要的是，江泽民在这篇重要宣示的文件里，特别指出“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特别将两岸关系突显，列到命名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专章。虽然有关呼吁两岸政治谈判仍维持“江八点”的基调，但是再度的重申也显示了北京当局对此问题的关注。江泽民的报告中是如此写的：“我们再次郑重呼吁，作为第一步，海峡两岸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发展进行规划。希望台湾当局认真响应我们的建议和主张，及早同我们进行政治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另外，自1997年新年祝词，一直到1999年，江泽民连续三年都是郑重呼吁台湾尽早回应中共所提，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进行谈判。说明了北京当局对推动两岸谈判的立场与态度早就趋向一贯性。
到了1999年3月，不管是朱镕基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或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及人代会在3月中旬的闭幕式中，也罕见地口径一致地提出了与台湾尽早举行政治谈判的呼吁，不过内容上仍然承袭了江泽民“八点主张”的基本看法：那就是呼吁台湾尽早与中共进行政治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
就文件表面的文字来看，大陆对两岸谈判的态度具有相当一致与持续的立场，二十年来呈现些变化是两岸谈判对象的假定从过去国共两党的谈判修正为“两岸”或“双方”进行谈判的文字转换而已。而且，“政治谈判”已变成政策主调，至于“终止两岸敌对状态”与“实现和平统一则已成为不可取代的商谈议题。
（二）台北的态度
再来看看台北方面，谈判一事始终是忌讳所在。90年代初期之前的“不接触、不谈判与不妥协”的“三不原则”始终为政府决策所奉守不渝。相对的，一般民意则对两岸进行谈判有强烈支持之意，分析政策与民意有落差的原因应归咎于当局总是认为一旦两岸进行谈判，终将导致台湾民众怀疑“政府有投降或出卖台湾”的意向。因此两岸谈判在这段期间几乎是没有任何进展或具体成果。
即使于1986年5月因为要求归还转飞到大陆广州的华航货机而举行中华航空与中国民航的“两航谈判”，或1990年为了顺利遗返大陆非法入境人士的“金门协议”，台北当局从来没有认同过这是两岸谈判最早启用的模式。1993年4月“辜汪会谈”达成四项签署文件的共同协议，在国际社会是普遍认为这是两岸正式谈判的事例。但是台北当局给予“辜汪会谈”的定位，还是回避了“两岸谈判”的性质。从“陆委会”编印的“我们对‘辜汪会谈’的看法”这本册子中说明，可以看到台北官方立场如此的：
“政府”是依照“国家统一纲领”近程阶段的目标来规划“辜汪会谈”的议题。在这个阶段着重于以民意交流促进了解，以互惠化解敌意，并希望建立两岸交流秩序及制定交流规范，这是我方授权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进行会谈的最高原则。
由两会的约定来看：本年4月上旬在北京所举行的“辜汪会谈”预备性磋商中，海基会与海协会对会谈的定位达成民间性、事务性、经济性、功能性的共识。在预备性磋商过程中，由于双方代表全力恪守不涉及政治性议题之约定，使该次磋商得以顺利完成，也为正式会谈奠定良好的基础。
由正式会谈的过程来看：我方代表谨守“陆委会”授权的范围，只谈预备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不谈政治性议题。大陆代表在会中虽提出政治性之“三通”问题，我方代表坚守授权范围及两会先前达成之共识，未予理会。
由会谈达成的四项议来看：“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辜汪会谈共同协议”以及将两岸交流中面临的十余项问题，列为两会未来会务联系的优先事项来看，很明显的，会谈绝不是政治性的。
辜振甫先生虽然兼具中国国民党中常委身份，但他是以海基会董事长的身份前往参与会谈，绝非代表中国国民党与中共谈判。在过去多年中，“政府”基于岛内政党政治发展已具基础，面对大陆一再提出“党对党谈判”的要求，均表反对，或未予理会。“政府”以前的态度是如此，以后也不会改变。
依据“国统纲领”的设计，两岸高层官员互访定在中程阶段，而协商统一更是在远程阶段。目前两关系尚在民间交流近程阶段，“政府”不会与大陆贸然进行政治性谈判。
这篇政策说明里，就是要强调“辜汪会谈”绝不是“两岸谈判”只是去建立两岸交流秩序与规范的“磋商。”当然它不是“政治谈判”，因为它只是定位在民间，事务，经济与功能的性质。当然它更不是国共两党的谈判，因为它只是定位在民间，事务，经济与功能的性质。当然它更不是国共两党的谈判，因为那是海基、海协两会的会谈。
事实上，自1991年2月颁布的“国统纲领”，其中涉及到文中几段应用“谈判”一词的文字则全然舍用或代之其用词，刻意回避的痕迹非常明显。譬如说“两岸应摒弃敌对状态，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两岸应建立对等的官方沟通管道”，“开放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两岸应协力互助，参加国际组织活动”，“推动两岸高层人士互访”，以及“成立两岸统一协商机构……，共商统一大业”等，均不见“谈判”一词来说明这些“具体结果”的处理方式与过程。
其次，在1994年7月“陆委会”所公布的“台湾两岸关系说明书”内，曾经提到“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无论是目前民间的交流，或是未来政府间的协商，均应在尊重对方人民与政府法制的原则下进行。”这段文字里，即使已提及两岸间的官方交流管道，但用词还是取“协商”而舍“谈判”的字眼。
唯一提到“谈判”一词是在1995年4月的李登辉在“国统会”上的闭幕致词，这个俗称“李六条”的谈话，的确与过去任何台北官方所发布的文件有所不同，大胆的使用了“谈判”一词。它这段文字是如此表达的：“当中共正式宣布放弃对台澎金马使用武用后，即在最适当的时机，就双方如何举行结束敌状态的谈判，进行预备性磋商。”值得注意的是，“谈判”一词虽然用上，可是重点仍在“预备性磋商”，而不是已经同意直接迈入“正式谈判”。
此外，1996年5月李登辉就任第九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以“进行对谈沟通”来要求两岸“化异求同”，以“直接交换意见”与大陆最高领导当局见面，期能为国家统一再创新契机，更在显示台北已决定扬弃“谈判”用词的采用与大陆的直接沟通。取代的是比较弹性而且模糊的类似词如“对谈沟通”，“交换意见”甚至“建设性对话”来抗衡大陆用“两岸政治谈判”所带来的压力。
三、一九九八年辜汪会晤后“政治对话”取代“政治谈判
（一）两岸同意“对话”代替“谈判”的磋商过程
1998年10月，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两岸几乎中断接触近二十个月后，首度在上海再次会面。尽管本次辜振甫大陆之行，都没有会议题与性质，并事被冠予为是“参访”或“会晤”的定位，不过在辜振甫结束上海旅程前往北京之前刻，海基与海协两会戏剧性的达成“四点共识”。透过当时的新闻报导具体内容上大致上是包含：（1）两会加强对话；（2）两会加强交流；（3）涉及两岸同胞人身安全问题，两会积极处理；（4）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邀请海协会长汪道涵访问台湾，汪道涵允诺适当时机访台。
不过在“四点共识”达成之前，两会在辜汪于上海举行首次会晤时立场还是十分明显的有差歧，一如过去两岸在“谈判”问题上看法南辕北辙。就海协会立场来说，汪道涵还积极表达了大陆方面希望与台湾方面进行政治谈判和加强两岸两会接触的意愿。他并认为，两岸结束敌对状态，实现结束敌对状态，实现直接“三通”是当前两岸最突出的问题，而台湾的政治定位也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至于海基会的态度，则由辜振甫指出两岸两会当务之急的遵守辜守辜汪会谈新加坡协议，尽快恢复制度化协商，致力解决较不具争议的人民切身关心的问题。辜并建议，在进行事务性协商中，可以理出政治性障碍，在未来展开两岸协商可逐一加以理性排除。
当然两会不可能在上述问题上达成共识，进行所谓的事务性协商或政治性谈判。因此本来预期双方应只是各自表述彼此立场与坚持就可能是会晤的结果，未料两会最后却是产生四点共识。而其中最引起注意的则是双方同意今后将加强彼此的对话。
但是，此处所谓的“对话”，台北与北京还是有不同的解读。后者由唐树备在“辜汪会晤”当日稍后记者会上，已抢先说：“两岸政治对话刚才在八楼已经开始，”但是台北则只愿把它定位在“建设性对话”。在辜振甫会晤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之后，曾在记者会上提到他体认出两岸建设性对话的重要性。但是“建设性对话”，但是对话是没有区隔的。这也就是说，“对话”不能将它区隔或政治性或事务性对话。辜并比喻说，谈渔事纠纷，一定会谈到其中的政治因素，但不能只谈政治因素，而把人民权益有关问题把它放在一边。而且辜也警告说，“如果区隔的话，很容易制造不安，或者制造新的对立。”
尽管两岸对“对话”事有不同的定位与命名。不过，双方主要负责的官方单位却是异口同声对“两岸对话”的建立持肯定的态度。台北“陆委会”在“主委”张京育接见辜振甫一行人时曾指出，这次代表团开启两岸建设性的对话，并与对岸达成多项共识，是值得高度肯定的成就。而同一时间《联合报》的民调也显示有六成九的台湾地区民众赞成两岸应继续进行辜振甫此行启动的两岸政治对话。另方面，国台办主任陈云林也在10月17日欢迎辜振甫宴会上指出，在上海辜汪达成的“四个共识”，特别是两会开展政治、经济等多面，多形式的对话，国台办对此“表示赞赏”。
国际舆论亦对两岸能够建立起“对话”表示肯定。以美国《华盛顿邮报》为例，10月15日的社论就以“恢复对话”为题，指出两岸恢复对话，对整个东亚地区的福祉与稳定，极关紧要，而日本《每日新闻》10月18日社论则说，两岸重新对话如果见沟通管理能正常发挥机能的话，便能向上累积信赖关系，台湾海峡的空气如果软化的话，则与此地区相邻接的日本也相当欣喜。至于美国《纽约时报》则在10月19日辜汪会晤结束的报导中，预见两岸未来“对话”仍会继续，以避免出现无人希望发生的毁灭性冲突。
当然，美国政府也持同样肯定的态度。国务院对辜汪会晤的评论中有一段是如此写的：“我们相信双方的对话，接触与交流，对解决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间的分歧提供一项重要的管道。”
（二）两岸同意“对话”代替“谈判”的考量所在
在普遍对辜汪会晤所建立的“两岸对话”共识赞赏之际，事实上也有必要来深入探讨两岸对这样情势发展的认知与评估。有二个问题应该是在探讨“对话”时容易被外界的出质疑的：
第一，一直坚持两岸之间应该进行政治谈判的大陆，何以在此次辜汪会晤之时，强烈主导两会走向“两岸政治对话”的趋势？这种两层次上较“谈判”尚低俗与缓慢的“对话”，大陆的接受的策略上的考量是什么？
回答这样问题，依赖学界的分析与情势的研判，与实际上情况是否产生差距，就有待日后验证。
事实上，大陆并无意全盘放弃与台北建立政治谈判的希望。在辜振甫参访大陆前夕，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在外交部记者会上还说，大陆希望辜之访问大陆能够改善两岸关系，也能有助于推动两岸尽快展开政治谈判。唐并希望辜的访问能够解决妨碍两岸政治商谈的程序性问题。
但是，大陆非常清楚台北是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接受建议走上谈判桌，同时商谈政治性议题。因此在策略上必定要让台北逐渐无惧并习于走谈判，所以这就需要一段时间让台北来适应。但另方面又忧虑因为时间拉长会让台北对“两岸谈判”一事渐行渐远，所以也要考虑采取一种措施，既能拉住台北不远离可能谈判的议题，又不致加重台北面临立即谈判的压力。这应是“两岸政治对话”缔创主要原因所在。
另外，在两岸确实都希望国际社会方面，特别是美国，能扮演起有助于建立两岸稳定的角色，因此，建立一个对话管道，不管是大陆“政治对话”或是台北的“建设性对话”，其对话结果只是对双方并不具强制拘束力，而且也可对一些有歧见的政治问题进行沟通，当然就更加促进两岸的意愿。如果这样管道得建立，还会使国际社会认为此举将等于台湾海峡稳定情势的建立。那么在两岸均不愿扮演“麻烦的制造者”前提下，“两岸对话”的机制建立就更具其顺利的一面。实际上，白宫在辜汪上海会晤结束当天就发表正声明，其中有几段文字相当程度反映了美国对“两岸对话”的关切与肯定：“两岸对话自1995年中断以来，华府就再促请两岸恢复‘建设性对话’。因此，辜振甫往访大陆以及他与北京领导人、汪道涵的会谈，自为美国所欢迎。若再从另外角度来看白宫这项声明，这又何尝不是两岸当局愿意显示他们采取了美国乐意见到的步骤与决定。”
但是，导致大陆在“两岸对话”共识建立过程中态度更积极的原因，应是它心目中的“政治对话”应是迈中“政治谈判程序磋商”阶段的前奏。而两岸欲建立正式的政治谈判模式，也必然要透过程序性或预备性磋商这个过程。缺少这个过程的磋商，至少对大陆来说，一些头痛前提条件，如一个中国原则或两岸政治定位问题，就可能会被模糊甚至于被舍弃，是有不利于未来谈判的结论。所以，如何能政治议题优先排上谈判桌，又能使得政治谈判的事先磋商程序过程必然联带的涵盖在内，就是大陆退而求其次的加强“两岸政治对话”推动的主要原因所在。因为只要有对话，就无法去除内中所隐含的政治成份，当两岸双方对某一主题的有交集中，便容易形成“谈判议题”的共识。对大陆来说，议题本身可导向至政治色彩，而议题一旦有共识，一个程序性磋商过程便无要避免。
所以基于这样策略考量，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曾说过：“我们希望两会继续努力（对话），求同存异，扩大共识，为及早进行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并随之重开两会经济性、事务性商谈创造条件。”而“北京国际战略与发展中心”研究员辛旗则说得更明白，他说：“建设性对话”也好，“政治对话”也罢，终将是政治性议题商谈前奏，是走向政治谈判的必需之路。
第二，台北既不愿现阶段与北京展开政治谈判，也不太同意接受大陆所提出“政治对话”的名称与实质，但除了提出“建设性对话”不同名称之外，实际上还是接受了“两岸对话”的机制，它的考量何在？
前述一段有关两岸均需考量美国的“关切”进而同意进行对话共识的分析，应该可同样用来解释台北愿意与北京进行“对话”的部份原因。
但是，台北比大陆更考量到国际社会的关切的原因至少尚有三点：（一）在两岸过去交往互动中，台北是对两岸谈判较具排斥的一方，长久以来予国际社会印象是导致台海情势不安的“麻烦制造者”。当“对话”不具压力与拘束力，又能扫除国际社会错误印象，台北发把握机会；（二）“对话”毕竟符合后冷战时代国际社会普遍确立“以谈判代替对抗，以沟通代替冲突”的主流价值观；（三）透由与大陆的“对话”，可让国际社会平衡听到台北的声音。
其次，台北同意“对话”，并冠上“建设性对话”名称，应该还有下列几项考量：
1、既然无法在短期内接见两岸的政治谈判，台北就很难再推拒进行“两岸对话。”更何况，不管台北同意与否，这么高层次的会晤，又加上是1993年“新加坡会谈”以来和首次晤面，辜汪两人无论什么性质话题交换意见，不被称之为“对话”也属勉强。既然如此，台北何不顺水推舟？
2、高政治敏感的话题，平常只是隔空喊话才会出现，而且徒增双方不和气氛。若是见面直接坦露，让对方感受深刻，又能说自己立场，那么台北何需放弃此一机会？譬如说，两岸分治的事实，台湾历史的定位，海基会都勇于表达。许惠佑甚至转述辜振甫的话说：“话不讲直接点，讲白点，不能解放问题。”
3、对话固然有转移到政治议题讨论的风险，但相对的，也能挟带事务性磋商的回复。辜振甫曾说，他的大陆之旅，并和中共领导人见面，就是希望透过坦诚沟通与自由交换意见，增进理解，消除不必要的误会，为推动两会会务良好的气氛，更为中断三年多制度化协商管理带来重新启动的契机。
4、辜振甫大陆谈“民主化”，既有鼓吹大陆“走向民主”政治的启发作用，也有增强台湾在两岸互动中的筹码作用。这样的目标的只有籍助“对话”的机会才能达成。从辜振甫在10月18日的记者会上花了很长时间谈他如何与中共领导人交换“民主化”的看法可见端倪。
5、当对话名称定位在“建设性对话”，在形式上降低政治色彩，对内也可减少统独的争议，反而使得最后的“对话”本身赢得台湾朝野的支持与肯定。
所以，在1998年10月辜汪会晤之后，基本上我们可以得一个结论，那就是政治对话固然已取代了政治谈判。但是对大陆来说，那只是“权宜措施”而最终的目标应还是“政治谈判。”
四、二OOO年“政府”更替后，以“政治性谈判”取代“政治性对话”观点的提出
在2000年的大选中，由一向坚持“以台湾二千三百万人之自由意志来决定台湾未来前途”为其党纲的民主进步党获得胜利。而所谓在西方先进民主国家早已为常轨的“政党轮替”也因为此次的选举结果，而首次在台湾发生。在取得了执政地位后，民进党方面自然要开始直接面对两岸事务相关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自于部统独两个阵营之间的角力对抗，同时来自于大陆对双方接触所采取态度。大陆甚至已经将未来的坚持“台独”主张的民进党政府协商谈判的希望之窗关闭。
虽然陈水扁在其2000年5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已经对大陆展现出其善意的一面，诸如承诺在其任期内，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修改“宪法”使得与中国间的“特殊国与国关系”获得承认、不会推动致使“台湾独立”的公民投票。另外，只要北京方面能够在对台使用武力一事上自我节制，也没的废除“国统纲领”的问题存在。但在陈水扁宣誓就职一年后，两岸间的僵局仍未见显著改善。造成双方目前僵滞现况的核心，探究起来仍原本问题争议的焦点——亦即台北方面是否接受被在大陆坚持视为未来双方对话，相互交流甚至是政治谈判前提条件的一个中国原则。身为一位在统独光谱中偏向“独立”一方的人物，陈水扁不仅拒绝了大陆上述的坚持，同时他更考虑将“一中原则”从前提条件中抽离，而作为是“可讨论的”议题之一，除了对1992年“一中原则”共识的声明表示迟疑的态度外，陈水扁其它的相关作为也引发了大陆相当程度的抵制，更有甚者，大陆也拒绝了与陈水扁的官方代表进行接触，例如来自海基会以及民进党人士所组成的代表团。
即令陈水扁从不放弃任何机会来表达同大陆恢复接触的意愿，但上述大陆态度地显现，确是说明了两岸间要进行更进一步对话的困难性。对陈水扁政府而言，现阶段最期盼的一种两岸对话形式就是如同1988年上海辜汪会谈的前例一般，北京勿在对话之前即要求台北将“一中原则”置于前提条件的位置上。而无论是之前的克林顿政府，抑或是现任布什政府，美方的立场也都对两岸的对话抱持着期望的态度。当然，陈水扁需两要以“对话”替代“谈判”，主要也是着眼于“一中原则”的考量，而藉由两岸的代表相互交换表达各自的观点时，“一中原则”其实已被战术性地转化为双方讨论的议题了。
因此，在陈水扁政府的运作下，台北方面屡有与大陆对话的需求与提议。这样的需求与提议，我们可以在许多陈水扁谈话的内容中发现，尤其是在岛内与美国国会议员晤面时，更可见到这种痕迹。
自2001年初开始，陈水扁政府便开始有调整其大陆政策的例证出现，这些调整的例证，往往都是伴随对大陆而言过去并无前例的主张或建议。我们可在以下的时间、场合中发现：
（1）1月8日在接见民进党籍“立委”时，陈水扁即指出该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局势对大陆而言，乃是一个绝佳处理过去两岸已呈僵持局面的机会。因为回顾过去，民进党和大陆间确是较少有联系与交往的经验，因此（相较于过国民党），民进党自忖较能抛开过去长期对立的历史情节，而较能理性客观的态度来面对彼岸。
（2）7月1日，“行政院秘书长”邱义仁曾对部分公职人员表示，台北方面可以透过大陆来开启一个全新的联系沟通管道。倘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可以接受两岸间所谓的“官方接触与对话”，则台湾方面将会对此种转变表示接受和欢迎，而这种建议，也是自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台北对于两岸间官方联系的一项正式建议。
（3）7月5日，陈水扁会见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奈伊（Joseph Nye）时，提出耐心和北京间异中求同，解决争议的一项重要因素。此外，他则补充道，期盼有一天大陆终能够改变其行事思维。
（4）同日，陈水扁在会见美国著名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主席傅乐（Edwin Fenler）时，也表明了寄望布什总统赴上海参加APEC领袖高峰会的中国之行，能在其中借着和江泽民晤面的机会，为两岸重开封闭已久的对话大门。
（5）7月10日，“陆委会主委”蔡英文亦提民进党政府为建立起两岸互信的基础，设定了一些相关的议题，其中包括部分双方分歧且具争议性的问题。而蔡英文的这项建议一般也被认为是透露了一项讯息，那就是：台北方面在未来将不规避任何可能的政治谈判。
观察了上述重要大陆政策人士的谈话内容与作为，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陈水扁政府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对于一个中国原则以 1992年对于“一个中国共识”的声明，丝毫未予处、着墨。这样的作法，也令我们了解到陈水扁政府处理两岸关系时先忽略“一中原则”，并将之当作己方的优先事项的特质。
就在蔡英文表达希望为将来更进一步对话设定政治议题的几天后，中共却在“党对党”的基础上和台湾方面新党达成了六项共识，就在同一天，《联合报》也报道了中共决定推展一种与台北方面“党对党”的谈判新模式，在报中也说到，之所以默默进行这种新接触模式的目的，一方面是否定陈水扁及其“政府团队”相关人员对于两岸官方接触所抱持的可能性；另方面则是藉由和台湾方面其它政党的交往，向民进党政府施压，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只和同意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政党进行交往。
五、两岸对政治谈判的攻防策略
（一）大陆“以‘战’逼谈”策略
辜汪会晤之后，“政治对话”并没有因为中共对两岸政治谈判的呼吁与建议而消歇。基本上，大陆对台政策除了更加强政经对话来寻求两岸共识议题以便随时可转换为两岸谈判之外，另方面也在策略上运用“以战逼谈”的方式，希望在最短的期间内，让两岸就重大政治议题进行谈判。这里所谓“以战逼谈”的“战”字，不完全与“战争”或“军事冒进”划上等号，而是在建议台湾应尽速回应大陆所提谈判呼吁时，大陆已呈显出一种较具威胁语气的紧迫感。
1998年12月下旬，负责涉台事务的海协会，由其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出面，主办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术座谈会，两岸约有五十余位学者与会。其中，前社科院台研所所长、现任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的姜殿铭，在会中特别提出了“台海现状不可固定化”的警告。他的看法显然有指标作用。形成了很多大陆涉台学者的共同意见。其实，姜殿铭的用词虽然新鲜，但看法并不前进，早在几年前，大陆的“耐心”因素，以及怎么来看台湾对统一过程配合意愿，便成了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江泽民在“江八点”主张中曾指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限期地拖延统一，是所有爱国同胞不愿看到的。”
但是，大陆正式传达这样紧迫感的讯息，应是副总理钱其琛于1999年1月28日在“江八点”发表四周年和《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二十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香港已经回归，澳门即将回之际，“台湾问题不能再无限期的拖延下去”。中央电视台则报导了这段发言。
正当外界解析这段文字之时，同年3月7日江泽民做了同样表示。江说，香港已经回归，在面临世纪之交，大陆无疑的对台湾统一“心情是迫切的”；他并认为，中国的统一，“不会是遥遥无期的”。由于江泽民谈话的对象是香港人大代表团成员，这段谈话当然是更具政治指标意义。
当然，除了统一有紧迫感之外，这些谈话所显示的意义也可能是大陆有意为台湾问题的解决设定的“时间表”。但是，最直接也最具体能回答这些政策改变的问题，就是“两岸政治谈判”已被大陆当局列为最优先要处理的程序。因为权宜的推动进行政治对话，就是要为“政治谈判”奠基，而只要是“政治谈判”进入实质商谈阶段，那么就表示迈入中国统一的路已经启动。因此，大陆当然费尽心思来推动以进行“两岸政治谈判”事宜。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朱镕基总理短短二个月内选择了二次重大场合发表两岸尽早进行政治谈判的呼吁。第一次是在199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所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第二次则是在3月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上。根据《联合报》分析，朱在1月15日提两岸政治谈判的呼吁，还是就任总理以来的第一次。加上人代会与政协均不约而同地出应尽速与台湾进行政治谈判，更强化了大陆政治谈判务必搬上两岸台面的决心。
（二）大陆“以外逼内”策略
大陆另外逼使台北走上谈判桌上的策略则是“以外逼内”的方式，设法运用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压力。对于台北长期无意进行谈判的立场，对外宣传台北是两岸互动声中不合作的一方，并且还要突显由于经常排斥大陆建议的谈判乃是导致台海紧张情势上升的原因。
稍早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曾在1997年4月14日，以“台湾因素”为题发表社论，就已隐约表示台湾在此之前一连串“外交”措施所以引发两岸的冲突，就如同1996年台海危机，同样让美国忧心忡忡。所以社论建议：“鼓励中共与台湾对话避免冲突。寄希望于未来可能出现更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能符合美国利益。”这种说话固然加强了美国人观点认为台湾是“麻烦制造者”的印象。因为只有两岸进行谈判，特别是终止敌对状态之类议题，才会使台湾海峡的情势风平浪静。而一个稳定的台海情势，就符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所以，大陆就决定推动两岸终止敌对状态的谈判，这不仅向台北喊话，同时也是在告诉美国。
但仔细来看看中国与华府某些微妙的互动，又会深深感到这其中确有文章。譬如说美国盼“台湾能维持和平与稳定，”因符合它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因此，它需要与中国进行更多的沟通与合作，另方面，中国深知若能推动并承诺“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就能换得美国对台湾解决的配合与支持。
就以中国来说，它非常在意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福先生1996年5月17日尚在任内之时，所说有关“一个中国”的政策谈话。克氏说：“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是预期中共会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北京与台北之间的问题。”在欢迎美国“一个中国”政策背后，中国必然是同意有意愿和平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当大陆寻求透过政治谈判方式来与台北协商时，如台北仍然在一味的排斥或拒绝。美国面对这样的发展转而向对北施加“压力”将不问可知。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周煦最近为文指出，美国深知“稳定台湾情势为美国与中共关系和谐的重大条件之一。”因此力促两岸恢复对谈，以和平方式化解分歧。而且周煦还补充说，华府虽然表示不会对任一方施加压力，但美国官方促谈的对话，卸任的重量级官员（如前国防部长裴利）走访台海两岸，传递美方的讯息及期待，致对台湾形成有形与无形的压力。
这就说明中国“以外逼内”的策略高明处，它不需向美国明告，华府必须对台北略施教训，它只迎合美国的和平解决台海危机的需求，积极的推动两岸政治对话或政治谈判，台北若在任一环节有所失落。都会招致美国主动的“关注”。这比大陆本身对台此直接施压的做法至少轻松了很多。
（三）台北“以闪应逼”策略
因此，台北面临来自大陆“以战逼谈”以及“以外逼内”双重策略进逼，对于要求谈判的建议，不能再只专注于拒绝或回避的响应，至少在响应的策略上可采取下列几个灵活性的步骤：
1、面临来自在大陆谈判呼吁，以“那里中断从那里回复”应变，焦点就锁定在事务性议题协商。这可呈显台北并没有拒绝谈判，只是与大陆要求的内容有异。
2、面临来自大陆要求政经对话的建议，则以“建设性对话”一词来回应。对台北来说，两岸政经对话一旦建立，容易陷入大陆主导设定的谈判议题之中，而“建设性对话”范围涵盖可以广泛，政经议题之外，也可包括台北较倾向处理的两岸人民权益问题。特别是后者的议题如何设定，两岸之间的协商就依循1993年辜汪会议模式进行，而政治谈判的部分自然就坚持需另起炉灶，建立两岸官方谈判管道来进行。
3、即使政治谈判演变成不可避免之趋势，台北也不应再力求回避。早在1997年8月8日与15日，当时担任“陆委会副主委”的高孔廉，曾经二度说出两岸可在现阶段从事政治谈判的看法，甚至他还建议可展开“官方与官方谈判”。高的谈话稍后得到“陆委会主委”张京育的支持。张并说，台北乐见大陆随时派人前来讨论政治性谈判的先期作业。不过，真正要进入到正式政治谈判也不会如预期中那么顺利，因为“陆委会”说得很清楚，只要大陆不加先决条件，不预设立场，两岸随时可恢复会谈。这种说法实际已经将大陆屡次提到必须在“一个中国”前提下进行两岸政治谈判的条件先予否定，若再加上谈判也需要台湾民意支持为首要考量，譬如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曾说：“如果没有获得民意与舆论的支持，即使恢复会谈也不会有实质收获。”那么两岸谈判要进入实质阶段恐怕尚有段遥远的过程。可是外界看台北，能指责仍在排斥或拒绝两岸谈判的建议吗？
所以，从台北应对的步骤上，可看出充分运用中国传统“闪”的功夫。在此“闪”的解读，是见招拆招，不作完全硬碰的做法。因此以“闪”应“逼”，可以看到双方交招，但是却很难有双方交集。这就是在1997年两岸关系解冻以来至今未能有很大幅突破的键所在。
六、美国在海峡两岸政治谈判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从克林顿到布什政府，美国一再清楚的重申其官方立场，他们不会以调停的角色介入两岸之间的谈判。然而另一方面，华盛顿当局则鼓励双方应展开“对话”，而且要求所谓“台湾问题”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此外，因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且根据三个联合公报——1972年上海公报、1979年建交公报、1982年8月的联合报——美国承认（recognized）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是，至于什么是一个中国政策真实内涵，美国自从在上海公报载明：“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均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之后，从未在细节予以说明。
叵想要理解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三不政策”或可提供若干背景，1998年他访问上海时曾指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个台湾，一个中国”、不相信台湾能以国家的名义加入任何一个国家组织。即使如此，“一个中国”仍处于矛盾之中，某些学者认为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未将台湾视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或正式在官方立场上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项主张，例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费浩伟（Harvey Feldman）即曾评论，台湾不仅是“一个国家”——它也“符合”国际法中规范关于国家应有的所有条件，而且批评克林顿的三不政策乃是基于在他自己对台湾关系法的诠释。
因此，矛盾导致许多争议需要进一步探讨：
1、为什么美国可以将一个中国政策在措词上说得如此清楚，但是在实践上却又如此模糊？为什么要该政策的倾向变得如此暖味不清？是否在政策上模糊有助于美国较多的弹性空间来运作两岸关系，从而取得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
2、美国不会成为两岸之间的调停者，这种说辞是可理解的。1973年，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中东调停失败的前车鉴让美国了解作为一个调停者的困难，也改变了日后美国作为调停者的态度。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介入”（intervention）的真实意义到底是什么。当美国表达其不愿介入两岸事务时，却在同时又鼓励海峡两岸应该展开对话并且要台湾问题应以和平式解决。这样的态度是否可以视为是“介入”的另一种诠释？
当笔者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时，以下的认知是首先要了解的：即美国所执行的每项政策均是植基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正如美国国防部前任助理部长坎贝尔（Kurl Campbell）与Derek Mitchell在《外交事务》所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的：“一方面华府与北京保持正式官方关系，一方面又与台北保持非官方关系，此举或许代表了今日世界是上日益复杂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出现）的平衡作为。”即使在此一危疑的情况下，美国的外交政策仍坚持几项目标：对民主的促进、美国（武力）信赖度的维持、对传统盟国与盟友的忠诚、新兴势力进入国际体系中的承诺（engagement）与整合，以及整体而言在亚洲和平与稳定的维持。因此，美国也理解到，假如要对什么是一个中国以及谁是中国提出一个清楚的定义，则台湾的确实地位必然要被加以界定。例如，假若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承认是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就没有人会怀疑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也没有人会认为台湾，不论在法理上或实际上，是一个主权国家。然而，此一结论并不合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对中国“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总是仅仅以提及“一个中国政策”等字眼来回应。在这里，读者必然可发现“原则”与“政策”两者之间有多大的不同。值得一提的是，接受了“原则”意味了有义务加以确认与承诺，而且再也没有改变与修正的余地；但是，若强调的是“政策”，则它仅是一项目标的寻求，不是认知(acknowledge)一项真实的存在或事实。因此，美国必然要营造一个更为宽广的空间来处理两岸问题以免被自己所束缚，同时中国也无法对美国有过度的反应，因为后者一直坚持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并未违背中共的基本立场。在坎贝尔与Derek Mitchell的文章中正支持这种观点：“华府节制地在此问题上不做更为明确的响应，他们相信这样的不确定可以制止北京与台北双方做出任何挑拔性的举动。”
针对第二个问题，焦点在于美国如何对“介入”一词提出恰当的解释。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政治学教授戈迪温（Dr. Goldstein）认为，美国处理两岸事务的态度与行动，确实可被认为是介入到海峡两岸之间的对立。美国国防部顾问葛来仪（Bonnie Glazer）也说，以克林顿的三不政策为例，她完全同意这就是对两岸关系的一项介入。但是，美国政府否认这样的说法。明显地，其原因是美国试着要避免牵涉入中国人的内部冲突之中。
通过上述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在两岸关系中无意寻求一个清晰的政策。只有在此情况下，一个模糊的政策方可让美国在两岸关系中加以运用并合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与战略利益。以下的分析或可支持这样的假设。
首先，美国对海峡两岸之间的互动既未使用“谈判”一词来取代“对话”，也未使用“政治统一”一词来取代“和平解决”的宣示。或许有人会认为这只是修辞上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它所显示的应该是美国决策者内心的想法。
第二，美国并未在官方立场上提及其两岸关系的政策是寻求现状的维持，但是其官方曾表达，台湾海峡目前现状的维持可形成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状态。当焦点集中到是否美国会支持台海现状时，则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或许会被忽略。是否台北当局有意将现状永久化？而永久的坚持可否视为是事实上的“台湾独立”？假如台湾相信长期现状的保持将合乎台湾人民的利益而拒绝与大陆走向谈判桌，那么一直重复陈述不介入两岸事务立场的美国会采取哪些行动？除了向台湾施压之外华府还能做什么？事实上，美国的政策之所以倾向于维持现状乃是希望通过此一模糊的政策来抵制将来中国统一的可能性。当然，它确定不会显现在官方的文件上，不过在一些关注两岸关系发展的学者预测中已显现出来。哈佛大学的William Kirby在《Asia Week》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台湾与大陆在经济上日趋紧密的联系并不意味统一的指日可待。”在中国整合的预测上，两岸关系即使像经济联系这么强有力的变量也未能得到William Kirby的正面评价，那么现阶段现状的长期或永久维持终究会被多数的美国人认为是解决台海冲突的唯一途径。再者，坎贝尔与Derek Mitchell在最近一期的《外交事务》中也撰文指出，“台湾的公民已发展出不同于大陆的文化认同”。因此他们结论道，“即使两岸之间的经济与商业联系持续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政治、文化与情感上的分化将仅会不断的扩大。”上述的说法表达出同样的声音，也证明了这种观点在美国逐渐得到支持，亦即只有少数美国人会相信中国大陆有一天会与台湾结合在一起。因为任何支持“台湾独立”的行动将会导致其政策剧烈地向中国大陆转向，美国必须保持其适当的立场俾便令台湾海峡的现状不受改变，至少现状的维持是令此一地区的情势得以稳定的唯一方法。
第三，自2001年“9.11”恐怖攻击事件之后，是否由于美国需要中国在外交、经济方面的合作以对抗国际恐怖主义，使得中国获得了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对于此点，多数学者并不支持。在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伍尔兹(Larry Wortzel)相信，即使美国需要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存在，也不会急遽地改变美国的中国政策。外交关系协会驻华府办事处主任Bob Manning也指出，他相信美国的中国政策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所改变，除非两岸关系发生重大的改变，例如台湾宣布“独立”。美国国务卿鲍威尔（Colins Powell）甚至在去年10月4日提到，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不会因需要中国的合作而有所改变。乍听起来，华府似乎采取了清晰的立场，但事实上它的意图仍仅是要维持台海现状而已。这番话等于告诉了台北，关于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改变，美国仍想持续其两岸的模糊政策。
因此，从以上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小结：
◆在目前维持海峡两岸的现状以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乃是在此地区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素。
◆为了保持台湾的模糊现状，美国政府一方面要回应来自国会的压力与国内公开支持台湾的声音，一方面要回应来自中国的反应。前者可视为是美国政府轻诺寡信的响应与对传统友人的忠诚；后者则是为了在引导中国进入国际体系之时能获得更多空间而把台湾当成讨价还价的筹码。
◆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台湾在文化上、经济上、心理上，同时也包括政治上与大陆均不相同。果真如此，美国为什么特别地需要在两岸上制定政策？
根据上文所指出的理由，美国的两岸政策似乎需要保持模糊，因为唯有如此，美国在两岸关系中就能避免扮演主动或积极的角色。因此，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并不想在两岸之间关于对立的解决或促进统一的问题上抢演一个调停者的角色。因为，即使她是一个调停者，她也不愿破坏目前台海的现状。换言之，仅有在台湾宣布“独立”引发战争时，美国才有可能介入两岸关系之中，因此她将仅会是一个消极的角色。
最后，我们不能排除美国在未来的政治谈判中担任贡献者(Contributor)的可能性，假如此举能促进台海的和平与稳定；或者为了双方的争议能经由和平的手段解决，美国也可能担任平衡者(Balancer)的角色。1999年3月22日由美国在台协会与半官方的威尔森中心（Wilson Center）在华府所合办的一场讨论上，当时在克林顿政府担任东亚事务助卿的陆士达（Stanley Ross）曾第一次公开提及，为了要寻求不同的和平解决方案，海峡两岸的对话恐怕需要较长的过程，他继续表示，为了保持这种正面的动力，某种“中程协议”（Interim Agreement）或许该提出来加以考虑。根据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院院长何汉理(Harry Harding)的了解，此一“中程协议”可能涉及获致一种暂时协议（Temporary Agreement）的可能，即台湾单方面宣布放弃“独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不以武力对付台湾；而美国可在此协议中担任保证人。假如此一想法可被证实为美国官方政策，那么某种程度而言将可提供两岸政治谈判的正面力量。然而可惜的是，到今天什么也没有发生。
总结看来，美国可能会在一个恰当的时间上扮演一个介入两岸的角色，但是此一角色的可能性还是很微小。因为美国会介入，也只是在台海现状受到挑战，或者台湾宣布“独立”开始要以武力对付台湾之时。而且介入的目标是为了维持在台海未来的发展中得以持续其一贯的模糊性。此举正合乎美国国家与战略利益的强调与美国两岸政策的主流。
七、两岸政治谈判之可能性
（一）两岸政治谈判短期悲观的症结
从这样情况来分析有无两岸谈判的可能性，就需要分二个层面来解说：
首先，两岸短期内，至少在2002年之前不可能会举行任何形式的政治谈判。这些不乐观的原因包括：
1、议题上的差歧。在大陆来说，谈得最多的谈判可能议题是两岸终止敌对状态的协商，或两岸直航的问题。钱其琛副总理在1999年1月下旬纪念“江八点”话发表四周年的大会上曾强调，希望与台湾进行政治谈判，早日实现两岸直接“三通”，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这段话是充分反映了中共高层对谈判议题的定见。当然钱其琛也有提到两岸经济合作、农业合作以及科技合作等议题，但是这已是次要的考量。但相对台北来说，认为即使涉及到谈判议题，也应区分低政治与高政治的层次。而台北至少在现阶段还不愿涉及到有关“主权”的高政治层次问题。前“陆委会主委”苏起在1999年甫上任之际接受了多次媒体的专访，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谈“谈判议题”的选择。从访问的内容来看，苏起显然对两岸农业合作、渔事纠纷以及台商投资保障等软性议题比较有意愿。而对一些涉及到“主权”的外交问题，“一个中国”以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较具硬性的问题，则态度语气都开始强硬起来，显见并不是台北当局所乐见的议题。苏起在另一篇专访中则认为，两岸谈判议题的规划，理应由简入繁，由易入难，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如果坚持先谈难度最高的政治性议题，从海基会与海协会打交道的经验来看，不太可能达成结论，而且只会伤彼此感情，导致两岸鸿沟加深，对解决问题根本没有帮助。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也说，若以蛙跳式跃进到高层的政治议题，只会产生反效果。从以上北京与台北对议题的舍取显见双方的交集不多，差距也颇多，不太可能在短期之内形成共识。
2、政治上的分歧。这点应是两岸政治谈判无法能立即而且有效举行的重要关键所在。譬如说，大陆屡屡要求在任何问题都可谈时只要双方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但问题刚好是两岸对一个中国认知有差距，进而台北就对一个中国原则是否同意建立在两岸政治谈判里产生踌躇。一个中国原则无法得到两岸共识建立，哪里尚能进入下一步“任何问题均可以谈”的阶段？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两岸一旦涉及政治谈判，彼此的“政治定位”是什么？这样考虑大陆当然会忧虑，可是有了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台北在两岸谈判中如何被政治定位，也始终是它解不开的梦魇。因此，在政治谈判之前，有关一个中国原则或两岸对等政治定位，没能彻底解决，就表示这样的会商根本不可能实现。尽管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说，海峡两岸之间的根本分歧就是政治分歧，应通过政治谈判逐步解决。但是对台北来说，政治谈判应在政治分歧解决之后才能举行，或者搁置分歧之后再举行也不迟。所以台北屡有“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或是“搁置主权”的建议，但未被大陆接受。因此针对政治分歧，台北就发出“若有政治谈判”必须是双方同意的议题筹码，这也就是说，当台北不会同意接受两岸政治分歧或高政治层次的议题时，就不会有两岸谈判的共识。前“副总统”连战曾说过：“在两岸互动的过程中，一下子就要谈到什么主权等问题，在目前来看，是没有意义的。”这句话实际已说出台北拒绝谈政治分歧议题的底线。
3、“复谈”为名，“拖延”为实。这点也应是两岸政治谈判无法能立即而且有效举行的重要关键所在。
尽管进入2002年海峡两岸当局都宣称将推动两岸复谈，但仔细去了解整个过程，发现尽管宣示强烈，但进度仍是原地不动，主要原因除了前述的政治歧见与议题不同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两岸当局可能尚无意立即走上谈判桌。
对大陆来说，明知在现阶段要求台北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之后，始能展开两岸接触，对话与谈判的政策很难实践，但是它仍然保持强调。
对台北来说，要求对岸复谈之声虽然不断，但是检阅一些重要文件，还是会发现，任何的复谈台北的“前提”就是要求大陆不能架设任何前提或条件。譬如说，陈水扁在2002年2月就说过台湾愿意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情况下与大陆展开对话。为什么要排斥前提，陈水扁倒是提出非常清楚的诠释，他在2001年12月11日接见美国华裔“百人会”访问团时曾说：“两岸领导人可以用智慧与创意，找出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中国’内涵；但它绝非前提，因为当成前提就变成了结论。两岸对于‘一个中国’仍有不同看法，在没有谈出结果之前，不应该硬将它变成一个谈判的前提，来影响两岸的对话。
所以与其说台北想要复谈，还不如说其实它真正所追求的，只是向国际社会凸显大陆提出复谈要有“前提”的无理。而且，就另方面观察来说，台北也不愿现阶段在尚未得到一个合理的两岸政治定位之前就走上谈判桌，特别是涉及政治议题的谈判。因为如此一来，在国际社会已众多国家认知大陆即中国的环境下，台北只有在矮化自己。
自从民进党上台之后，虽然已经提及不排斥与大陆进行政治性谈判，但是由于台北坚决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或“九二共识”，以致所提可与大陆进行任何议题，包括政治性议题的宣示，变成不具任何意义，而且即使陈水扁在2002年2月所提到两岸可谈的议题，如两岸经贸的正常化，投资保障协议，“小三通”，或甚至于“九二会谈”过程与结果之解读的争议与大陆方面来广泛交换意见。显见仍与大陆的期待有所差距，这种“议题上的差歧”在台湾政党轮替后仍未见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二）两岸政治谈判长期有望展开的评估
其次，谈到两岸长期内，至少在未来五年里，不能排除两岸当局可能就是某项议题达成共识，进而双方就走上谈判桌上。持乐观的原因应包括下列几项的发展：
1、对于能够主办2008年奥运会，并能在2001年底与台湾同时顺利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共充满了喜悦与自信，这也是二项改善未来两岸关系的重要变量。而台湾与大陆同时加入WTO，也使得双方在该组织的机制下可望展开直接的接触与谈判，甚至还不排除有机会使得两岸认真考虑政治谈判的可能性。
2、自从台湾“政党轮替”之后，执政的民进党当局相当意外的采取比过去更积极的态度来追求与大陆展开对话，甚至于政治性谈判，一反在国民党执政时代对政治性谈判台北所采取的回避态度，这当然是因为台湾人民多入认为两岸政治性谈判会给台湾带来更多的不利。当然对大陆来说，只要支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便可随时走上谈判桌，对陈水扁来说，这样的前提在不能接受的情况下，也不是说没有其它变通的办法，或许另一种与“一个中国”同义，但没有“一个中国”字眼的用词，就会在2004年大选之前提出，因为“两岸稳定与和谐”将是陈水扁追求连任之路上最决定性的关键。
3、实际上，两岸之间的和平与稳定环境，应是台北与北京的共识，如果未来两岸高层能有更多话题的对话，就有机会让两岸协商的空间扩大。
当然，真正能让两岸走上谈判桌，商谈有关政治性议题，这个可行性是需要建立在下列几种情况上：
第一，大陆需要在一些“前提”或“条件”上寻求调整。譬如说，“搁置主权”的论调不易为大陆所接受，但是“一个中国原则”如需台北配合来接受，大陆是否可把“现实的中国”调整为“两岸共同追求统一的中国”。如前面的论调可以建立，那么两岸的政治定位就可以权宜模糊，但是彼此应有的对等与尊严仍需明确。
第二，台北当局需要将台湾未来的走向作更明确的宣示。这也就是说，追求统一的中国固有遵循“国统纲领”的进程，但不追求“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则是不变的立场。任何会影响到两岸实质关系发展的因素，如“公投入宪”，加入战区飞弹防御系统（TMD）等问题台北均能自我克制或谨慎处理。
最后，是美国虽不便涉及两岸事务但可能需要抢演更积极推动两岸对话与两岸谈判的角色。这是因为海峡两岸均希望有个信赖的第三者担任类似中介的角度。但是无法直接面对现实。
这些情况最后的发展即使如前述的如果，也只能说会使得两次政治谈判的可能性增加而己，而是绝不代表两岸政治谈判就必然步入坦途甚至会有圆满结局。
（本文作者系台湾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
中国网2002年7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