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近日揭晓：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获此殊荣。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宣布这一消息时，称赞库切的小说“结构精致、对话丰富、分析透彻”，并夸奖他是“一位一丝不苟的怀疑者，在抨击残酷的种族主义和西方文明装装门面的道德时毫不留情”。这一宣布几乎立即得到了世界各国众多文学界人士的认同，因为库切早已蜚声世界文坛，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他的获奖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远离痛苦的现实

用“远离”这两个字来形容库切的人生应该是恰当的。1940年2月9日，他出生于南非开普敦一个律师家庭，血管里流着德国人和英国人的血。他从小接受英语教育，因此一直将英语视为自己的母语。16岁时，进入开普敦大学，获得英语学士和数学学士学位。他似乎从一开始就想远离南非令人痛苦的现实。大学刚毕业，即刻应聘前往英国，先后在伦敦、剑桥和埃尔德马斯顿等地工作了三年。1963年，与菲利帕·嘉博结婚。1965年被聘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助教和研究员，同时攻读文学。1969年获得得克萨斯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70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当了一年讲师。1972年，由于未能得到绿卡，被迫回到开普敦大学英语系担任讲师，12年后，成为该校文学教授。2001年，库切终于离开他并不喜欢的开普敦，移居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过起“宁静、平缓的生活”。目前，他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任客座教授。

躲在文学的背后

种种迹象表明，库切起初踏上创作之路，并非为了实现什么伟大的文学抱负，而仅仅是想借用某种方式来表达内心，抗衡残酷的现实。于他而言，文学便是最最理想、最最有力的方式。

1972年，回到南非不久，他开始写作，而且一下子就写起了长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1974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幽暗之地》出版，显露了他的创作才华和潜力。之后，他总是不紧不慢，每隔几年就抛出一部作品来。《乡村中央》（1977）、《等待野蛮人》（1980）、《迈克尔·K的生平和时代》（1983）、《敌手》（1986）、《冷铁时代》（1990）、《分裂的土地》（1992）、《彼得堡的主人》（1994）、《耻辱》（1999）等长篇小说就这样一一问世。其中，《迈克尔·K的生平和时代》和《耻辱》为他两度赢得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作家。除小说外，他还著有《白色写作》（1988）、《加倍的观点》（1992）、《冒犯：论审查制度》（1996）、《动物生命》（1999）、《陌生海岸》（2001）、《青春：乡村生活场景》（2001）等随笔和散文集。除布克奖外，他还获得了无数其他奖项。但他本人却始终躲在文学的背后，低调地生活，毫不看重这些奖项，甚至都懒得前去领奖。在他看来，作品一旦问世，就已经是一种完成，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抨击种族主义

尽管在生活中不断试图远离现实，但在创作中，库切却始终在直面现实。他的作品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描述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悲惨后果。

所有作品中，长篇小说《耻辱》（本报曾于1999年11月5日进行过报道）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从这部小说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他的创作风格和特色。小说的主人公戴维·卢里是位52岁的大学语言教授，两次婚姻均告失败。事业上，他也十分失意，最近刚被降为传媒学院副教授。他觉得《传媒手册》上有关语言的定义十分荒谬：“人类社会之所以创造出语言，是为了我们彼此能交流思想、感情和意愿。”他认为，言辞源于歌唱，而歌唱则源于用声响来填充人类空虚心灵的需要。

望着自己即将消逝的英俊容貌，想起生活的失意和事业的挫折，卢里竟在异常的痛苦和空虚中引诱起自己的女学生。他的不正当行为很快暴露。由于拒绝公开悔改，他被校方解聘。无奈之中，他来到了女儿露西的农场，当起了农场工人和动物保护者。露西二十几岁，就厌恶城市浮华、虚假的生活，独自来到乡村，经营起一个五公顷大小的农场，靠种花养狗维持生计。卢里寻思：没有任何生活比农场生活更单纯的了。他甚至还打算写一写拜伦的最后的岁月。殊不知，在当时的南非，农场远不是他所想象的庇护所。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向他们逼近：三个黑人男子袭击了他和露西，露西遭到强暴。连自己的女儿都无力保护，戴维·卢里感到了一种彻底的耻辱。

库切的小说通常十分凝练、高度浓缩，篇幅一般都不超过三百页。《耻辱》也不例外。整部小说的语言表面平实，实质犀利，字里行间留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空白。但在作者描绘那些被人丢弃的动物时，读者显然又能感到一种令人心碎的抒情性。一切都是隐含的，一切都需读者慢慢体会。作者并没有描写露西受到的攻击，但读者却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小说中也没有一个字涉及南非种族主义问题，但只要读完这部小说，谁都能强烈地感觉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因此，小说所要揭示的不仅是个人的耻辱，更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耻辱。有评论称，《耻辱》是一部有关灵魂毁灭的阴郁、苦难、令人深省的杰作。

他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隐喻的娴熟运用，或整体，或局部。正因如此，有人将他同卡夫卡连在了一起，甚至索性称他为卡夫卡的继承者。与卡夫卡不同的是，他运用的都是些极似实的隐喻，而非卡夫卡那种变形、荒诞的隐喻。这一点在库切的另一部小说《冷铁时代》中尤为明显：在开普敦，一位身罹癌症的老年女子正濒临死亡。她是古典文学教授，一辈子都在坚决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此刻，在她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却目睹了一系列血腥恐怖的事件。先是看到邻近的黑人居住区被火烧毁，后又发现用人的儿子在她家里被人枪杀。最后，她惟一可以与之述说内心愤怒和绝望的伙伴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酒鬼。

来自南非的欣喜

库切在得知获奖的消息后，异常平静，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这完全是个意外。我不知道宣布获奖的事。”他的反应同他以往的表现完全吻合，一点都不出乎人们的意料。他平时就喜欢独处，尽量避免抛头露面，极少同媒体接触，至多通过电子邮件回答记者或读者的一些问题。他是一个典型的让作品说话的作家。但他的祖国和他的同胞却表现出极大的欣喜。短短十几年里，就有两位南非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莫大的光荣。非国大发表声明：“我们希望对库切和纳丁·戈迪默这样的南非作家的承认会极大地鼓舞南非及非洲所有的年轻作家。我们同样希望这将促使出版商和读者充分意识到非洲大陆巨大的尚未开掘的文学潜力。”（作者系《世界文学》副主编）

《环球时报》2003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