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颗氢弹:比一千个太阳还亮  

    地平线上出现了两颗火红的太阳,一颗在上,一颗在下,上面那颗强烈的光芒,使另一颗黯然失色。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编者按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5周年。

    75年的岁月,人民军队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艰难历程,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也实现了从仿制到自行研制、从常规到尖端、从陆军到多兵种的划时代变革。

    在人民军队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有许多里程碑式的标志:“两弹一星”、运载火箭、战斗机、军舰……在这些丰碑上,镌刻着国防科技人员的心血,更镌刻着他们对祖国的忠诚。

    1967年6月17日,中国西部的罗布泊大漠同时升起两颗太阳,其中一颗“太阳”迸发出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光芒。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这里成功爆炸。

    如今已年近八旬的核科学家于敏被称做“中国氢弹之父”,在那段艰苦岁月里,他率领科技人员攻破氢弹原理,为中国氢弹试验成功打开了通途。谈起那段经历,于老谦逊地一笑:“氢弹成功爆炸是集体的功劳,我只是一个卒子。那段岁月,我永生难忘。”

    钱三强:先行一步,早日掌握氢弹技术

    1960年12月的一个早晨。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办公室,来了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叫黄祖洽,是原子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的一个组长。

    钱三强看着这位青年物理学家,平静的语气中透着几分严肃:“为了早日掌握氢弹技术,我们要先行一步,组织一个轻核理论小组,对氢弹的作用原理和各种物理过程以及可行结构进行探索、研究。”

    钱三强又特意叮嘱:“你原来那个组叫47组,这个轻核理论组就叫470组,注意保密。”

    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黄祖洽、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在原子弹尚未突破时,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

    为什么提前研究氢弹?原来,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氢弹的杀伤破坏因素与原子弹相同,但威力大得多。时任核工业部部长的刘杰将军和专家交流中,知道原子弹和氢弹有很大差别,于是和钱三强商量先从理论上做一些研究,他们的意见得到中央军委的赞同。

    研究氢弹谈何容易,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年轻的探索者们出发的阵地,只是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他们手中的主要兵器只是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和一块黑板,但他们有一颗颗火热的心和一个个不知疲倦的大脑。

    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山头被呕心沥血的勇士攻克。4年中,黄祖洽、于敏和其他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更深的认识。

    历史已经证明,氢弹理论探索先行一步是一着妙棋,为尽快突破氢弹技术打下了基础,赢得了时间。

    毛泽东:氢弹爆炸要赶在法国之前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一惊人消息,在世界上引起轰动。西方大国的核竞赛亦愈演愈烈,法国加快了研制氢弹的进程。

    为了打破核垄断,必须赶在法国之前研制出我国的氢弹。1965年元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任务: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

    1965年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当量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又做了一系列详细的报告,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这一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

    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

    “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

    为了保密,于敏在这里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的突破。

    马国惠:我们枕着氢弹在铁塔上睡觉

    氢弹原理突破后,随即进行原理爆炸试验。

    试验前夜,负责引爆装置研究工作的核专家陈能宽,来到托举氢弹装置的铁塔下,随同操作人员登上了百米铁塔,安插启爆氢弹的雷管。

    陈能宽从衣袋中拿出装有钥匙的信封,对大家摇了摇:“你们放心,启爆开关的钥匙在我这里。”

    塔顶爆室里还有一位年轻的技术人员,他叫马国惠,已经在铁塔上奋战了20个日夜。多年后,已成为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的马国惠少将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当时我在研究所二室负责光充量的测量,早期准备是在试验室搞的,临时抽我和曹淑华等4个同志去帮着搞激光测速项目。

    我们基本上都是晚上工作,光路系统晚上好调试。一上去至少10来个小时,最长一次在塔上呆了120个小时,带一壶水,带点干粮在上面吃,也在上面睡。铁塔高110米,塔顶是爆室,晚上就在那里休息,刮风时咯咯响,晃晃悠悠,像摇篮一样。我们在氢弹装置的爆室工作,枕着氢弹睡过觉。

    爆室外面有个栏杆,像个小阳台一样,我们用一个电池箱装了一点沙子放在那里,当卫生间用。曹淑华是位女同志,我们也都不讲究了,谁要方便就到外面那个小箱子上,20多个小时不能不吃不喝呀!

    冬天,场区气温零下20多摄氏度,上面更冷。有一次做环境试验,爆室里温度高达50摄氏度,又没处跑,那滋味更不好受。

    那时,铁塔上下,光我们哈军工六五届的同学就有20多人,在学校时各个专业还互相保密,在这里大家见面了,插雷管的邵乃林就是我的同学,最后那一夜,我们这个项目是我上去的,等雷管插完,我和他们一起坐吊篮从塔上下来。那已经是28日的凌晨了,寒风中仍然飘着雪花。

    28日12时,铁塔上空终于出现了一片蓝天,氢弹装置按时起爆,原理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孙福长:我太紧张,忘了按自动投掷器

    采用塔爆方式进行的减威力氢弹原理试验成功,表明我国已完全掌握了氢弹原理,其关键技术已经解决。氢弹试验指日可待。

    一场大规模的试验准备工作,在核试验场拉开序幕。这次试验共有32个测试项目,137个效应项目,1887台(套)仪器,在中国核试验史上是空前的。

    专家们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决定采用“机、伞、弹”结合的方式:也就是采用飞机运载带降落伞的核弹,在空中缓慢下降到预定高度爆炸。

    空军大胆改装了轰-6飞机,担负空投任务的徐克江机组进行了高强度训练。按照设计,南京513工厂严密细致地加工了降落伞。

    1967年6月17日8时整,徐克江驾驶飞机进入空投区。指挥员立即发出清亮而庄重的报时令:“5、4、3、2、1,起爆!”

    半分钟过去,仍无声响。

    飞机还在空中盘旋。

    氢弹没有投下。

    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是第一领航员孙福长,现在回想起来,他仍激动地说:“当时,我太紧张,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氢弹没能在预定的8时整投下。”

    远在北京的周恩来,从电话中得知这一情况,随即指示罗布泊指挥所:“请告诉飞行员,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

    机长徐克江要求再次投弹。

    机舱随即打开,氢弹脱钩,携着降落伞向空中急速落下……

    核弹降到距地面2930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闪出一道炽热的白光,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火球上方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

    此刻,前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两颗火红的太阳,一颗在上,一颗在下,上面那颗强烈的光芒,使另一颗黯然失色。这蔚为壮观的景象,撼人心魄。

    这是一颗人造“太阳”,它的光亮比1000个真正的太阳还亮。

    强烈的光辐射,将距爆心投影点400米处的钢板铸件烧化,水泥构件的表面被烙成下玻璃体;布放在8公里以内的狗、10公里以内的兔子,当场死亡一半;700米处的轻型坦克被完全破坏,车内动物全部炭化;冲击波把距爆心投影点近3公里、重约54吨的火车吹出18米,3.4公里处的半地下仓库被揭去半截,14公里处的砖房被吹散……

    罗布泊一片欢声雷动,人们忘情地把手中的帽子抛向空中,互相拥抱。

    科技人员把爆炸当量的数据送上来了,330万吨。

    聂荣臻元帅激动地一把抓起身边的电话,电话直通军委叶剑英办公室。

    “试验完全成功,当量330万吨。”

    “好!祝贺你们,我马上向总理报告。”

    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庄严宣告:“我国在两年8个月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零7个月;我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之间的跨越。

    中国青年报2002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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