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今年“两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坦言，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存在“粮食减产较多，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现象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提出“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今年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１００亿元，直接补贴种粮农民。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监管，保护农民利益” 。
温总理的报告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兆良先生的心中引起强烈共鸣。近日，他就粮食安全问题接受中国网采访时说，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要解决粮食问题是十分的不易，因此，粮食安全始终是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首要战略问题。近年来，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收益下降，粮食生产总量连年减产，2003年的粮食总产只有4.42亿吨，与1998年的5.12亿吨相比，已下降了13.7%。朱院士不无担心地说：“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一旦国际上出现大的动荡或遇到严重自然灾害，就会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在目前粮食自足的情况下，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建设尤为重要。”
朱院士指出，我们国家未来粮食安全存在着四大问题或者说是隐患，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就是耕地面积大幅减少，土壤质量不断下降和农业收益太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严重受挫。据统计，我国耕地面积已从1996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2002年的18.89亿亩。土壤的高强度利用和管理不善，导致了部分土壤质量的严重退化。加上农用化学品的大量投入，使土壤污染日益严重。朱院士说，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壤资源短缺的压力将愈来愈大。目前，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耕地面积已经急剧减少，大量的耕地被永久破坏，难以恢复其生产能力，而这些地方大多数也是我国的粮食高产地。
他说，粮食生产是我国农民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各农户拥有的农田面积很小，不能从事规模经营，粮食价格不高，导致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收益增加缓慢，甚至下降，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他强调说，目前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已降低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相反，一些领导干部对粮食安全意识淡漠，忽视了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扶持，甚至永久性地破坏了粮食生产的基地。
他认为第三个问题是目前国际形势不稳定，过多依赖国际市场来调节粮食供应的想法值得怀疑。他说由于现在国际市场粮价相对稳定，不少人把希望寄托于国际市场来解决我国未来粮食短缺问题。但他们没有想过，政治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另外，我国是一个需粮大国，一旦出现粮食短缺，将会严重影响到国际市场的粮食供应。他告诉记者一个数据：2003年全球的谷物总产量只有18.7亿吨，而消费需求却达到了19.7亿吨。他沉重地说，这1亿吨的差距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我国目前有13亿人口，估计到2030年将达到16亿的人口最高峰。相反，我们的耕地面积与土地的质量却在不断地减少和下降，因此，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绝不能寄托于国际市场。
他说，我国人多地少，矛盾突出，提高粮食单产将是未来增加粮食产量的主要途径，农用化学品的大量投入就不可避免。而现在，化肥和农药的不合理施用已经给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带来严重隐患，对农产品的品牌、出口创汇也造成很大影响。这一点从近两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屡遭欧美等国家“拒签”足见一斑。而大量未经妥善处理的工业“三废”和生活污水的任意排放，更是造成我国大面积水体和农田土壤环境的严重恶化。因此，农用化学品利用率低，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受到威胁也是未来粮食安全方面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如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将严重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作为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兆良先生说他有义务也有责任为加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出谋划策。他说，民以食为天，人可以一辈子不看电视，但却不可以一天不吃饭，因此，粮食安全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不可小视。他建议，国家应从五个方面来着手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一是“藏粮于土”，确保耕地数量和质量及粮食生产的可恢复性。他说，我国可供开垦的后备土壤资源非常有限，随着人口的增长，所面临的土壤资源短缺的压力愈来愈大。各级政府必须充分认识耕地在我国未来粮食安全中的地位，珍惜每一寸土地，严格土地审批制度，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切实保护好有限的高质量耕地资源。他还建议，针对土壤退化严重问题，应开展土壤质量调查，了解我国耕地资源质量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为我国粮食安全生产提供基础资料和对策，并制定长期的土壤质量保育计划。朱院士解释说，“藏粮于土”是指在粮食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利用部分土地种植经济作物或从事其它经营，一旦出现粮食紧缺，就可很快恢复粮食的生产能力。
二是采取扶持措施，提高种粮农民收益。他说，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自1996年以来已连续出现下滑局面，粮食价格更是持续走低。在目前粮食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应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收益。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尽量减少对农民的税收，甚至免除农业税收，使农民能从粮食生产中获益。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意识到粮食安全问题，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这还不够。他认为国家不仅要为农民减负，更要为那些直接参与粮食生产的农民采取更大范围的减负和优惠政策。
三是实施清洁生产，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他说，在粮食生产过程中，要严格控制肥料、农药、地膜的应用，对被污染的土壤进行修复，避免用其生产有害产品。他还提议，为了保证国家生态环境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应将不适宜粮食生产的土地转型，帮助和鼓励他们寻求适宜经营的生产活动，把精力集中用在适宜粮食种植区上。
四是开展国情教育，提高粮食安全忧患意识。朱院士说，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进入最高峰，达到16亿。如果以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计算，粮食总产应该达到6400亿公斤。在耕地面积不足并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要实现这种粮食的安全保障目标困难很多。因此，要让全国人民充分认识我国实现未来粮食安全目标任务的艰巨性，在思想上真正把农业放在首要位置考虑，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粮食的生产潜力。同时，他还认为，在干部考核中，应将各级干部对保证农业所采取的措施纳入考核范围。
五是健全技术推广系统，充分发挥科技力量保障粮食安全。谈到这里，朱院士说，由于我国的粮食增产主要依靠耕地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因此，提高产量和质量的各种农业技术的应用就尤为重要。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农学，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力度，同时要充分发挥企业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使新技术能及时得到应用。另外，还可以适时将国际上先进的农业技术应用到粮食生产中来，而不必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搞研究，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同时他还说，我国粮食生产的管理系统应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使其能够预测我国粮食生产的发展趋势，为决策者提供有效的数据。
朱院士最后说，农村的技术推广部门现在已很成问题，许多技术推广部门为了营利，自己也搞起种子、化肥、农药等的销售业务。这样一来，这些技术推广部门既是场上的球员，又是场上的裁判，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技术推广则成了一句空话。更甚者，有些技术推广部门利用老百姓对其的信任，竟将劣质的或者假的种子、化肥和农药卖给农民，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损害，极大地挫伤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因此，要下大力气支持和管理农村农业推广技术部门的工作，探索新形势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技术推广机制，培养一批安心农技推广工作的人员。
中国网2004年3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