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布什阵营一改柯林顿时代对华的“战略伙伴”观点，而提出“战略对手”观点，实际上就是将中国视为潜在敌人，布什上台后，在右派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伦斯斐、副部长伍佛维兹以及副国务卿阿米塔吉等人的推波助澜之下，的确对中国采取充满敌视、偏见的政策，尤其经过中美撞机事件之后，双方关系急转直下，大有不惜对抗之态势出现。但是，中国毕竟非昔日中国，美国也还有温和派和自由派之声音，垂涎中国庞大市场已久的美国工商界也不可能让共和党右派打翻一条船。在“9.11事件”之前，即去年夏天时，极右派主张已稍受抑制，布什内部开始出现所谓要建立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论调。原因无他，即使讲求“霸权稳定论”以及单边硬干主义的美国外交，也不可能脱离国际现实政治太远。

    “9.11”发生，让二战后的美国首度惊恐到自己的脆弱性，而威胁其本土安全的直接对象竟是一向被其鄙视为落后国家的伊斯兰文明。于是美国鹰派的全球战略布局被打乱掉，布什不能不调整其战略的优先次序，为了全力对付所谓国际恐怖主义，“中国威胁论”的声浪降低了，中国成为美国反恐作战中的伙伴。由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深刻影响力，边境毗邻阿富汗以及中国凭借“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美国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美国长期窥伺中亚地区石油储量并拟藉阿富汗战争将军事力量伸入中亚的企图，以便在中国和俄罗斯后院扎根长驻，北京早已洞悉，也不可能不予以防范反制。

    北京一方面和华府合作反恐，一方面也在构筑自己的安全网与国际影响力，不能任由美国主控。例如：北京藉由联合国安理会给予美国必要的约束力（指政治方面），不断表示反对将战争扩大到阿富汗以外的地区，同时在联合国中争取伊斯兰教国家的好感。另外，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陷于危机之际，北京除稳住巴基斯坦并强化双方传统安全关系这外，北京也派朱镕基访问印度，维持双方稳定关系，以促进和维护南亚和平的姿态斡旋印、巴，反制美国拟利用印度来牵制中国。还有当美国拟延长阿富汗战争后，“上海合作组织”举行有关中亚地区反恐会议，达成反对外国军队长期驻军中亚的计划。中亚过去是前苏联的势力范围，现在是俄罗斯的后院，在对付美军意图上面，中俄利益一致，而且各自受到内部分离恐怖主义的威胁，藉反恐以强化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必要的。还有在ABM条约、NMD及裁减核武条约等问题上，北京都同俄罗斯站在同一阵线，反对美国的单干主义。北京心知肚明，要对抗美国的军事霸权主义是很困难的，而且也易陷入美国所企盼与它搞军备竞赛的陷阱。不过，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和美国进行竞争，中国弃霸道走王道，北京是行有余力的。

    （二）

    美国从自由派的克林顿到保守派的布什政府都支持中国加入WTO，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至此门户大开，而美式资本主义动力之下的经济全球化大潮使中国亦不可避免，这些都符合美国立国之本的商业利益。另外，华府态度转趋积极，与欧元上路及欧盟经济规模日趋扩张有关。这些年来，欧洲国家在中国市场的发展颇有收获，尤其是德、法、意、瑞典等国。欧洲人在商言商，立场平等，不搞政治；而美人霸气十足，说三道四，爱玩政治。因此，欧洲人在中国的竞争使美国不能不在其对华政策中加重经济因素的考量。当然，北京自必清楚在经济利益上是最现实和最功利的，没有谁厚爱谁的问题。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大国（非帝国）地位的确立，以及强国富民梦想的实现，中国自必要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并做出调适与创新。在这方面，美国的资金、技术、管理与发展经验是中国所需亦可借鉴。

    自中共“十五大”确立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之后，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引人注目，即使在全球范围内尚无法与美国相匹敌，然而在亚洲区域经济之内则已俨然成为未来亚洲经济的火车头、发电厂、制造厂。欧美投资亚洲的资金有百分之六十都被中国吸走，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吸金大国，这点连日本都自叹不如。这些年来，中国同东南亚国家之间关系增进不少，在加入WTO同时，北京已率先表示，愿同东协发展自由贸易区（FTA），这使中国市场更具吸引力。在东北亚，日、韩两国在中国的投资有增无减，朝鲜更在学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在中南半岛，昔日交恶的越南现已同中国发展出更为密切的友好关系。在经济之外，即连美国都承认中国维护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之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力是巨大且重要的。因此，布什政府若想在亚洲维持和平稳定及其大国地位，没有中国的合作、配合，那是办不到的。

    从国际战略全局以及经济全球化两大要素着眼，布什调整对中国的政策思维，减少对抗，增加合作，但又不放弃警戒中国的复兴，应是一种比较理智的政策。就北京的角度而言，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轴系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不想与美国搞对抗，也不想争世界霸权，只想专心求自我完善，所以布什政府的战略调整，北京没有理由不表欢迎，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台湾、人权、西藏、核扩散、导弹管制、经贸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只是必须注意到何以布什挑选三十年前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的日期首度正式访问北京？同时是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三十周年之际？而且中美双方是先决定布什访问北京的日期之后，才安排访问东京与汉城之日期。

    （三）

    有美国学者认为布什调整对华政策，除上述两大要素之外，也在于对江泽民支持美国反恐作战的一种善意回报，并实现去年所答应访华之举。然挑在2月21日，显然具有更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含有更耐人寻味的弦外之音。“9.11”以前，布什政府内不断有《上海公报》等三个公报已经过时，不符新时代世界格局的声音出现。于是共和党有人主张应超越公报精神不受其约束；民主党有人认为应发表第四公报以延续三个公报精神。现在，布什于《上海公报》发表三十周年之际访华，而《上海公报》不仅是三个公报之首，更是中美由对抗走向和解的基石。布什的动作很明显地有两层意义：（一）重申《上海公报》中美和解精神之贡献和重要；（二）重回自尼克松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所遵循的一个中国原则之对华政策轨道。当然，布什访北京时，没有做出像柯林顿时代之“三不政策”表述，但类似里根——老布什时代之一中政策精神则是一致。在台湾问题上，双方的原有歧见仍将持续，但布什上台初期，那种强烈反中亲台的立场将会受到修正，而不支持台独的态度将更明确。

    北京和布什政府历经一阵摩擦、较劲，然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利用“9.11”后之形势拉近双方距离，不失为一种稳住全局的善策。自民进党执政以来，陈水扁一再提及“四不一没有”，北京也知道华府在这方面也起着一定作用。易言之，在“台独”问题上，北京透过华府对台北的牵制，比北京对台北直接的施压来得有效。从中美关系史例中证明，只有中美关系处在稳定的一中架构时，“台独”因素就必然难以造次。目前，两岸经济力量的对比是朝着有利大陆方面的方向发展，而国际政治格局中北京发挥作用的态势也愈趋明显。钱其琛向民进党伸手的善意讲话，正反映也北京处理台湾问题的安全感增强，信心增加，因为只要中美有高度防独的共识，北京以其日增的国力，尤其是庞大经济规模，自可稳健地做好反独促统的工作。

    （四）

    布什访华后，不到三个月，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接受美国副总统切尼邀请首度访美。胡访美期间把台湾问题拉到最高位阶，表达了北京的立场和忧虑，提出了问题的预警。布什和切尼也分别对此做出因应，除了重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及恪守三个公报以外，也说出不支持“台独”。更特别的是，布什及切尼都表示“不鼓励台独势力发展”。这一段表述已有三十年之久未曾被美国最高领导人所使用。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与周恩来在谈判《上海公报》的过程中，曾向周恩来提出美国处理台湾问题五原则，其中一项就是“不鼓励台独势力发展”。事隔多年，又值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及《上海公报》发表三十周年，布什政府的表态，就十分值得重视，也是向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的中美共识迈前一步。

    当然，华府表示“不支持台独”及“不鼓励台独势力发展”，主要是见到台湾内部政治发展有大幅倾向“台独”的危险性，因而做出预警，不只是说给北京听的，而更是针对台北。事实上，不管是北京的一中原则，还是华府的一中政策，甚至是台北的“一中宪法”，都是反对台湾独立的。因此，只要美国对“台独”不采取模糊的立场，对一中有明确的政策，则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就不至于出现危机，台海和平也足以确保。

    （本文作者系台湾文化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兼大陆所教授）

    中国网2002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