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初，一份“乙肝防治知识问答”宣传单贴在了湖北省监利县兴旺村村民们的门前。１９９９年至今，该村已有１２个青壮年先后死于乙肝和肝癌。“如果早贴这个，村子里能有这么多病人吗？”深受乙肝困扰的村民们问道。

这样的问题对于全国政协委员、公共卫生专家李立明来说尤其痛苦，他是成立不到三年的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２００３年一场非典使许多中国人知道了中国的疾控中心，也使更多的人看清了这个国家公共卫生的现状。

非典肆虐的日子，刻骨铭心。“所有的积弊随着疫情的暴发都凸现出来，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公共卫生面临的危机，”前来参加＂两会＂的李立明委员对记者说。李立明将公共卫生简要概括为疾病控制、健康保护和健康促进三个方面。而在非典出现之前，曾有卫生官员这样描述中国基层承担这三项使命的卫生机构：县级以下只有三分之一较为正常地运转，另外三分之一正在瓦解的边缘挣扎，还有三分之一已经跨掉。

“但是，仅在二十多年前，中国还被视为公共卫生领域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李立明说。新中国成立后仅用三十几年时间，中国人均寿命就从解放前的不到３０.５岁提高到１９８０年的６７.８岁，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二百六十五降到千分之四十七。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每逢国际组织对各国公共卫生状况进行评估，中国仍能赢得广泛的赞誉。

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半叶以来，中国健康领域的不祥之兆似乎越来越多：乙肝病毒携带者数量居世界第一，肺结核患者居世界第二，性病、艾滋病传播速度加快；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医疗保障系统基本瘫痪，城市医患矛盾十分突出，体制性问题日益彰显。

“造成公共卫生领域目前困境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近年来政府投入严重不足，”李立明说。

统计材料显示，１９９２年以后，尽管中国政府在卫生方面投入的绝对数字在增加，但卫生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在不断下滑。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６年，中国政府卫生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只是在最近四、五年间才略有回升。

此外，在中国，卫生事业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而不是中央财政。这种格局就决定了中国各省公共卫生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地方财政实力，越是贫穷的地方，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往往就越差。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观念的转变有时却会在瞬息之间。

“非典强烈冲击了过去一些错误观念，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发展，”刚刚抵京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对新华社记者说。２００３年７月，取得抗击非典阶段性胜利的中国政府，痛定思痛、郑重承诺：中国将争取用３年左右的时间，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用更长一段时间，完善中国农村卫生体系、城市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环境卫生体系和财政经费保障体系。

与此同时，中央高层和各地官员的身体力行更使公众真切地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温家宝作为中国总理第一次与艾滋病病人握手，吴仪副总理亲赴艾滋病村考察，河南派出７０多名官员进驻艾滋病村解决当地人员的生活和就医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说：“卫生事业事关切身利益，最终目的是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以前，政府在卫生方面有很多欠帐，现在所做的就是弥补这些欠帐。”政府投入、应急机制建立以及各级官员观念的转变，效果立竿见影。与非典一度肆虐中国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年初高致病性禽流感暴发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反应迅速，至今中国内地没有报告人员感染。“温总理说过：一个聪明的民族，一定会善于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李立明说。“如果非典危机敲响的警钟能使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投资人民健康’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那么坏事就能变成好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危机也能变成重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契机。”（记者常爱玲 李云路）

新华网    2004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