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火青（遗作）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我正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在途中听说这个消息，我们都为党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军队而十分兴奋。

    1933年，我被分配到江西瑞金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任政委，陈赓任校长。这一年，军委将“八一”确定为建军节，而第二年建军节的情形让我难以忘怀。

    1934年春，国民党正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红九军团在反“围剿 ”中担任外线作战，以打游击、“牵牛鼻子”见长。当时，我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那时部队经常虚张声势，和敌人磨时间，也不断发生战斗。军团的地方工作部长负责筹粮，每人每天能保证一斤二两米，但没菜没盐，只好吃野菜、扫帚苗和竹笋。那时敌人在“围剿”的同时又实行经济封锁，苏区自己不产盐，只能靠偷运进来一点，一两要花一块大洋。

    这年7月，中央将红七军团改组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九军团奉命担任护送七军团渡过闽江的任务。部队出发前，我们召开排长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宣传掩护红七军团北上抗日的光荣任务，并把这次出征定名为“东线行动”。7月7日，部队整装出发，直插闽中地区。我军团先围永安城，围而未攻，于7月底乘敌之隙直插尤溪口，随即占领闽江沿岸重镇樟湖板，护送红七军团过闽江的任务至此胜利完成。我军团占领尤溪口时最大的收获，是缴获了敌军仓库中的黄色炸药3万多斤、食盐5万多斤，还有许多军用物资。这次缴获的物资特别是食盐，正好能解决苏区经济生活的急需。这一胜利又适逢建军节，大家真是兴奋极了。

    8月1日，红九军团在刚刚占领的樟湖板召开庆祝南昌起义7周年大会。镇上的部队整队参加，许多群众前来观看。我们组织指战员把没收来的物资散发给群众，并借机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抗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实行土地革命等主张。这一天，老百姓也四处张挂红旗对我们表示欢迎，樟湖板镇的商店照常营业，行人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庆祝了“八一”后，部队在樟湖板住了10天，进行大休整和改善生活，士气更加高涨，接着就奉命返回中央苏区。回程路上，我们几个军团首长带头，每人背35斤盐，每匹坐骑驮200斤。战士们也都挑起运盐或装炸药的担子，三个人挑两担或者是四个人挑三担，轮流歇肩，全军团成了浩浩荡荡的运输大队，只有少数人负责警戒掩护。8月28日部队到了古田，休息一天后整顿军容进入苏区，中央已派少共国际师和民工数千人到连城县前来接运。战士们把挑来的物资上交后，又蜂拥奔向邮局，把自己分得的随身携带的小包盐作为礼物寄给家里，这在当时可是最珍贵的物品了！

    这次“东线行动”和庆祝“八一”的情形，后来成为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同志经常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徐焰整理）

    1945年的“八一”抗战迎来最终胜利

    ■和谷岩

    提起过“八一”，最令我难忘的是抗战胜利的那个“八一”。

    1945年的“八一”，我是在原冀晋区党校学习期间度过的。那时候，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迎来最终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残暴凶恶的日本侵略者指日可待。8年了，在经历过国土大片沦丧、同胞惨遭杀害的悲痛愤怒，经历过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沉重打击日寇的酣畅痛快，经历过日寇“三光政策”、“扫荡围攻”的艰苦岁月，经历过地雷战、地道战、局部反攻的机智勇猛，终于要迎来民族独立这胜利的一天时，我和我的同学们心情都十分激动，也盼着早一天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为革命成功贡献更大的力量。

    十来天后，冀晋区一位领导同志忽然来到党校，向整队集合在村外白杨树林里的全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兴奋地宣布：“报告大家一个特别特别重大的好消息：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他的话音刚落，先是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鼓掌，接着有人带头喊起口号来。人们互相握手、拍肩、捶胸、拥抱，有人甚至把帽子抛上了树梢。

    胜利狂欢后的第三天，党校接到通知：立即结业，学员返回各部队，准备入城接受日伪军投降。随后，我们整好行装，办了手续，动身向分区进发。

    我们满怀兴奋和喜悦奔赴新的工作岗位的同时，脑海时常回忆起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的情形。那时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多么动荡与混乱的局面！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几十万大军节节败退，日寇长驱直入，眼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沦于敌手，千千万万的同胞被日寇的铁蹄践踏蹂躏。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是中国共产党一柱顶天，高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领导全国人民，挽救了民族的危亡。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向全国发出了号召抗战的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这通电是号角，是战鼓，是东方巨人举起的反抗的火炬，它给了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

    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抗战刚一开始，就为全国人民制定了战胜日寇的惟一正确的方针———人民战争。我国的人民战争不仅在规模上是世界上少有的，而且在对敌斗争的艺术上也发展到了战争史上稀有的高峰。麻雀战、围困战、地雷战、地道战、破击战……谁能说清我国对敌斗争的战术有多少种？谁能说清人民的力量与智慧一旦发挥出来，能够创造出多少奇迹？从太行山到吕梁山，从大青山到沂蒙山，到处燃遍了抗日的烽火。沃野千里的华北大平原处处都是杀敌战场。在南方和北方的崇山峻岭中，有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和游击组、爆破组神出鬼没。在白洋淀和微山湖的碧波上雁翎队和铁道游击队飞船如梭。

    在8年抗日战争中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不管敌人多么残暴，不管困难多么巨大，我们终于胜利了，这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

    1948年的“八一”参加西北军大建校劳动

    ■王作义

    1948年，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高瞻远瞩，指示我各战略区开办军政大学，培养干部。我所在的贺龙中学，即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随营学校与晋绥军区步兵学校合并成立西北军事政治大学（简称西北军大），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兼任校长。我被编入第一大队四队（预科）。8月，西北军大进驻山西临汾郊区的北营盘。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就是在参加西北军大的建校劳动中度过的。临汾位于晋南，是山西太原和陕西西安交通线上的一座重镇。我军夺取临汾，建立人民政权，切断了胡宗南集团和阎锡山匪帮的联系。因此，敌人将临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由太原、西安起飞的敌机经常对临汾狂轰滥炸，时有群众被炸死、炸伤。北营盘是日本侵华时期建造的兵营。由于饱经战乱，房舍破烂不堪，院内残垣断壁，杂草丛生，弹坑、弹皮随处可见。没有床板，我们就找来麦草打地铺。要把这所破旧兵营改建成我军办学所需的校舍，面临许多困难。我们自己动手，修缮房屋，平整操场，可以说是边建校，边招生，边开课。为筹集建筑材料，学校征集到了一批原木，沿汾河漂到临汾城西。当时军大还没有汽车，只有几辆马车，全校近千名师生就人拉肩扛搬运木料。可能是军大师生浩浩荡荡，扛着木料横贯临汾城，目标过于明显，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机在城市上空疯狂地向我们扫射，军大师生有不少受了伤。建校劳动不仅付出了汗水，也付出了血的代价。

    这年秋冬，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节节胜利，捷报频传。入冬以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先后打响。校园内到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胜利的歌声飘出校园，飞向原野。

    时光荏苒，一晃50多年过去了。我从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年届古稀之人。回顾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我深切地感到，党领导下的这支军队之所以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党一贯重视学习，重视教育，重视干部素质的提高和干部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在形势即将发生重大转折时期，党更加强调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学习科学理论，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江泽民总书记号召全党全军，要继续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这是将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重要举措。（彦森整理）

    1952年的“八一”朝鲜战场上的思念

    ■张炳新

    我是1951年入朝的，当时20多岁，是军里的摄影组长。1951年和1952年的“ 八一”建军节都是在朝鲜战场过的。

    抗美援朝期间，我所在部队政治部比较固定的第一个驻地就是中和郡东南部的孝敬洞。五次战役结束时，我随同战斗部队从临津江南岸转移到三八线附近的防线后，回到部队政治部，就住在孝敬洞。当时美机频繁轰炸，我们住宿、饮食都非常困难，是孝敬洞的阿爸基、阿妈妮热情地帮助了我们，使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记得1951年的一天，突然有几个朝鲜小姑娘来到我住的宿舍里，说了一通朝语后就开始唱歌跳舞。我因为不会讲朝语，一下子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猛然醒悟，“八一”建军节到了，朝鲜小朋友专门来慰问志愿军战士。

    战斗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战士们，每当收到祖国慰问团送来的礼物，那高兴劲就别提了。这些礼物中有毛主席像、搪瓷茶缸、纪念册、手帕、烟斗、纸烟等，其中最受战士们欢迎的是毛主席像和刻有“赠给最可爱的人”的茶缸。

    在国外的战场上过“八一”，那种感情是很独特的，不仅仅是想家、想祖国的亲人，更思念牺牲的战友。

    记得临近1952年的“八一”时，我们部队驻地商山里遭到10多架美机空袭，文化处副处长石磊身负重伤，我的战友、21岁的兰维衷当场牺牲。他是安徽人， 1952年初参加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分配到我们部队的宣传处。兰维衷稚嫩的面孔，细高的身材，温和的性格，再加上口琴吹得动听，很是惹人喜爱。他是宣传、文化两处最年轻的人，许多老同志（其实也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同他开玩笑时亲昵地称他“儿童”。这样一位可爱的小青年，入朝半年就牺牲了，大家都很悲痛。战友们在一个用树枝搭起的“礼堂”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把他安葬在商山里西山上的松树林里。在朝鲜的三千里江山，多少英勇的志愿军战士献出了生命，是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朝鲜停战谈判之初，我曾奉命到开城执行摄影报道任务。1992年10月，我随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军记者代表团出访朝鲜，专门参观了板门店。再次置身于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大厅，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不由得想起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1953年 9月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所说的那句话：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1961年的“八一” 发愤图强搞“争气弹”

    ■孙清和

    1959年夏天，我被抽去搞原子弹的理论论证工作。毛主席1958年就说过：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10年功夫完全有可能。为了祖国的需要、人民的利益，我和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住在北京一栋简易楼里，用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一天三班倒，24小时连轴转，稿纸都是成麻袋地装。吃饭是在露天食堂，冬天雪夏天雨的，条件比较艰苦。可那时候大家心里还真没有“苦 ”的概念，都是鼓着劲儿干工作。

    要说高兴的日子，那该是1961年的“八一”了。那段时间，一个直接关系发射成败的重要数据，经过我们两年时间的反复测算后，终于得到了确认。你知道算那一个数据得多长时间吗？最初是9个月，后来快了也得几个月，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当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来听汇报，一直到晚上12点钟，就请大家吃夜宵。一锅烩白菜，一听军用罐头，外加一盆白米饭。现在看当然很普通了，可当时把大家乐坏了。因为那会儿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一个月只有28斤粮食定量，工作强度又很大，很多人都饿浮肿了，还天天加班。

    1963年的“八一”，我是在青海度过的。当时理论工作已经完成，要做发射前的模拟试验，所以我们就在海拔3400米的地方住了下来。整整1年，喝的开水都是80℃，馒头蒸不熟，吃下去就跟吞药一样，可大家干得都很起劲。当时二机部领导来看望大家，听说我们中有一个人是学“空气动力学”专业的，连连竖起大拇指说好，要我们肚子里“装点气”，并把发奋图强的“奋”字改成了“愤”， “要发愤图强”。因为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我们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搞原子弹。大家心里都憋了口气，要搞“争气弹”，上上下下都很齐心。当时李觉将军是我们的负责人，他自己住帐篷，却让我们这批年轻的技术人员住简易楼。我们小组的书记是部队一名师职干部，整天拎着水瓶给我们倒水。他说：“我不懂专业，就给你们当打水员。”那时候的人就这样，什么架子呀、名利呀、得失呀，统统不考虑，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使劲，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钱海宁、本报记者赵风云整理）

    1976年的“八一”戈壁大漠科研攻关

    ■宋杏昌

    我读大学是学自动控制的，毕业后被调整到核效应专业，专门搞核电磁脉冲研究。当时这项工作在国内还是空白，我们是白手起家的。

    1976年的“八一”，我是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度过的。昼夜温差很大，白天地表温度有摄氏55度，把鸡蛋埋在沙子里就能烤熟，夜晚到摄氏零下十几度，盖两床棉被压上皮大衣还觉得冷。那时候我们都是坐东风大卡车，每次出发就得带上一大车给养，一走就是四五天，因为周围除了核爆后留下的弹坑，啥也没有。沙漠里的风沙能“吃人”，厚厚的汽车挡风玻璃都能磨出坑来。走到最后，脸上的沙尘全结成块了，分不清楚谁是谁，说话靠打手势。不能洗，一洗就得脱层皮，弄不好还得出血。

    我记得“八一”前我们一直在测地下坑道的场强，结果出来了，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数据和资料，大家都很高兴，二话不说赶紧到试验现场取回记录波形的胶卷和仪器。放仪器的工号离爆心很近，汽车越往前开，身上测核剂量的笔就越响得厉害，最后就是尖叫了。可没一个人往后退的，资料最要紧，错过这一次，就不知道要等什么时候了。

    到另一个工号时，汽车抛锚了。我们几个来不及修，抬上铅罐就向工号跑。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跑了几百米，呼吸都很困难，特别不方便。最后到了工号前搬防护沙袋时，大家干脆就摘掉了防毒面具，争分夺秒地取出资料，又抬着铅罐跑回来。试验现场的沙尘都带超剂量的核沾染，可当时大家也顾不上了，心里就想着资料，就想着国家交给咱们的这个任务，就得尽量干好，不能耽误了这份责任。

    核试验现场肯定是有危险的，搞我们这工作的人，心率不齐、早搏、肝指数不正常都是有的。我有一个战友叫李储先，先后参加过1970年的人造卫星发射、 1971年的科学试验卫星发射和1975年的遥感卫星发射，可他在70年代末就去世了。所以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就要加倍努力地工作，这样才对得起战友，对得起子孙后代。因为真实的试验现场是无法模拟的，很宝贵也很有限，你错过了一次，那课题可能就要耽误好几年。

    现在想想我们那时在戈壁、沙漠度过的“八一”节，觉得很有意义。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在有限的生命里，要把党和国家交给你的工作尽量干好，这是责任。没白花人民的钱，对得起这身军装，就是享受。把工作干好，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自己，就是给别人、也是给自己的最好礼物，比什么都强。 （王铁、本报记者赵风云整理）

    1988年的“八一”阿拉山口唱大风

    ■郑文法

    1988年，我军校毕业后，来到阿拉山口边防站当排长。横贯西北边境的阿拉套山和巴尔鲁克山，几乎把全部南下的风都挤进了两山间的阿拉山口，使它成为中国最大的风口。这里平均每年八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60多天，素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之说。过去，在这个荒凉的地方，只有阿拉山口边防站官兵是长期住户。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沉寂的阿拉山口。随着欧亚大陆桥从我国由东向西的延伸，昔日驼队穿越、四处荒漠戈壁的阿拉山口，机械日夜轰鸣、脚手架林立，这里要建西北地区最大的国家一类口岸。一些内地的企业和商人纷纷跑来购地盖楼……边境地区呈现出一派改革开放、欣欣向荣的景象。欣喜无比的边防官兵，为了维护边境稳定，为改革开放和口岸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日夜巡逻在边防线上。

    1988年8月1日建军节那天，我和排里的战士是在边防巡逻中度过的。初次骑马，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我非常兴奋，心中充满了神圣与自豪，也真正领教了大风的厉害。当我们骑马挎枪巡逻在边境线上时，突然一阵狂风刮来，十几匹高头大马全被刮倒，荷枪实弹的官兵全被掀落马下，我们一直匍匐在地上，忍受着风吹石砸之苦，风停之后，又继续巡逻。

    夜晚，阿拉山口的月亮在大风吹拂过后，显得更加清澈明亮。官兵们合唱的《风口巡逻兵》把连队举办的迎“八一”晚会推上了高潮。“没有盛开的鲜花，没有绿色的森林，迎着阿拉山口的狂风，守卫着庄严的国门，大风吹裂了皮肤，浑身落满了沙尘，巡逻在风口的边防战士，用忠诚保卫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

    睡前，连长给我讲了老一代边防官兵适应大风规律，练就戍边本领的故事。 “三峰骆驼一口锅，十几个人蹲地窝。”建站初期，第一任站长吴广胜带领官兵靠三峰骆驼运输粮食，用一口锅烧菜煮饭。十几个人白天巡逻执勤，天黑了只能挤在地窝子里过夜。

    夏天，满床沙石，冬天，冰雪满床。那时没车没马，官兵只好徒步巡逻。为了战胜风魔，完成巡逻任务，官兵们巡逻时，除了带上武器干粮外，还要带上背包绳，一旦遇到大风，就用背包绳捆在每个人身上，连成一串，防止被风吹跑。老一代戍边官兵克服种种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硬是在风口扎下了根。

    1990年9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风尘仆仆来到阿拉山口，亲自为阿拉山口通车剪彩。同年9月12日，兰新铁路北疆段与原苏联的土西铁路在阿拉山口与对方的德鲁日巴口岸接轨。至此，东起我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全线贯通，使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一下从江南沿海地区涌到了北国边防口岸。

    今天，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富强，边防设施建设不断完善，边防军民修起平坦的边防巡逻公路。边防连配备了巡逻车，官兵坐在巡逻车内便可通过电视监视设备察看边情。哨楼安装了防冻保护层和防冻玻璃，再冷的天，哨楼内也温暖如春。阿拉山口边防连已通上了柏油路，用上了照明电，安装了卫星电视接收器，装上了磁卡电话。随着边境划界工作的圆满结束，边防更呈现出一派稳定、祥和、喜人的景象。

    1997年的“八一”值勤在香港的哨位上

    ■马峻

    在我的军旅生涯中，1997年的“八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是我在香港度过的第一个建军节。

    当时，我是驻港部队步兵一营汽车排的一名战士，在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那天进驻赤柱军营。“八一”那天，正好是我站第二班岗。头天晚上，排长田衍廷找到我：“小马，明天是建军节，也是我们驻港部队进驻香港后的第一个节日，有很多香港同胞要来营区参观慰问，哨兵就是窗口，你一定要保持好形象啊！” 我知道，排长是担心我在前几天训练中扭伤的脚能否坚持站立3个小时，于是忙挺胸收腹，立正站好，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排长放心，这点小伤算不了啥，我一定站好这班岗！”

    从7月1日进驻起，香港一直阴雨连绵，“八一”这天却是一个难得睛朗的好天气。9点整，我穿戴整齐，背着钢枪威武地站在营部大楼前的哨位上。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香港人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赤柱军营位于香港岛的南端，有两条巴士线在这里调头，巴士里的乘客大多专门准备了一面面小旗，朝我们挥舞。营区外也陆陆续续来了很多参观慰问的香港同胞，打着“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祝子弟兵节日愉快”等横幅，向我们招手致意，灿烂的笑容像阳光一样明媚。我站在哨位上，听着香港同胞对驻港部队军容军姿、军事素质、内务卫生、文明礼貌、文化素养等方方面面的啧啧赞叹之声，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上午11点多钟，一个40多岁的香港男子朝我走来，仔细地打量着我。我用粤语说：“先生，请问您有什么事？”他笑着说：“没有别的，看你英武的形象。能不能和你合个影？”我说：“对不起，合影不行，但你可以以我为背景照相。 ”他照完相后对我说：“今天是‘八一’，这张照片很有意义！”

    听着他的赞美，我心里一阵激动，再一次默默地向祖国庄严宣誓：“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一定要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保卫祖国的每一寸神圣国土！ ” （新华社记者张雪峰整理）

    2002年即将来到的“八一”“携”笔从戎立壮志

    ■吴坤虎

    这几天我特别兴奋，我期待已久的日子———“八一”即将到来。

    对于艺术系美术专业的我报名参军入伍，海南师范学院的同学们一开始都不相信，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怀疑，包括我的家人。他们都担心我是一时心血来潮，一旦受不了军营严格的纪律约束，会自己宣布自己“退伍”。

    军人的刚毅、自信，火热的军营生活，使我自小就非常崇拜和向往。2001年 9月，我国首次从全日制高等学校征集大学生入伍，我圆了自己的国防梦。

    尽管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可紧张的军营生活仍让我有些手足无措。每次起床出操，我都是最后一个到位；每次整队点名，我总不习惯答“到”；每次野营拉练，体质较弱的我都是“帮扶”对象。习惯了大学校园生活的我，闹了许多笑话，也吃了不少苦头。本来想“携”笔从戎在部队“大显身手”，没想到竟成了处处需要“照顾”的人。一向活泼开朗的我渐渐沉默起来，也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不是有些草率。

    对于我这个中断学业来军营的“知识新兵”，连队干部给予了更多的鼓励和宽容。他们经常跟我谈心，帮助我“放下包袱”，并给了我许多展示自我的机会。考虑到我身体单薄，连队干部专门为我制定训练计划，帮助我逐步提高身体素质；考虑到我有绘画特长和文化程度较高的优势，连队干部让我担任“美术老师 ”，利用业余时间安排我为全连官兵讲解美术知识。这些给了我很大安慰，也激发了我内心的热情，我开始慢慢融入到了火热的军营生活中。在部队举行的“元旦专刊”新兵连板报评比中，由我负责的连队板报获得了第二名，元旦晚会上我自编自演的小品《新兵乐》受到了一致好评。在战友们的帮助下，入伍前从没摸过器械的我，如今一口气可完成十几个引体向上。入伍半年多了，在取得一次又一次进步后，我逐渐找回了自信，也从中感受到了部队对人才和知识的尊重。

    记得刚到部队时，不止一名战友问我，是不是两年之后还回到学校继续念书？我曾经为此犹豫过，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可现在，我想的却是如何才能留在军营。军营生活告诉我，“携”笔从戎报效祖国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舞台。我又重新捡起了高中课本，争取明年报考军校，给自己能够留到军营多一种选择。今年的“八一”就要到了，这将是我在部队度过的第一个建军节，我要把这一天当作自己新生活的开始。 　（李少华、本报记者李兵正整理）

    ——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