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其新作《伊丽莎白·科斯蒂略：八堂课》被今年的英国布克奖排除在决选名单之外后，南非作家ＪＭ·库切在布克奖颁奖典礼举行前１０天，接获了自己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

库切成长于种族隔离制度治下的南非，和１９９１年南非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丁·戈迪默一样，他也是高高在上的少数白人中的一员，天知道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肤色是幸运还是不幸。因为作为中国读者，我们恐难有真切的体验，去了解一个接受了现代教育和价值观念，良心仍在的知识分子，如何面对那样一个至为不公的社会环境和极其残暴的政权。

库切写于１９８６年的文章《进入黑屋：小说家与南非》（发表于当年１月１２日的《纽约时报书评》）是理解小说家库切政治观和文学观的一篇重要文章，经常为库切的评论者所引用。

在这篇文章中，库切考察了作家与极权国家所施行的恐怖暴政之间的关系。对许多南非作家来说，“酷刑有着一种黑暗的魔力”。

为什么会这样？库切指出了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刑讯室里的故事提供了一种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赤裸且极端，昭示出极权主义与其牺牲品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原因是，“刑讯室事实上是一处人类极端体验的所在，除了亲身参与，否则无人可以体会。”

但是，库切更关注的是作家应该以何种方式来反映这个国家“邪恶的神秘”。他反对反种族隔离小说中的“新八股”，尤其不认同在小说中对刑讯室做“现实主义”──按照我们的理论语言，或可称之为自然主义──的描写，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做，即便不导致色情联想，也会使作家参与到暴行中，帮助统治者传播恐怖和“消解反抗”。这是他所谈的写作“陷阱”之一，当然，是出于政治而非文学的理由。从文学的角度上说，库切希望回避对恶行的细节描写，转而从更高的，人性的层面上予以考察。

他说：“对作家来说，更难解的问题是不让自已陷于国家造成的困境，也即只能忽视其秽行，或是想方设法予以呈现。真正的挑战是不按国家的规则来游戏其间，而是建立自已的判断力，以自己的方式去想像酷刑和死亡。”

从这个高度上来看库切，或许可以使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选择，也可再次让我们认识到，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所谓“政治倾向”年复一年的奢论应该结束了。（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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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报刊博览》2003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