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1、“发展红利”：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大要点，是中央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的深化和创新，把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具体化到工作任务之中。
“五个统筹”以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为内容，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整体推进为目标，以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为途径，包括了当前改革和发展所要解决的一系列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构想。
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 必须注入全新的动力源。十分明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红利”的支撑，从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生产关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创新，给经济的快速成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仍然是带根本性的依托。
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具备了从“发展红利”（Development Dividend）中索取的成熟条件。所谓的发展红利是指“区域经济规模扩大与生产力要素重新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发展红利的获得，必须通过提升区域规模、优化生产力要素、重新布局产业链、有效降低发展成本、充分实现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切实保障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实现区域优化、规模扩大、结构重组的跨越式发展。
研究表明，发展红利将在两大方向上呈现出非线性增长的趋势。第一方向是“水平尺度”的放大，即地理区域范围在线性扩大的同时，它所创造的“发展红利”呈现出的非线性增长：
事实证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的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例如从地级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但从省级规模向跨省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规律告诉我们，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为了获取世界级的最大的发展红利。
发展红利获得的第二个方向是“垂直方向”的调适，即实施全方位的结构调整，不仅要着眼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更应关注更高级的具有台阶式结构提升的区域空间调整、社会结构调整、人才结构调整，从而获取尽可能大的“发展红利”。
发展发展红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类区域优化的综合结果：
区域整合的规模与程度；
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程度；
产业链布局的合理程度；
发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大中小城市功能的协调程度；
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
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
正如欧盟已经通过国际经济一体化获取发展红利一样，如今中国获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红利这一条件已经成熟。而组团式城市群正是获取这一发展红利的有效形式或载体。组团式城市群是先进生产力的集聚中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终归宿。城市化的数量和质量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城市体系或组团的形成，是汲取发展红利的最有效途径。
2、发展红利成功溢出的五大标志
为支撑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总体进程，经过全力扶持与重点培育，未来20年中，中国三大城市群“发展红利”效应的成功溢出，使得他们的产出对于国家GDP的整体贡献率由现在的35～38％上升到65～70％，大大地减轻国家其他地区的发展压力，与世界经济大国著名大城市群（区）的产出水平大致相当。对比而言，中国三大城市群建成（发展红利充分溢出）的五大标志将体现为：
人口密度从现在的750人／km2达到2000人／km2；
经济密度从现在的3000万元／km2递增为1.2亿元／km2；
资本密度达到现有投资额的2.5倍以上；
消费密度达到现有社会零售总额的3倍；
各类网络密度将实现快速交通、管道设施和通信光纤等5～10倍跃增。
为了动态评估和实时调控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红利释放能力，即定量评价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发展强度和发展质量”，将根据各组团式城市群的区域特点、发展历史、基础实力、发展动力、外部牵引和内部动力等要素，设计出由五大支持系统组成的评价体系，既能对区域整体发展，也能对区域内部差异，作出科学地、合理地、规范地比较。五大支持系统分别为：
组团式城市群基础实力（发展基础）；
组团式城市群竞争能力（发展动力）；
组团式城市群保障能力（社会进步）；
组团式城市群管理能力（制度创新）；
组团式城市群可持续能力（环境与发展的平衡）。
每一个支持系统之下包括若干状态模型（共约20余项）和基础要素（共约100余项），作为定量评估和动态监测组团式城市群发展的应用工具。
部署和培育中国的三大城市群，就是为了获取发展红利这个新型动力源，并以此作为达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战略举措。
3、中国发展红利的基本估计
我们曾对中国三大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红利进行了初步估算（按2001年标准计算）：
珠江三角洲约提升GDP1.8个百分点，相当于24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
长江三角洲约提升GDP2.2个百分点，相当于3100 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
京津环渤海约提升GDP1.3个百分点，相当于 18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
当中国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发育成熟后，所获取的发展红利约为7300亿元，按不变价约为国家GDP的7.8～8.0%
上述定量表征表明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仅要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更应关注更高级的具有台阶式结构提升的区域空间调整，从而获取尽可能大的“发展红利”。部署和培育中国的三大城市群，就是为了获取发展红利这个新型动力源，并以此作为达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战略举措。
今后中国必须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国城市化建设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国家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以寻求资源空间优化和系统运行流畅的“整合交集”最大化为根本出发点，让发展红利得到充分涌流。
4、促进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选择
当前在国际政治竞争格局相对稳定，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速的国际背景之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已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进入新一轮的经济长波上升期，呈现出一枝独秀的新景观，把握经济发展战略机遇，选择经济发展战略突破口，促使中国未来20年仍至更长时期内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和稳定增长，是当前迫在眉睫的重大研究课题。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促进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应把握和坚持以下四大基本增长战略：一是“东西互动，协调增长”战略；二是“四极共轭，非均衡增长”战略；三是“内需拉动，稳定增长”战略；四是“统筹发展，持续增长”战略。
（1）东西互动，协调增长战略
2003年8月29日至31日，温家宝总理在上海考察工作时，首次完整地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东西互动”的战略思想，即“西部继续大开发，东北振兴老工业基地，东部保持良好势头”，比较系统地勾勒出了新一届政府的经济发展思路，指出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取向。国内经济界权威人士将这一战略思想总结为“西部提速，东北攻坚，东部保持，东西互动，拉动中部。”“东西互动、东中西协调发展”，首先要加快东部地区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东部地区继续加快发展，关系全局，意义重大。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大、经济发展水平高，东部地区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实现小康。没有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基础，没有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和支持，实现全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是不可能的。沿海7个省市的GDP超过全国的60%，仅广东、山东、上海、浙江、福建5个省市的GDP占就占全国的48%。东部沿海地区给国家提供的税源占全国存量的60%、增量的70%。加快东部地区的发展，可以为全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壮大国家的整体实力；可以较快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拿出更多的力量支持广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发展；还可以为推进全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积累新经验，发挥示范作用。与此同时，又要高度重视中部和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发展。因为，我国总体目标是要实现全国的小康，而西部地区是实现小康难度较大的地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总揽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新形势下，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得力的措施，更扎实的工作，坚定地把西部大开发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广大中部地区，实际上是国家粮食和农业的主产区，也是工业比较集中和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区也不可忽视。所以，要突出实施“东西互动、带动中部”这一战略。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增强国民经济的活力和发展后劲，有利于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有利于提高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实施这一战略，具有多方面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从调整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布局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振兴，是实现“东西互动”的一个重要的“轮子”。因此，实施东西互动，协调增长战略，将是我国未来20年乃至更长时期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战略选择。
（2）四极共轭，非均衡增长战略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全球、国家、区域应当形成一个基本的科学理念，即“必须以经济增长的区域非均衡，去换取社会公平的相对区域均衡。从经济非均衡到社会相对均衡的转换关键，是强大的社会公权力，即政府的调制解调能力”。
实践证明，城市群或城市带的区域经济圈是一国经济的重心区和增长极。经济重心区是指它对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就像生命体的“心脏”一样；增长极是指它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带动作用，可以比作是机械运动中的“发动机”。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之一的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20年的改革开放，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城市群构成的三大经济圈。过去20年，三大经济圈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心区和增长极。最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东北振兴战略行动计划，东北三省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已成定局。可以预计，未来20年“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和“东三省”将成为牵引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增长极”、四个“火车头”，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非均平衡增长的战略平台。从经济区位来看，长三角和环渤海是带动中国广义中原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属于中国的核心地区经济增长极。珠三角和东三省分别是带动东南亚和东北亚的经济增长极，具有辐射国内和辐射国外邻近地区的双重作用，属于中国的外缘地区经济增长极。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将沿中国海（由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共同构成）的海岸较均匀地分成三大段，珠三角与长三角的距离约为1220公里，长三角与环渤海的距离约为930公里。在未来5-10年，四大“增长极”不仅将共同分享中国加入ＷＴＯ及经济全球化、国际产业资本转移所带来的新的发展机会，而且各个经济圈内部业已产生启动新一轮大发展的能量巨大的引擎或“发动机”。珠三角经济圈“引擎”主要来自香港与内地ＣＥＰＡ协定。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９日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ＣＥＰＡ），一方面会由于２７３种香港产品以零关税进入内地，而有助于刺激香港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的复苏；另一方面随着关税壁垒的提前消除，毗邻港澳的区位和文化优势使得广东与港澳经济融合的步伐加快（内地与澳门的类似安排也将在年内签署），香港在大珠三角经济圈的龙头地位得以真正确立，从而必将带动珠三角经济圈向更高层次发展。长三角经济圈“引擎”主要来自上海举办世博会及国际性大都市建设。举办２０１０年世博会既是上海提升城市功能，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加速器，同时它又是一个辐射源，长三角其他城市都可能从中受益。用于世博会园区建设的直接投资为２５０亿元人民币，而包括为世博会成功举办所需要的交通、城建等间接投资约是直接投资的５～１０倍。据上海有关方面测算，这些投资需求可能拉动地方ＧＤＰ增长０．６个百分点。由于长三角毗邻城市与上海市的区位、交通紧密联系，上海世博会的巨额投资会把周边城市带动起来，不仅在交通等基础设施上对接，而且在整个城市服务功能、城市品位上，都将相应提升档次。借助“世博效应”，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圈将可能从“国家级”跃升为“国际级”。环渤海经济圈“引擎”主要来自北京举办奥运会及国家扶持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投资预算，北京将为举办２００８奥运会进行奥运史上最大规模的投资，总额高达２８００亿元人民币。举办奥运会将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包括建筑、房地产、旅游、广告、城市公交等，并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据国家统计局预计，到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经济”平均每年能拉动全国ＧＤＰ增长０．３～０．４个百分点。作为毗邻北京的环渤海主要城市，从奥运大规模建设中必将分享一定利益。
（3）内需拉动，稳定增长战略
扩大内需是实现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中国作为一个不断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要遭到全球经济波动、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波的负面影响。中国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首先就要立足于扩大内需。中国扩大内需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中国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力大大提高，居民储蓄、外汇储备、财政收入、粮食储备雄厚；二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国有12亿多人口，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内市场容量大潜力大；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存在着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等，蕴藏巨大的需求空间。因此，中国国内的广阔市场，可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极大地回旋余地。1998年以来，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世界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中央采取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5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6％，取得相对稳定的高增长，扩大内需战略取得重大成功。到２００2年，在世界经济增长仅为１.３％左右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达到8.0％。当前，扩大内需，不再简单是增加投资和消费，已延伸至结构调整、改革、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可持续发展等方方面面。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就曾采取过扩大内需的政策。日本在《国民经济倍增计划》中，也提出了增加政府投资、激活民间资本等扩大内需的思路。然而，国际经济学家评论说，中国实施的扩大内需，是迄今为止成功的范例之一。中国扩大内需，不是简单的量的扩张，而是质的提高，因而有着长远的动力。１０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由此，引发了新一轮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浪潮。1０年后的今天，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其实质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经济要不断增长，要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就必须从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立足自我，扩大国内需求。这是实践的结论，更是今后不能动摇的方针。在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中，７０％以上来自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贡献。我国是一个拥有近１３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既是我们的国情，同时又是我国发展经济的“王牌”。国家统计局测算表明，目前，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当于城镇居民的１／３，滞后城镇消费水平整整８年时间。如果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从现在的不足４０％提高到５０％，就意味着国民经济新增８０００多亿元的消费需求。如果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东部现在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将形成１．７万亿元的增量。潜在的需求一旦化为现实的需求，将为中国经济飞跃提供不竭的动力。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我们不但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而且要把实施的力度和效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唯有如此，才能把外部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为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4）统筹发展，持续增长战略
改革开放2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10万亿元，居世界第6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0美元，人民生活基本实现小康。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620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逾500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但是，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逐步扩大，经济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地协调。区域发展差距主要表现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尤为明显，地区间的经济差距迅速扩大。中国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大，集中反映在沿海和内地的差异上；南北之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小，但表现为结构性差异较大。城乡发展差距主要表现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当前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中国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农村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现代文明远远落后于城市。根据国内专家测算，我国农民人均收入要在20年后才能达到2000年城镇人均收入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发展差距在20年以上。人与自然和谐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中国资源短缺，人多地少水少油少富矿少，许多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资源短缺的同时，资源破坏和浪费又非常突出。经济高速增长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当前资源不足和生态环境恶化必然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最大的“硬约束”。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主要表现为长期以来把经济发展作为‘硬’道理，把社会发展作为‘软’道理，虽然经济增长了，但是并没有实现公正、公平的增长，城市化发展滞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形势严峻等诸社会矛盾凸现。正确处理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从长远发展的战略来看，一是从正确处理开拓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关系来看，对于一个大国而言，两者都重要，但相对来说，国内市场更重要；二是从正确处理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关系来看，大国必须考虑立国的技术支撑问题，必须考虑核心竞争力的提高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增长本身要求必须解决增长过程中的种种不协调现象，否则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的境地，正是这种背景之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五个统筹发展是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是保障我国未来20年仍至更长时期内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重大战略决策。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撰写）
中国网 2004年3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