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元月30日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以下称江八点）之后，中共第三代的对台政策大致依循此一框架操作。此一谈话在对台政策的基调上与毛、周、邓的对台政策并没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彰显了第三代对台湾形势的新认知，此一认知的最大特点就是将“统一”工作分两步走，首先是以两岸的“政治谈判”来结束两岸长达五十年的“敌对状态”，在台湾最关心的国际空间的问题上采取“共用国际尊严”的方式寻求解决。两岸之间在民间可以加强经贸和文化的交流，在领导阶层也可以互访。总之，中共的第三代确实建构了一个十分有愿景的和平的两岸新关系。此一构设除了反映出中共政权在当时对“和平”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之外，也基于以下的认识判断：一是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虽然在中国的具体内涵上两岸的认知多有不同，但至少在“原则”上是相互尊重的；二是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不论李登辉如何执政，整个国民党对中国、是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责任和感情仍然是主流价值，也因此对统一的困扰只在于不愿受共产党统治而已；三是美国当局处理两岸问题采取比较弹性与谨慎的态度并无积极介入的迹象。在上述的认知下，“江八点”自然是一种分宽大的政策，十分可惜的是这个策略面对台湾当时的李登辉而言，只是一种虚掷的善意，李登辉不但无意接受“江八点”的善意，而且是利用对方的善意来经营自己的企图。因此，客观而言，在“江八点”之后的两岸关系未见好转，而且连续发生李登辉访美、1999年的“两国论”、小布什政权军售台湾等对两岸关系设下不可知的变数。

    二、台湾的变化

    在过去的十余年之中，台湾的政治也和大陆的改革开放一样掀起了一场政治革命，这一场到目前尚在进行的革命，促成台湾自身也出现了自我的调整，而以下述的三点最为明显。

    第一是民粹的台湾：从政治的局面来看台湾以前的威权统治，经过80年代的党外运动到90年代的政治制度改革，使得台湾的政治出现了民粹式的民主机会，此一民粹的政治特质，主要表现为选举式的市场政治的性格，这使得台湾政治的政策的稳定度出现挑战。换言之，台湾未来数年在政策一出现反复的可能是存在的，同进市场政治性格也迫使台湾当局必须不断提出新方案、新对策，因此在两岸关系方面，未来的政策更具有多样性，但是实践的可能性和持久性则有待观察。市场政治性格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人民至上，而在台湾的人民至上与中国大陆不同的是，在大陆的人民至上是当权者的口号，是当政者施政的道德要求；而在台湾的人民至上则是具体的、实在的，个别的人民，可以赤裸地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实际权力，此种“人民至上”的特征在选举的鼓励下，逐渐形成一种民粹政治，从两岸关系的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必须以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为工作重点。

    第二是分裂的台湾：数十年来台湾社会陷入一种极大的认同分裂之中，此一认同分裂十分尖锐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缘认同，台湾地处亚洲的海陆交会之处，亚洲的南北必经之地，在地理上邻近大陆，在心理上敌视中国，距离上远离美日，但情绪上亲美媚日，此一反差的格局，使台湾民众在地缘的认同，无法参与自己所在亚洲，心理上对亚洲事务的关心远不如对美日，尤其是美国事务的关心，更为其甚者，台湾对世界或国际以至对亚洲的认知和关切，也都是透过美国的角度和眼光去认识和理解，是以台湾身处亚洲而未必认同亚洲现象在近数十年来可以说是十分普遍；二是国家认同，这是留心台湾政治的人士都十分清楚的，在中国认同上有“中华民国”、中国之分，在中国又有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地理的区别；在台湾认同上，有“中华民国在台湾”，有“台湾的中华民国”，有“台湾共和国”等十分混淆，此一混淆直接冲击了台湾社会最基本的“心理共识”，由于基本“心理共识”不存在，因此台湾社会自然就会陷入相互怀疑，相互猜忌的情况；三是“族群”认同，由于台湾政客的有意操作，促使台湾原本不严重的“族群”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分歧，彼此使用的语言暴力和文字的侮辱也越来越强烈，所幸的是迄今为止族群的冲突除了少数的媒体与政客是公然鼓吹之处，其他大部分的冲突都是在选举期间，以及在讨论台湾的两岸关系时才会激化。然而从两岸关系的角度来看上述三种分裂、矛盾和相互冲突的认同，这就意味着必须寻找到台湾在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才可能团结大多数，得到大多数的支援。

    第三是全球的台湾：台湾能在纷扰不安的国际环境中屹立不倒，而且生机勃勃，在经济方面的实力和努力应该是最大的资本和支柱。目前台湾的经济发展遭遇困境，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有可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台湾的政府和民间，特别是民间也在不断地寻找新的机会和可能性，如今台湾朝野也都认清“走全球化”是台湾经济发展的新可能；现在的问题是台湾的全球化是以中国大陆为布局的一环，或是台湾可以有必在大陆布局而走全球化道路。因此在台湾而言，目前所讨论的“西进政策”与十余年前的两岸经贸出现明显不同，以往只是经营大陆，转移生产基地的需要，而目前在格局上、在眼光上、在企图上、在企图心上等基本思考上就不再是以中国大陆为最终目的，而是以大陆为起点，或是中转，以多种方式向全球进军，因此从两岸经贸的角度来看，以往的经贸交往之目的在延续台湾经济的生存，而新的经贸交往则必须注意到提升经济的竞争力。

    三、两岸关系本质的大转变

    经过了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激烈变化，逐渐引发了两岸之间的关系本质的变化，加上国际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趋势促使两岸关系外在结构也同样出现变化，因此我们未来所面对的两岸关系必然是大大不同于以往人们所面对的两岸关系，具体而言，其变化如下：

    第一，从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来说：从主张“一中”的台湾变化为主张“两国”的台湾，台湾岛内民主化的政治推动蜕变为本土化“台独化”的运动，到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的说法可以正式宣告过去主张两岸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已经彻底终结，取而代之的以分离“独立”为主流的台湾，因此大陆当局如果仍然寄望已宽松和弹性的“一个中国”内容来挽回台湾对“一中”原则的重新尊重，恐怕只是一种缘木求鱼的努力。

    第二，从两岸关系的最终目标而论：从主张两岸统一的台湾变成主张两岸分裂的台湾，显然目前台湾的奋斗目标已经和大陆奋斗目标可以说已经完全不同了，因此不论祖国大陆以什么样的方案来统一，或是谈多少统一的好处。都难说服自认为必须争取出头的台湾人民重新赞同两岸必须走回两岸统一之路，在台湾“统一”已经是一个负面的价值，是和台湾人民当家作主出头天的价值相冲突的。

    第三，从主导两岸发展的主要政党的关系来看：在过去一直是由国共两党主导，两个政党都是来自中国，因此不论是敌是友，至少两个政党是彼此熟悉的，但是自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共产党头一次在两岸关系上面对一个完全来自台湾的、陌生的、而且是明确主张“台湾独立”的政党。从民进党而言，对台湾的生态十分理解，但是对台湾以外的政治民政部情况则十分陌生，而且对中国大陆的情况尤其敌视且陌生，因此双方必然是相互敌视、相互误解，这也是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情况。

    第四，从两岸关系的外在结构而言：在以往两岸事务虽然也有外国势力特别是美国介入，但是问题毕竟比较单纯，比较简略，而且美国也必须迁就冷战的大结构来行事。但是目前的两岸关系则已经不是在冷战时代，而是进入了一个一超多极的时代，在“一超多极”之间中国又是新兴起来的一极，自然会影响其他几极的互动，因此由于中国崛起，羁绊中国的两岸问题也就越来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两岸问题，而再也不可能是是单纯的两岸问题或是中美台之间的问题。

    第五，从两岸关系的内在驱力而言：则从以政治驱力为主转而以经济驱力为主。所谓内在驱力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推力，在以往的两岸关系中两岸的政治不论是阻止两岸交流，或是失去两岸交流，政治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从中国大陆实行了市场经济，以及中国大陆综合力量越来越强大之后，推进两岸关系继续发展，特别是台湾当局的政治力量无法规范的现象的推动力，很明显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此一经济力量已经使得两岸的现行相互政策受到忽视和挑战，未来两岸的经贸关系自然在WTO的架构将越来越市场化，从而将随着两岸的经贸亦将回过来推动两岸政治关系不得不加以调整。

    第六，从两岸未来现象来看：我们相信以目前两岸的互动，如果再加上“三通”的议题一旦获得解决的的话，两岸关系未来的现象必然呈现一种多元化影响的情况，民间力量所主民势必日趋强化，地方政府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也必然日趋重要，因此在未来两岸之间的城市交流将成为两岸之间的另一种交流，而且此一交流既可以不必凡事要求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来处理，但也不同于纯民间的、无政治约束力的交流。民间交流可以增加两岸的理解和热情，而城市的交流可以具体而微的协助民间企业进行有效的交往。

    总之，未来的两岸关系势必成为多元化的、复杂的、全面的、新型的两岸关系。

    四、与时俱进，和平统一

    中国大陆之执政党今秋将召开“十六大”，面临“换代接班”的重大转折的变化，统一工作自然地是“换代接班”的重要政策之一，然而面对上述的巨变，我们很难想象“统一”工作可以一成不变可以不必与时俱进，则中国大陆自身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大国信心的不断拉强和国际重要性的与日俱增的情势，中国大陆政府也有必要在“统一政策中提出批判性的思考来因应新的变局。

    首先，“一元的统一观对多元的统一观”：统一的任务必须从单一的政治任务真正转而成为经济、文化、学术、体育、科技等各领域的多元统一任务，每一领域的统一进度不一致，也无须一致，也因为多无领域的统一进度不一致性，因而突显了武力手段非必要性。

    其次，历史的统一观转为发展的统一观：在中国追求统一的过程历史的证成是必要的，但不能是唯一的、主要的理由，从大陆政治社会化的作用来论，中共所要求的“统一”恰恰不能只是历史的、民族的责任，而不虚是对未来中国的现实利害、对中国人的切身好处，才有可能真正动员中国人共同参与，因此所谓发展的统一，就必须使发展统一，就必须使统一真正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台湾升级化的一环，使“统一”成为中国现代化任务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其三，以两岸和平统一彰显中国特色的典范：在中国强大的过程中，西方强权、霸权对此充满无可奈何的疑虑，因此在过程中不但以种种手段干扰和阻挠，其中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抓在手中的棋子。中方的说词最强而有力的就是“中国特色”，然而多年来除了“一国两制”解决港澳问题之外，我们看到的“中国特色的代表并不多。如果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有可能在统一上作出新的努力，和平解决了台湾问题，则在“中国特色”就有了新的代表作，不但是统一的目标可以是中国强大的标志，而且使统一的过程尤其可以成为其他国家和平解决内部分裂势力的典范，则中国自然可以不富而强，不统而一。

    其四，以战术思考处理两岸关系，以战略思维考虑台湾问题：中国和平统一必须建立和平和发展的两岸关系，以及安定和繁荣台湾回归之上，所以“和平”在统一的过程，不仅是工具性意义而富有终极的意义，特别是“和平”不仅是完成统一的过程，更是统一之后的结果，在此种要求之下，战术思考和战略思维是统一，不同之处在于两岸关系和平作为战术思考，试以忍耐争取和平，而此一忍耐不是道家的隐忍，不是为报复而忍耐，而是因自信而忍耐；因宽大而忍耐。至于战略思维的和平，是以和平争取理解，建立在相互理解之上的和平，因而促使双方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和平，此种和平也就是一种新型的统一，也是一种不会再分裂的统一。

    总之，正像江泽民主席在“5.31”讲话中所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党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中国发展前途和命运。坚持与时俱进，就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一样，在和平统一的任务上，两岸的中国人也必须理解台湾的变化和两岸关系本质的变化，和中国自身的变化，新的和平统一任务，不但要延续还要提升，以往行之有效的统一政策，而且更需要体认变化，在统一的理论上、在统一方法上，再统一过程上不为断与时俱进，使得两岸的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国的资产，而且是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分裂问题的资产，不会因为中国统一的完成而结束，而必须是因中国和平统一，而使世界真正开始真正认识到和平在国际政治上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系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

    中国网2002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