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1、点状拉动到组团式发展：新一轮发展形态的选择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形态呈现出以点状拉动模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主导特征。以四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4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国家级高技术开发区为代表，努力发挥点状拉动的带动作用，在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改革试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窗口、辐射和示范作用，成为当时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和区域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生力军，对推动国家经济整体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随着国家改革开发的进一步深入，为应对新时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世界银行认为：国家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累能力将步入一个新的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相对照：美国的GDP总量在达到1万亿美元（10100亿美元）以后，头10年 的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27080亿美元）；日本的GDP总量在达到了1万亿美元（10480亿美元）以后，头10年的GDP 总量达到2.4万亿美元（24251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在2000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按汇率计算），依照国家计划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预计翻一番将达到2万亿美元。
为什么美国在达到1万亿美元台阶后，用了10年的时间使得GDP增长了1.7万亿美元，日本增长了1.4万亿美元，中国分别比他们少增长0.7万亿至0.4万亿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达到87％，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64％，而中国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6％时，也许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因此，在21世纪的头20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的组团式城市群建设步伐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降低发展成本、挖掘发展红利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之一的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进一步撰文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还将由以下的统计数字表明：20世纪下半叶美国GDP的主要贡献出自大纽约区、大芝加哥区（五大湖区）和大洛杉矶区，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美国经济的整体贡献率达到67％；而日本GDP则主要产出于大东京区、坂神区、名古屋区，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日本经济的整体贡献率超过70％；就中国而言，珠江三角洲的GDP目前约占全国的10％、长江三角洲约占全国的18％、京津唐环渤海湾地区约占全国的7％，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贡献率仅达35％。美国、日本、中国的对比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的制高点和主力军尚未形成，发展红利的巨大潜力远未释放，组团式发展的强力拉动有待开掘，空间整合的优化能力亟需提升。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日本三大城市群的集聚能力和GDP贡献率达到整个国家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中国三大城市群对全国GDP的贡献率只有三分之一强。
纵观我国城市化50年演替的历史轨迹，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方向、重点、格局、成效，将对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产生战略性的作用。中国经济将从原先的“点状拉动”越来越向各个大城市群的“面状组合”（组团式拉动），特别是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环渤海这三个大城市群进行集聚。可以预期，三大城市群将在不久的将来健康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空间。
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重点培育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继续发挥带头作用，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加快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方式从点状拉动到组团式发展的重大转变，打造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将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改革必然面临的历史选择。
改革开放前20年经济特区的历史性贡献应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规模放大和保持强劲生命力。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要继续办好经济特区。在新的形势下，经济特区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增创新优势，走出新路子，实现新发展，办出新特色”。经济特区要进一步当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发挥示范作用。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站在新的起点，开创新的局面。要努力实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其它各方面创新。通过深化改革，率先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同时，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发挥比较优势，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档次和水平，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使整个经济迈上新台阶。进而进一步扩大开放，拓展空间，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继续把对外开放作为特区的立身之本，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为构筑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制高点和火车头，加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做出新的里程碑式的贡献。
2、组团式城市群：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形态选择
纵观全球城市化演进历程，城市模式的进化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主要阶段：点状表征的0维城市化模式，强调传统城市中心的集聚性；线状表征的1维城市化模式，强调城市带的通达性；面状表征的2维城市化模式，强调城市群的结构性；体状表征的3维城市化模式，强调组团式城市群的网络性。城市发展模式向组团式城市群的战略突破，在水平尺度上追求地理区域的放大、生产力要素重整、产业链布局优化，在垂直尺度上追求完善系统等级、突出功能互补、提高运行效率、减低发展成本，从而避免城市摊大饼式的单极化扩张，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镶嵌体系，地缘经济为基础的城市战略联盟，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城市等级系列集合，实现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结构逻辑充填，充分协调自然-社会-经济的时空耦合，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良的现代城市体系。
在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同时，要保持东部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在新世纪新阶段，“适应新形势，站在新起点，实现新跨越，再攀新高峰”，加快建设三大组团式城市群，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为全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壮大国家实力；加速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有效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发展；进而推进全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积累新经验，发挥示范作用。着眼于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重点，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着眼于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完善综合服务功能；积极探索三大组团式城市群之间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协同发展的新路子。着眼于发展外向型经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合理地利用外资，继续在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着眼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城市建设和管理创新；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切实改善人居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着眼于增强持续创新能力，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进一步加快东部地区发展并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促进中国腹地加快发展，彰显东部的示范作用和对西部、东北部的支援作用，实现“西部提速，东北攻坚，东部保持，东西互动，拉动中部”的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
3、组团式城市群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城市是先进生产力的集聚中心；城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市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终归宿。城市化的数量和质量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城市体系的整合和组团式结构的形成，是汲取发展红利的最有效途径。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不但对于中国而且将对全球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国外学者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而城市化中的制高点表达就是组团式拉动的城市群。
组团式城市群的体制构建，可以考虑“欧盟”的组织架构，解决组团式城市群在省际间的经济约束框架与利益制衡原则，机制上可以利用“利益补偿”和“违规监控”机制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运作上可以进行区域整合下产业链布局的顶层设计和要素重组规划，政策上可以实施行政管理与经济管理相对分离的特别处置。
为建立以三大城市群为代表的组团式经济发展模式，真正从发展红利中获取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必须切实完成四项根本性的转变：①重点实现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②重点实现民间储蓄向民间资本的转变：③重点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④重点实现农民身份向股民身份的转变。同时，必须着力提高和优化三大城市群的发展环境、生产要素、科技创新、经济效益和管理体制等五项核心竞争力，使之成为政府重点导向、经济快速发展、资本高度密集、基础设施先进、高新技术主导的全球竞争能力、释放出发展红利的巨大潜力、对外高度开放与投资环境优越的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
中国三大城市群的打造必须依据各自所具备的物质经济条件、社会发展现状和历史沿革特征，从点状拉动向依托中心城市的组团式发展转型，充分发挥大城市群的规模效应和集聚作用，以大、中、小城市的等级有序、产业分工和合理互补为组团式结构的核心，以快速流畅的交通网络为区域发展轴线，按经济水平、产业布局和城市化水平，将地域空间划分为人口、经济、资本、消费和公共服务设施依次递变和有序推进的发展圈层，根据现状城市布局及未来城市空间扩展的趋势，重点完善组团内部功能和实施全新的产业链设计，进一步强化组团式的空间等级化、发展一体化，达到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区域效益最大化的发展模式。可以考虑欧洲联盟的政经架构方式，在三大城市群实行独特的制度创新和特别的经济政策，放大和提高前20年经济特区的有效措施和成功经验，进而实现三大城市群中“行政区划、经济区划和生态区划”的有效融合。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网络中，城市职能的国际化与专业化已经成为中国城市走向世界，主动纳入世界城市体系的前提。因此，发掘自身的优势与潜力，认识自身的不足，找准自己的城市功能定位，积极参与世界城市分工，向国际化、专业化与专门化方向发展是今后我国城市发展的主流。中国三大城市群的打造必须结合国家未来城市发展规划的远景目标，依据各自所具备的物质经济条件、社会发展现状和历史沿革特征，从点状拉动向多中心扩展的组团式发展转型，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内外辐射枢纽和新经济增长点的龙头地位，充分发挥大城市群的规模效应和集聚作用，以中心城市为组团式结构的核心，以放射状的交通干线为区域发展轴，按经济水平、产业分布和城市化水平将地域空间划分为人口、经济、资本、消费和网络密度依次递变和顺序推进的发展圈层，根据现状城市布局及未来城市空间扩展趋势，重点完善组团内部功能和特色展现，进一步强化组团式空间集中拓展的发展模式，进而实现行政区划、生态区划和经济区划的三位一体，以利于社会经济容量的迅速提升，并进一步使之成为未来20年中中国新一轮财富充分涌流的载体。
世界经验证明，实施组团式城市群的培育和建设，是有效克服传统式城市产生城市病的基本途径：第一，组团式城市群从结构上去认识，是单一城市本身的“全息放大”，即在原先单一城市中的道路拥挤、环境恶化等，由于空间密度的过分占用和容量超出临界承载能力所引发的，如果将其空间作出等量放大和有效扩张承载力，则传统发展所引的城市病就会得以从根本上发生好转，而组团式城市群可以理解为对原先单极城市的有效减压；第二，如果城市空间被放大了，虽然密度容量的限制被解消了，但是将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距离加大、线路加长，将会出现速度的限制，必须用相应的快速通道和相应的网络系统，连接城市群之间的各种交流，将组团式城市群之间的大、中、小城市作为节点，将城市之间的区域作为基底，形成一种主体式的网络系统，加快流通的速度，对于以下五大流动即：
物质流：各类产品、资源 、水等的流通；
能量流：有关的电能、管道运输的天然气等的流通；
信息流：以因特网为支撑的各类信息与数据的交流；
人才流：各类人才资源在不同等级城市间的重组和交流；
货币流：以金融和资本的流动作为标志。
以上五大流动的全面提速，弥补了由于城市群内部由于距离加大和线路加长，所带来的不利；第三，组团式城市群的建成，从根本上改善了由于原来单极城市中人口密度过高，人均绿地偏少，有序居住程度较差的不利条件，在产业结构和生活质量上都处于不利的状况之中。
为建立以三大城市群为代表的组团式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将这三大城市群的发展，提高到国家的战略高度，从政策上给这些城市足够大的发展空间。切实实现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切实实现民间财富向民间银行的转变，切实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切实实现农民身份向股民身份的转变。同时，必须着力培育和优化三大城市群的发展环境、生产要素、科技创新、经济效益和管理体制五项核心竞争力，使之成为政府重点扶持、经济快速发展、资本高度密集、高新技术主导、释放巨大潜力、区位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先进、支撑体系健全、对外高度开放、投资环境优越的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
4、组团式城市群的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和新方式
构建组团式城市群，必须拓展新思路、构建新体制、培育新机制、创造新方式，走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路子。
（1）新思路：多中心、大中小城市相协调的组团式发展
城市是先进生产力的集聚中心；城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市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终归宿。城市化的数量和质量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城市体系的整合和组团式结构的形成，是汲取发展红利的最有效途径。因此，城市化中的制高点表达就是组团式拉动的城市群。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网络中，城市职能的国际化与专业化已经成为中国城市走向世界，主动纳入世界城市体系的前提。因此，发掘自身的优势与潜力，认识自身的不足，找准自己的城市功能定位，积极参与世界城市分工，向国际化、专业化与专门化方向发展是今后我国城市发展的主流。中国三大组团式城市群的打造必须结合国家未来城市发展规划的远景目标，依据各自所具备的物质经济条件、社会发展现状和历史沿革特征，从点状拉动向多中心扩展的组团式发展转型。
（2）新体制：行政、生态、经济区划的三位一体
组团式城市群的体制构建，可以考虑“欧盟”的组织架构，解决组团式城市群在省际间的经济约束框架与利益制衡原则。为建立以三大城市群为代表的组团式经济发展模式，真正从发展红利中获取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可以考虑欧洲联盟的政经架构方式，在三大城市群实行独特的制度创新和特别的经济政策，进而实现行政区划、生态区划和经济区划的三位一体，以利于社会经济容量的迅速提升，并进一步使之成为未来20年中中国新一轮财富充分涌流的载体。
为建立以三大城市群为代表的组团式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将这三大城市群的发展，提高到国家的战略高度，从政策上给这些城市足够大的发展空间。必须着力培育和优化三大城市群的发展环境、生产要素、科技创新、经济效益和管理体制五项核心竞争力，使之成为政府重点扶持、经济快速发展、资本高度密集、高新技术主导、释放巨大潜力、区位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先进、支撑体系健全、对外高度开放、投资环境优越的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努力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率先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新机制：四项根本性的机制转变
组团式城市群的机制上可以利用“利益补偿”和“违规监控”机制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运作上可以进行区域整合下产业链布局的顶层设计和要素重组规划，政策上可以实施行政管理与经济管理相对分离的特别处置。
切实完成四项根本性的机制转变：①重点实现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②重点实现民间储蓄向民间资本的转变；③重点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④重点实现农民身份向股民身份的转变。
三大组团式城市群的打造必须依据各自所具备的物质经济条件、社会发展现状和历史沿革特征，从点状拉动向依托中心城市的组团式发展转型，充分发挥大城市群的规模效应和集聚作用，以大、中、小城市的等级有序、产业分工和合理互补为组团式结构的核心，以快速流畅的交通网络为区域发展轴线，按经济水平、产业布局和城市化水平，将地域空间划分为人口、经济、资本、消费和公共服务设施依次递变和有序推进的发展圈层，根据现状城市布局及未来城市空间扩展的趋势，重点完善组团内部功能和实施全新的产业链设计，进一步强化组团式的空间等级化、发展一体化，达到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区域效益最大化的发展模式。
（4）新方式：特区经济优势在新时期的有效放大
充分发挥特区经济的内外辐射枢纽和新经济增长点的龙头地位，放大和提高前20年经济特区的贡献规模和强劲活力，“增创新优势，走出新路子，实现新发展，办出新特色”。
通过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发挥比较优势，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档次和水平，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放，拓展空间，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为构筑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
制高点和火车头，加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做出新的里程碑式的贡献。
5、 发展形态的演进促进四大转变
组团式城市群的构建，既有空间布局上的整体思考，又有产业布局上的合理调配，以达到组团式城市群在结构上与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获取“发展红利”，即从知识互补、人力互补、技术互补、产业互补和设施互补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场壁垒，取得协作效益，分散创新风险，形成良性网络，最终享受发展红利为区域带来的整体效益。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在构建组团式城市群的过程中，必须逐步地实现四类经济社会的根本转变，结合中国的国情在生产力要素组合的各个分量中，推进获取综合效益最大化的整体目标，这四大基本转变分别是：在组团式城市群内，促进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在投入拉动领域内，促进民间储蓄向民间资本的转变；在劳动力配置领域内，促进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在社会二元化结构的消除中，促进人口身份从拥有土地的农民身份向股民身份的转变。
（1）促进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解决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纳入组团式城市群范围时，土地是作为第一产业（以绿色植物作为初始生产力的存在形态）的载体而存在，其基本属性是作为资源，加上其它自然投入（如CO2、水、太阳光）和劳动力投入，形成了基础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再纳入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共同构成了以土地资源为中心的产业形式和社会结构形式。其基本特点是：主要依赖自然生产力，形成了投入较低、产业较低、积累财富能力较低、劳动力素质较低和产品形式比较单一等。
当土地纳入到组团式城市群之后，其功能形态和使用价值将会发生根本变化，从原先以生产农作物为主转变为高附加值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
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必须遵循以下三项原则：
原则1：土地资源作为母体，应始终将所有权保持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内，通过土地流转制度，将承包权、经营权分离出来，并通过市场运作方式，依照级差地租随时间的变化，服从城市群规划定位，形成经营式的资本运作模式。
原则2：必须保证原有土地的承包者——农民，获得永久的利益保障，不应采取一次性买断的方式，将农民变为非农民，而应采取农民利益方式变换的形式，作为股权保有形式，随着土地的升值而分享发展的利益。
原则3：促进农民、政府、投资者三方的“共赢”，可以采用虚拟资本的形式，让投资者以低成本进入，让农民参与投资者的利润分成，让政府获得宏观管理（如规划）和全程服务的收益，三者的责权利通过非直接交易的方式，由银行体系依照共同拟定的规则合同进行成本交易、利益分割和居中操作，其结果既不是农民直接面对企业，也不是农民直接面对政府；企业既不是与农民直接兑现，也不与政府作出利益挂钩。这样避免了现存的社会弊病，全面进入市场化、透明化、公开化的操作。
（2）促进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培育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城市化进程中第一要在数量上将农民转变为市民，第二要将农民的素质与积聚财富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将庞大的人口资源迅速转变为更加有效的人力资本，是建设组团式城市群的本质要务。依照美国对于各个受教育阶层的统计分析，可以十分明确地显示出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升级，是社会财富获取能力的根本保障。美国有关机构在对全国2500万个不同受教育年限与其工资收入，作了庞大的调查分析，他们此处以受教育的层次高低作为一方，以其平均收入（可以理解为获取财富能力的报偿）为另一方，构建出以下的数量表达：
可以参考美国社会中的案例，推想出在中国实现城市化的进程中，根本的任务还必须将人力资本的培育，作为城市化的最大成功的保障，其中未来所涉及到的充分就业问题、共同富裕问题、生活质量普遍提高问题、现行二元结构的消除问题、中产阶级的形成问题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问题等，均可以在城市化进程的人力资本培育中，获得满意的解决。
（3）促进民间储蓄向民间银行的转变：逐步走向扩大“内投”的稳健方向
现在我国的民间储蓄已经超过10万亿人民币，与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当，加上固定资产的占有，民间的财富已经达到一个十分可观的地步，如何积极稳妥地将这个庞大的资本释放出来，转变为逐渐制衡外部投资额的程度，是推行城市化进程中扩大生产、解决就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和全面纳入市场体系的重要步聚。
根据2002年和2003年上半年的统计，中国吸收外部投资已居世界第一，年实际利用外部投资超过5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民间储蓄额逐年上升并且有继续上升的势头，对于积极启动内部投资（内投）制衡外部投资，并且逐步将储蓄的潜力释放为动力的机制，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随着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随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并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加速，启动民间资本服务于国家发展的任务已迫在眉睫。在国有银行全面掌握主动的前提下，开放民间银行或者民间资本向国有银行的注入等，是解决生产发展中资本短缺的有利途径。可以考虑制定民间银行法，鼓励并规范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国内外的金融市场，是现阶段应当着手进行的重大举措之一。
（4）促进农民身份向股民身份的转变：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
在加速实现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身份的转变必须具备两大基本条件。其一，在转变过程中，农民原有财产水平（基础收入）的保持与增值，即农民原先依赖土地的收入水平至少必须获得“永久”的保障（更好一点是在此保障基础上获得一定的增量），以打消农民在失去土地状况下的后顾之忧；其二，在农民的基础收入得以保证的条件下，积极创造新财富，进一步提高积聚财富的能力，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逐步过渡到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相当的水平。
在中国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是如何保持和增值农民原先已经达到的财富获得能力。当农民拥有土地时，其一生的依靠就是对于土地生产和承包权，当农民失去土地时，虽然可以获得现行规定下的补偿，但是在其过渡期（由农民转变为真正获得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年限，在我国平均约为5～8年），这种补偿很快就被消耗殆尽，因此出现了一个收入水平中的“空穴”，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可以考虑将补偿农民的金额划分为两大组成部分，金额补偿中的60％～80％可以变现直接交付农民，其余的20％～40％作为随土地性质转变后的永久性投资与土地升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农民将其作为股份参与土地经营，每年获得升值后的红利，一直保有终身受益。这样就将农民的身份自然地转为股民身份，一举解脱了困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也一举解脱了国家对于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稳定的担忧。
以上四大转变，实质上是互相呼应的，对于全面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难点问题：如投入成本问题、充分就业问题、启动内部投资问题、保持社会稳定问题、确保农民利益问题等，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产生新思路、考虑新体制、设计新机制的重要切入点。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撰写）
中国网 2004年3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