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内涵

    美国所定义的“一个中国”政策，只不过是虚晃一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而已。何以言之？十多年前，我在博士论文中，就已分析指出，美国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这一“中国”在美国人的法理上，不包括台湾。换句话来说，美国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不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何以见得？因为美国在建交公报中紧接着宣称，美国“认知”（acknowledge）（中文版的公报中用的却是“承认”。美国只接受英文版的公报。）中国的立场，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在一九七二年的中美上海公报以及一九七九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中，均坚持不使用“承认”而使用“认知”（中国这一立场）这一字眼，此中暗藏机关。

    按美国人的解释，“承认”和“认知”两词的法律含义迥然不同。“认知”只是纯粹地表达美国知道了中国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一件事情，并不表示美国接受、同意和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或许美国根本不同意这一立场，或许美国根本不同意这一立场，只是一时不便公开表示反对而已。而“承认”一词，则表示美国同意、甚至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愿意承担同意支持这一立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美国国务院原法律顾问汉塞尔（Herbert J. Hansell）曾将这一区分表达得十分露骨。

    一九七九年初，美国国会讨论《与台湾关系法》，一些国会议员对制定这样一个法案是否与美国已有的法律和国际承诺相矛盾还不甚清楚。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出种种咨询。例如，国会外交委员会委员参议员斯通（Richard Stone）问道：

    “根据我国政府的现有政策，这一公报（《中美建交公报》）是否从法律上承认（recognize）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这时，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汉塞尔回答：

    “我们只是认知（acknowledge）了中国人的立场，即台湾海峡两边中国人共同持有的立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参议员斯通还是不放心，进一步追问：“我们是否从法律上承认（recognize）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法律顾问汉塞尔这时已没法再掩盖了，只好说：“我们没采取那样的立场。”

    可见“认知”和“承认”两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其实，中美关系史中“认知”一词的始作俑者，是至今还被中国人视为友好使者的美国前务卿基辛格。一九七二年基辛格随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与周恩来总理在台湾问题上，尤其是在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据说基辛格博士思考少许，突然灵机一动，提出不用争执不下的“承认”一词，改用刚刚一闪而过的字眼“认知”。周总理思索片刻，表示同意，并夸道，“博士毕竟是博士”。一词之换，一下子解决了长时争论不下的问题，因此上海公报得以迅速签订。殊不知，据最新资料，基辛格博士是有备而来。来华之前就已思付好“认知”一词，只是在谈判中装作突生灵感而已。美国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其谈判手段炉火纯青，由此可见一斑。

    不光在“认知”一词，美国还绞尽脑汁，巧布机关，在制定公报时，还将美国这一残缺不全的“一个中国”政策置在两项前提之下。

    美国“一个中国”的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美国在上海公报中说，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但是，陷井之一是，“认识到”并不等于“承认”、“接受”和“支持”这一立场，并担负起由此所产生的道义与法律义务。“不提出异议”并不等于“同意”。换言之，美国亦可能是不持相同立场，只是在这一场合不公开（或不例）提出而已。

    陷井之二是“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提法。问题是，一旦台湾人民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是台湾人时，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就不再存在。现在，在台湾，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只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十三左右。更何况要两岸“所有中国人”都一致同意，否则，美国“一个中国”的前提就不存在，倒不如说白了，美国这“一个中国“的立场只是空中楼阁，留给一厢情愿者画饼充饥而已。

    美国“一个中国”的另一前提是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即中国不诉诸武力。这更是枝外生节，横叉一杠，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文无需复赘。

    中美“八一七公报”

    中美一九八二年签署的“八一七公报”，也被美国解释得面目皆非，使人蹄笑皆非之余，也领悟到美国非凡的瞒天过海的绝技。

    美国在“八一七公报”中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这段文字确实曾让一些中国人欢欣鼓舞一阵子，但细细读来，但发现其巧居工心，暗藏机关。

    机关之一是，美国将“最后的解决”与中国不诉诸武力威胁来处理台湾问题挂钩，作为美对台军售的前提。而什么是武力威胁又取决于美国的解释。

    机关之二是，美国以一九七九年其对台军售数额（历年来最高）作为标准。这还不算，还要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这一来，对台军售数额便可逐年上涨。

    机关之三是，美国从未明确表示，“经过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准备逐步减少”又是“准备”到何时？又如何“逐步”？

    机关之四是，美国只是表示，减少武器供应数量。但是并没有承诺不提供制造武器的技术。换言之，即使美国不增加对台军售武器的数量，它也可以出售技术，由台湾自己生产出更先进的武器。还可采用合作生产、武器改进，提供武器软件和“租让”的形式来加强台湾的军事实力。例如，九十年代，美国曾将先进的诺克斯（Knox）级护卫舰“租让”然后再卖给台湾。

    机关之五是，美国官员曾将公报对武器性能的限制解释为“相对性”的，而非“绝对性”的。换言之，虽然美国现在不售台以第一流的先进武器，但是，随着美国总体武器系统的更新换代，数年后，当时第一流的武器已不再是第一流了，美国便可以不受公报约束，向台出售这些“二流”的武器了，虽然这些“二流”武器的性能会远远超出美国以前对台军售武器的性能，超出中国军队武器的水平。

    试问，有了这五个“机关”，美国现在重申“八一七公报”还有多少意义？有了美国对“一个中国”概念如此的诠解，美国现在重申“一个中国”政策还有多少能使人感到鼓舞的呢？至于美国所说的“不支持台独以及不鼓励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更是一句空话。美国增加对台军售，提高美台军事关系，从来都是打着维护台湾安全的旗号，公开进行的。从不称之为“支持台独”。更何况，美国用《与台湾关系法》作为其行动的法理根据，而将中美三个公报仅仅作为政府行政文件，不具法律约束，远在《与台湾关系法》之下。因而，仅仅由于美国重申了中美三个公报，就陶陶然，真使人啼笑皆非。

    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

    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为什么在此之前发表的中美建交公报，对其没有约束力呢？这是由于美国政府与国会两者之间演了一场配合精湛的双簧戏，欺骗了中国人，使中国人失去了一个宝贵的外交筹码。

    根据美国凯斯法案（Case Act，即美国第92-404号公法），政府签署的联合公报，如《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如果不在六十天之内由行政部门提交国会，那么，它只是被当作是政府行政文件，而不发作国际协议，因此，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九七九年年初，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该会主席车切尔（Church）参议员向到场出证的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福（Warren Christopher）问道，国务院会不会根据凯斯法案，向国会递交中美建交公报。克里斯托福明确答道：“会的。该公报会递交给国会。”

    然而，尽管克里斯托福信誓旦旦。但他（国务院）根据就未依凯斯法案将中美建交公报提交国会。这就为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打开了绿灯。如果中美联合公报按克里斯托福所保证的那样，在签署后六十天之内提交国会，单从法律技术性的角度来说，《与台湾关系法》是不能够得以形成的。因为一旦中美联合公报具有法律约束力，制定这样与中美建交公报相违背的《与台湾关系法》就是明显的违法。美国是需要制定一部法律来指导中美建交以后的美台关系，但是这部法律不能违背亦已形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中美建交公报。当然，如果中美建交公报不在六十天之内递交国会，那么，美国国会在制定《与台湾关系法》时，就不会受到中美建交公报的约束。

    正是由于如此，我们便看到一九七九年一至三月，美国国会和国务院中的这一奇观：一方面，国会从一月初起就挑灯夜战，拼命抢在六十天过后立即拿出并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在短短的两个月左右，先是卡特政府起草该法，然后递交国会（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六日递交），最后国会讨论修改成文。这么一部繁杂的法律文本，众议院竟然速度惊人，于二月二十八日修改完毕并拿出自己的文本。参议院也不甘过于落后，于三月十三日拿出自己的修改文本。尽管参众两院的文本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两院配合默契，行动神速，竟然在一天之内，排除争议，取得一致，拿出两院重新润色并一致通过的最终文本，于三月十四日正式通过该法案。这种罕见的高效率，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为了效率而效率。这是有其政治意图的。

    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则担心受怕，唯恐北京会在这六十天内，对卡特总统施加压力，要其将中美建交公报尽快提交国会，对《与台湾关系法》来个斧底抽薪。其实当时北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着棋。但是，美国相当小心，担心北京在这六十天之内醒悟，因而不惜干出有损国格的事，即让克里斯托福在国会当面撒谎，蒙骗北京。只要北京不在这六十天之内醒悟过来，便大功告成。六十天法律限期一过，《与台湾关系法》随即在国会通过，不给北京以任何补救的机会。这种国家撒谎的做法虽然不体面，有损国格，但美国也不是第一次所为，比起《与台湾关系法》的通过，国格的丢损就算不了什么，利大于弊嘛。

    北京毕竟没有在这六十天之前之后，和美国斤斤计较“国家撒谎”这一见不得人的下三流伎俩，算是给了美国面子。但是，十六年后，美国竞故计重演，一九九五年五月，克里斯托福（此时此人任美国国务卿）又信誓旦旦向中国保证决不会给李登辉去美签证。但是，此言不出数日，美国国务院突然宣布给李签证，引发起台海局势的轩然大波。

    就克里斯托福本人的品格来说，他可能不是一个撒谎者。但是，他是在为他的国家利益而撒谎。对这种“高尚”并且高招的外交撒谎，即撒得使你信以为真，而且他本人和国家又不触犯任何法律以及国际法或受国际舆论的谴责，中国人还一时学不来。而且有些中国人不但信以为真，反而况主动地替他辩护，说克里斯托福以及美国政府真是由于国会压力而不得已临时改变初衷。使明眼人感到啼笑皆非。美国欺骗技巧高超老成，其中绝妙之处，在于骗了你之后，还使你不觉得它是有意行骗，它又找出一大推法律上的以及政治上的理由（诸如国会压力、选举需要、舆论压力等等），使你感觉到，它是由于国会这些因素，不得已而为之。

    中美关系前景

    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美国人最近的保证（即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和三个联合公报等），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好转、还更有可能是暗作手脚的开始。中美关系的长期观察者一般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即每当美国给予中国一点表面好处（如克林顿总统访华或邀请中国领导人访美时），几平可以肯定，美国对台的实际关系就会迈大一步（例如美国曾几乎同时宣布对台军售）。这一现象甚至使人相信，美国总统的访华（或邀请中国领导人访美）就是为了要堵中国领导人的嘴，迫使他们吞下其后的美国对台实际关系进展的恶果。

    这就是国际外交界中流传的对华外交经验，即要“好话说尽，办事坚定”。这一绝着，美国对中国几乎是屡试不爽。中国人似乎对好话以及面子上事，格外看重。一旦满足笼统甚至空洞的原则，可以“不拘小节”。今年年初，美国人故伎重演，布什总统主动提出访华，使某些中国人受庞若惊，一厢情愿地想像美国对华政策会有一个转变。因而，对美国邀请台湾“国防部长”访美和美国提高对台军事交流，支支吾吾，不敢大声指责。唯恐布什不来。还指望松动对台政策来提高布什访华的质量。殊不知，在国际格局还没有根本性改变之前，中美结构性矛盾没有调整解决之前，布什的这次访华只是其对台关系将要迈一大步的前奏和信号而已。目的大概是安抚一下北京，让其不作激烈反应而已。结果中国人得到一个空洞的面子，却失去了里子。原则得到一种虚幻的满足，却失去了具体利益。失去实际利益的原则，只是空中楼阁，早晚要从祭坛上摔下来的。更何况，按照以上分析，这些原则早已被美国人掏空了。

    台湾问题何去何从？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台湾回归一事，在当今冷战之后，中华争起之时，更非一域之事，一时之所虑。

    对中国大陆来说，台湾一事，似难却易，似急却缓，似祸却福。决胜关键，不在外，而在内。外急而内缓，外严而内宽。欲擒故纵，以迂为直。所谓“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静以正合，动出奇锋。“敌阳不如敌阴”。适时而动，待机而行。巧出奇锋。台湾的即刻统一，时机还未成熟。“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因此，只能智取，不能强求。应静待天时，善补地利（硬国力），躬勤人和（软国力）。届时，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若此，则是两岸之福，中华之幸也。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洋人以台制华，步步紧逼。殊不知中国却可因祸得福。蚌因外物刺激而有珍珠，军队因有外患而强大。以台湾为鉴，以台湾为鞭，民族与发展的强烈忧患，必使大陆众志成城，国力军力突飞猛进。正如兵法所云：“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国大陆立马盘弓，引而不发，静观其“扁”。好戏还在后头。

    中美关系何去何从？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只要中美两国头脑清晰，两者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伟大的朋友。但这是不打不成相识的朋友。看来中美之间需要经过一段短期的较劲甚至冲突才能成为这种朋友。冷战以后，美国对中国已逐渐形成了战略上、政治上、经济上以文化上的高方位压力和遏制。两者之间的冲突既是意识行态以及文化的相异，更是战略结构上的冲突。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本质的冲突不可避免，但冲突的形式不是注定不变的。不要一听到冲突，就以为是战争。两者之间冲突与合作并行。

    与几十年之前相比，美国的安全优势，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并且继续下降。这一点从“九一一”奇袭美国中就可以看出。一叶而知其秋。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都有其弱点和弱点。都有其致命之点，即武打小说中所讲的“闭门”或“死穴”。美国只不过是善于掩盖其“死穴”而已，并非没有“死穴”。只是中国一时不善于发展并牢牢抓住其“死穴”而已。

    中国《史记》有言：“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居赫赫之势，失身且有日矣。”激进分子对美国的“九一一”奇袭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先哲名言。冷战后，美国居赫赫之势，本已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且又不思怀柔修德，改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以恩惠各国。动辄以武力相向，积怨必深。积怨而不除，反而变本加厉，单纯以压力，特别是诉诸军事手段而非政治协商与合作来解决国际争端，随意用一种恐怖来对付另一种恐怖，不但不能从根本上遏制恐怖主义的产生，只能是火上浇油。不解决道德政治冲突，不主持国际主义，不解决贫困和国际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单用军事手段，以强凌弱，以暴易暴，冤冤相报，只能是适得其反。

    这次奇袭美国还给了人们以其它启示：

    美国安全优势的衰落

    第一，暴露了美国的安全弱点，也就是武侠小说里常说的“死穴”或“罩门”。作为冷战后仅存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常给世人以无所不能，他人其奈我何的安全假象。其实，美国的安全优势并没有随着军事高科技的发展而提高，反而日趋衰落支远不如五十年甚至更早以前。

    安全优势，首先是指地理上的安全优势，即古人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中的“地利”。美国是大陆型和海洋型兼有的国家。东西有太平洋和大西洋作天然屏障，南北只与墨西哥和加拿大两个弱国接壤。安全优势无人能与之媲美。很少有国家能具有如此强大的海军空军，能同时跨越如此浩淼的海洋，使美国本土腹背同时受敌。具有如此强大的海空军能力，非一时之举，因而美国有足够时间，先发制人，斧底抽薪，灭此隐患于萌芽之中。

    历史上，法国曾雄心勃勃，发奋图强，立志成为海洋型兼大陆型世界强国，称雄全球。终因诸欧洲邻国的战略牵制，尤其是德国、俄国（苏联）在陆地上的牵制，以及英国在海上的牵制，而壮志难酬。英国虽四海有海洋环绕，形成战略保护，但终因是个岛屿小国，而非大陆型强国，不似美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先天不足，今日力不从心，退居一隅，乃事属必然。反观中国，称雄世界所需的安全优惠先天不足。有二十多个邻国，或山水相依，或一水带衣。其中有四个大国，人口在一亿以上，即俄国、日本、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些国家被外来势力纵横捭阖，使中国腹背受敌，形成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和威胁。单单是台湾一弹丸之地，就使大陆至今头疼不已，更何况其他大国，逼坐国门之外，虎视眈眈。中国地处如此亚洲心脏地位，举一发而动其身，固然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与影响力，但就安全优势而言，成其地区强国易，全球大国难。

    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无需建立强大的海空军，跨过浩淼无际的海洋，便可依仗着高科技的恩赐，对在美国本土和海外的重大利益运用不对称性战争手段，给予致命打击。换句话来说，美国现今已经拥有不止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邻国。一夜之间，美国与许多国家“接壤”，并“息息相关”。加上美国一直树敌过多，所以，美国的潜在威胁更多、更加飘忽不定、更具有爆发性。美国对其防不胜防。美国扮演世界领导者的成本则成倍上升，长期以往，将不堪其负荷。不会被“打死”，也会被拖跨。

    不对称性战争

    第二，人们常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美国如何如何之强大，武器如何如何之多，如何如何之利害。很少有人想到“武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告诉人们，当一种商品发展到某种程度，并再扩大或提高再生产时，其收益程度会与再追加成本形成不成比例的发展趋势。换句话来说，此时若大量投入资源，其效益不会相应的很高。

    在国防战略中，一个国家（如美国）具有把对手毁灭几千遍的能力，与对手能把美国毁灭一两遍，这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你手中有一千支昂贵的手枪，与我手中有一支同样能置你于死地的简单的手枪，在某些场合下也无多大区别。而两者之间造价的成本却有天壤之别。美国是拥有许多国家所没有的昂贵武器，但是，其他国家可以运用成本低廉的不对称性战争手段，以弱制强。便如，利用电脑病毒来瘫痪对方攸关重大国民利益的金融财政以及军事安全系统，加上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如生化武器、电磁脉冲武器）的日益小型化以及可携性的提高（如装入箱内潜入境内）。再者，利用价格更加低廉的武器，如这次奇袭便是就地取材，用美国的民航作为“导弹”，袭击美国战略目标。而这种就地取材的“导弹”，是美国的全国导弹防御系统（NMD）和地区导弹防御系统（TMD）所防不胜防的。

    挑战及对策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此结论，美国制定全球战略时，应该改变传统的安全概念，即总是把某一个特定的崛起的国家（如中国）作为自己未来的主要威胁。今后的世界中，美国的主要威胁不是一个特定的崛起的国家（中国），而是由于潜在威胁的多样化所造成的国际负担日益增重，从而消耗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实力。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如果仍然靠着手中的洋枪洋炮，目中无人，横冲直撞，早晚会栽大跟头的。

    美国应该痛定思痛，和诸国（包括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建立安全战略体系，即战略伙伴关系，而不应将其视为战略竞争者或对手而排除在这一安全体系之外。这样就会将恐怖主义的压力化解在这一体系之中。美国就会进退有据，进，可攻；退，可守。这便会做如《孙子兵法》所云：“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但是，美国战略界目前仍然偏见重重，尚缺乏这一战略远见，以及所需的政治勇气。仍同时追求两大战略目标，即一边反恐，同时遏中。这种美国式的单边主义战线过长，走极端，必耗其实力，伤其元气。老子曰，“知其雄而守其雌”。美国不“知雄守雌”，其势难久。势不可使尽，尽则祸来。正如中国古代奇书《素书》所云：“山峭者崩，泽满者溢”。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美国若罔顾此理，其败日不远。

    中国对美政策何去何从？

    中国古代奇书《素书》曰：“衣不举领者倒，走不视地者颠。”中国今后战略重点，还会以国内经济建设为重中之重。对外，还会以中美关系为主。但策略会有所改变，软硬结合。这从胡锦涛在美国会中当场拒绝接受美国国会议员的信函中洞见一斑。兵书《黄石公三略》云：“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胡锦涛若能巧换牌路，软硬结合，中国外交会变得有声有色。

    在今后对美战略上，中国的战略家会对美“缠而不打”、“斗而不破”。损其刚而益己柔。“不敌其办，而消其势”。使其“龙战于野，其道穷也”。中国虽弱，弱者，善藏其“死穴”，也可立于不败之地。明察秋毫，以增其牌。牌数不多，可改牌路，巧出奇锋，以增其势。聚其形，占其利，增其势。岩石虽小，一旦置于万仞之巅，冲下，便挟有千钧之力，势不可挡，力摧千军。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讲的“势”。弱国，只要善取其势，也可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岩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善用兵者，当使自己“圆”而不“方”，争“危”而避“安”。若此，中美关系的好戏还在后头。

    （本文作者系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网2002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