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一年前，国际舆论的热点话题还是“唱衰中国”，质疑中国的统计数据。一年后，国际舆论已经四处密布“中国威胁”的阴云，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悄然升温。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较早言论，一是2001年8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上的文章《中国的廉价货币》(China’s Cheap Money)；二是在2001年9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上的文章《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中国威胁论的升级》。其后，日本的政府官员开始在不同场合力促人民币升值。2003年6月和7月美国财政部长斯诺(John Snow)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先后正式表态，希望人民币更具弹性。2003年7月，ASEM会议的亚欧财长会议上，欧洲中央银行总裁德伊森贝赫(Wim Duisenberg)和欧洲委员会主席普罗迪(Romano Prodi)也加入了人民币升值论的合唱中。美欧官方的正式介入使得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进一步升温，《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开始展开争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以及国际清算银行(BIS)也纷纷发表意见。包括蒙代尔(Robert Mundell)、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麦金农(Ronald McKinnon)在内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或以经济评论、或以专业论文的形式展开讨论。

突如其来的人民币升值外部压力反映出来两个问题：首先，中国经济已经从原来的自给自足转变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逐渐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势必会引起其他各国的普遍关注，这其中更是因为掺杂了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而变得愈为复杂。其次，近年来，世界经济一直处在相对低迷的状态，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洲经济沉疴不起，日本经济陷入了“失去的十年”，在这种背景之下，贸易保护主义悄然抬头。尤其是，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各国政府试图借人民币汇率大做文章，满足国内某些利益集团和部分选民的述求。本文通过回顾最近出现的围绕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何在？这种依据有几份真实？二是中国因素对世界影响到底有多大？这种影响对其它国家而言意味着什么？三是就未来而言，人民币何去何从？人民币汇率需要作何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需要作何调整？

二 日本方面的舆论

日本政府是呼吁人民币升值的始作俑者和急先锋。2002年12月2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及其副手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署名文章《全球性通货再膨胀正当其时》(Time for a switch to global reflation)；2002年2月22日，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Masajuro Shiokawa)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逼迫人民币升值。2003年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

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国向全球输出了通货紧缩。黑田东彦和河合正弘的文章具有代表性。他们在文章中强调了三个方面：第一，新兴市场国家，主要指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进入国际贸易体系，产生了巨大的通货紧缩压力。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加入，国际市场上的供给能力扩大，导致工业化国家的物价急剧下跌，企业和家庭的实质债务增加，并危机到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使得政府的财政压力加大，而且，总需求下降对价格的进一步向下压力有引发螺旋式通货紧缩的危险。第二，中国正在输出通货紧缩，而且这种影响不局限在它的邻国。由于出口急剧增长、国内的价格紧缩以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中国正在向全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第三，在应对全球性通货紧缩方面，美国、欧洲、日本分别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通货再膨胀政策，现在也应该包括中国。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有责任为稳定世界经济作出贡献，也符合其利益。如果中国政府不能严格限制出口，那么为了扭转国内通货紧缩局势，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者是让人民币升值。

中国是否向全球输出了通货紧缩？经济学理论和统计计量分析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首先，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全球美元本位特征下的“中心－外围”架构，是“中心”国家的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信用本位制度。在这种体系下，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传递机制完全不同于金本位制，只能由“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单向传递。麦金农和施纳布尔(Mckinnon and schnabl)指出，如果是金本位制，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对基础货币的需求会消耗掉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黄金，从而引起世界性的通货紧缩，就像美国、德国在19世纪晚期的快速经济增长造成了1870年代到1896年世界范围内的通货紧缩那样。现在，由于全球金融体系是以美元为本位货币，除非美联储减少基础货币供应，否则不会出现货币短缺的现象。因此，世界范围的通货紧缩压力产生于美国的经济泡沫破灭以及美国的通货紧缩压力。其次，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中的日本、欧盟均实行浮动汇率制，汇率变化能够很大程度上冲销中国物价对其国内价格的影响，中国缺少向这些国家输出通货紧缩的机制。最后，考虑到加工贸易因素，中国的出口总额大致占世界的3%，而中国向美国和日本的出口也只占它们GDP总量的1-2%；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轻工、纺织以及低端电子产品，而世界市场的价格下降主要是计算机、通讯设备以及半导体价格下降引起的，中国的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对世界市场价格产生显著影响。Rogoff指出，尽管中国在世界的贸易份额增加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输出了通货紧缩。通过向量自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同其贸易伙伴之间的价格关系，中国台湾省和香港特区受到的影响最大（相对其他地区是最大的，但绝对影响仍然不大），新加坡其次，其他像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对美国和日本具有可识别的影响，但是特别弱小。关志雄指出，就日本的通货紧缩而言，一方面日本从中国的进口占其GDP比例很低，而且中国和日本在贸易上的竞争程度极低，因而中国的通货紧缩（或者与之相称的人民币升值）对日本物价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都很有限；另外，中国的通货紧缩和日本大致处于同一水平，如果说中国造成了日本的通货紧缩，更有理由认为日本造成了中国的通货紧缩。

解决日本的通货紧缩需要进行国内的痛苦改革，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对日本有害无益，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愿望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甚至可能是“损己利人”的行为。IMF组织的一个研究团队提供了关于日本经济困难的一份研究报告。该研究指出，日本的通货紧缩反映了其经济的薄弱方面，即长期以来表现为低经济增长和需求转换迟滞为特征的经济弊病。来自外部的供给冲击并不是日本通货紧缩的原因。该报告还从金融部门改革、企业重组、财政政策、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失业保险和社会安全网等方面进行分析并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关志雄指出，中国的通货紧缩具有“良性通货紧缩”和“恶性通货紧缩”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中国出口产品下降可能占据日本企业的部分国内市场（需求曲线左移）；另一方面日本企业进口产品价格低廉意味着生产成本下降，虽然会导致物价下跌，但生产反而会出现增长（供给曲线右移）。考虑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关系是互补大于竞争，人民币升值虽然会带来产品需求增大的正面影响，但生产成本上升导致的企业收益和生产减少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日本提出的人民币升值的要求的最初愿望是“损人利己”，效果可能正好相反“损己利人”。

考察上表中日本的一些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我们发现，日本的消费和投资全面萎缩，仅仅在出口方面表现正常。财政赤字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紧缩继续，日本经济面临的全面困境没有得到改善。在这种困境下，呼吁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可以转移视线降低国内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增强其出口的竞争力，扩大出口刺激经济，也不排除完全是一种“恶意的嫉妒”。胡祖六认为日本不断呼吁人民币升值，或许是因为日本当局对于其国内经济结构顽症一筹莫展，而寄希望于廉价日元这根稻草。关志雄就指出期待人民币升值的论调，与其说是基于冷静分析后的战略考虑，不如应该理解为在经济政策步入死胡同的情况下而产生的一种“治标”疗法。

三 美国方面的舆论

2003年6月和7月美国财政部长斯诺(John Snow)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先后发表公开谈话，希望人民币选择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认为钉住汇率制度会最终损害到中国经济。其后美国的商务部长、劳动部长也发表了类似观点，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压力从日本转向美国。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以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 for a Sound Dollar)为代表，在要求人民币重估方面的表现最为积极，美国方面的情绪随着斯诺9月访华而达到高潮。

美国方面希望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国的货币操纵造成了美国严重的制造业失业问题。其分析思路为：中国存在严重的低估人民币的货币操纵行为，从而使得中国的制造业赢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美国制造业发展出现萎缩，企业大量倒闭，带来了严重的失业现象。美国的经济学家和一些组织机构给出了各种判断，认为人民币低估了15%～50%不等。从2003年6月开始，健全美元联盟还抛出了每月一期的《亚洲货币操纵监控报告》(Asian Currency Manipulation Monitor)。在其6月、7月和8月推出的报告中均强调，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存在严重的货币操纵行为，东亚地区的货币操纵构成了美国制造业失业的主要原因。健全美元联盟中的成员像美国纺织业协会(ATMI)、美国林业和纸业协会(AF&PA)、国家制造者协会(NAM)以及制造业技术协会(AMT)均提供了相关证词。2003年7月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代表联合给财政部长斯诺和布什总统写信，他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逻辑顺序为：首先，美国的失业率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到2003年6月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6.4%，其中90%的失业是制造业的失业；其次，美国的制造业失去了竞争优势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另一方面是人民币的过度低估；第三，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从1998年的570亿美元已经扩大到了2002年的1030亿美元，过去几年里中国积累了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到2003年6月已经达到了3450亿美元；第四，中国需要为美国的经济下滑和失业增多负责，政府必须给中国政府施加更大压力。

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问题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美国、欧洲和日本表现最为明显，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在1965年达到28%的高峰值后就开始不断下降（见表2）。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相对薄弱时，人们把这一趋势归罪于自动化，认为机器替代了工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崛起以后，发达国家的舆论开始把这种趋势归罪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现在美国强调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货币操纵，认为这种“不公平”竞争为中国制造业获得了额外的竞争力，实质上是这种思想的进一步延伸。Rowthorn 和 Ramaswamy的研究分析了导致“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看来，“去工业化”主要是国内因素引起的，比如需求模式从制造品转向了服务，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相对服务业大幅度提高，以及与之相关的制造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1/5。依据这一判断，中国的出口占美国进口的比例还不足10%，中国的竞争最多只能解释美国制造业失业问题的2%。

随着美元贬值和强势美元政策的调整，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缓解美元贬值压力并解决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实行的是强势美元政策，根据美联储的统计资料，1995年5月到2002年2月，按照贸易比重进行加权计算的广义的美元名义价值提高了44%，剔除价格以后的美元实际价值提高了34%。但是，从2002年开始，美元开始持续贬值。2002年2月到2003年6月，按照贸易比重进行加权计算的广义的美元名义价值降低了9%，剔除价格以后的美元实际价值降低了9%。强势美元政策逆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新经济泡沫崩溃之后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新经济下的经济周期消失的论断已经不攻自破，强势美元存在的经济基础消失殆尽；二是强势美元政策有利于金融业吸引外资但是却带来了出口价格居高不下，这损害了美国制造业集团的利益，美国的制造业集团从来没有就放弃改变美元汇率政策的努力。三是贸易赤字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2002年已经达到了4880亿美元，约为美国GDP的5%。经常项目失衡带来了美元贬值的压力。Bergsten分析了强势美元的不可持续性，他指出美元每升值1个百分点，2-3年以后就会带来10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过去20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持续累积已经使得美国目前负的净国际投资头寸超过了3万亿美元，而且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为了抵补经常项目赤字和本国数量可观的资本输出，需要每年引入1万亿美元的外国资金，每个工作日超过40亿美元，这种情形显然是不可维持的。伯格斯坦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按贸易权重计算的美元汇率还需要降10-15%；第二，美元贬值的“第二冲击波”应该主要针对中国、日本、韩国这些东亚地区货币而不是欧元。在Bergsten和 Williamson主编的《美元高估和世界经济》（Dollar Overvalu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一书中汇编了13篇论文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讨，其中Jim O’Neill、Michael Rosenberg以及Catherine Mann探讨了美元偏离均衡汇率和回归可持续状态的问题； Martin Baily、William Cline以及Daniel Gros分别分析了美国、日本和欧洲三个主要经济体货币失调(currency misalignments)对经济的影响； Kathryn Dominguez、Edwin Truma 以及Ernest Preeg则分析了外汇市场上的干预行为，比如汇率操纵。

出口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人民币升值将给美国消费者带来损失以及社会福利水平下降。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本国货币升值以后，本国生产的制造品价格上升，而外国生产的竞争性制造品价格下降，本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下降。但是，如果认为本币贬值或是外币升值就一定能够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则失之偏僻。影响出口竞争力的因素很多，自然禀赋的差异、国内补贴、税收和规制上的差异等等对于一国的出口竞争力有着更重要的影响。Tatom给出了这方面研究的一个综述，并找到了相反的证据，欧洲1985～1990年间货币普遍出现了升值，而制造业的竞争力却反而加强了。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基数高而且呈现不断上升，按照雇佣成本指数(ECI)计算，美国制造业的市民工人(civilian workers)的雇佣成本从1990年107.2（以1989年为基期100）上升到2001年的154.6，增加了44%。与之对比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基数低，而且剩余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使得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上具有优势，这种优势不是简单地通过人民币升值或者美元贬值就能都抵消。另外，即便美国把中国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它还必须从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地方寻找替代品，美国消费者将不得不每年为此多付出几百亿美元的额外支付。

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更多是出于利益集团的斗争和政治上的压力。一个让人费解现象是：一项使多数蒙受损失而少数人获益的政策常常能够获得政治上的成功；而使少数人蒙受损失大多数人获益的政策常常不能获得政治上的支持。现在，美国的情形就是如此，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可能使大多数的美国消费者受损，少部分的制造企业获益（这种益处还有诸多值得怀疑的地方）。根据克勒公司(Kiley&Company)的一分调查表明，75%的人认为创造制造业就业岗位是总统国内政策的头等大事；68%的选民会挑选把“创造制造业就业岗位”作为第一目标的总统，而仅仅有23%的选民会挑选把“减税”作为第一目标的总统；在提供制造业就业岗位上，仅仅有36%的人给布什总统以肯定评价，55%的人对布什总统的表现持否定态度。为什么主张人民币升值这种主张能够获得政府的赞同甚至得到了大众舆论的支持？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其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集体行动难题最容易在规模较小的群体或者组织良好的集团中解决。在国际贸易政策中，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利益集团往往对政策形成有更大的影响力，而消费者尽管人数众多，而且会从贸易保护政策中受到损失，但是由于消费者很难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所以其利益很容易受到忽视。因而像健全美元联盟提出的一些主张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并通过舆论宣传进而获得大众的支持。从政府方面看，国与国之间的政策博弈实质上是一种“双层博弈”。一方面执政者需要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另一方面，执政者还必须面对本国的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必须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合法性支持最大化。由于美国总统大选即将到来，可以预料的是，布什总统很可能会为了获取利益集团和选民的支持，再次发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压力。同样可以预料的是，在不同的场合和针对不同的观众，美国政府会采用不同的方式表述自己的立场，比如2003年9月美国财长斯诺访问中国的时候，态度相对缓和，只是说建议中国政府考虑采用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这是因为美国政府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在很多方面如朝鲜半岛、反恐怖主义等问题上有和中国合作的需求，就双边经济关系来说也是合作的收益大于制造冲突的收益，但是，随后小布什就在美国国内扬言人民币应该升值，这和斯诺的谈话恰相呼应，反映出美国政府的态度将始终是强硬而多变的。

四 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的观点

仔细考察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各种言论，我们发现，鼓吹人民币升值的大部分都是政府官员，更多的经济学家却是持反对态度。蒙代尔(Robert Mundell)、麦金农(Ronald McKinnon)是人民币升值论坚决的反对者。中国证券报2003年7月16日的一篇对话文章《人民币汇率考验国家智慧》中，蒙代尔给出了人民币升值的6大危害，包括增加中国的通货紧缩压力、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大就业压力等。麦金农则指出，在汇率是否升值方面，应该以日本为前车之鉴，并认为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危险的坏建议。在2003年6月27日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上，麦金农就撰文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采取浮动汇率制并不合适，浮动汇率制会导致人民币不断升值，从而使国内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在他看来，精确的汇率安排，无论是7.8甚至是9人民币兑1美元，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人民币应保持稳定。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2003年9月5日《纽约时报》的评论《中国综合症》(The China Syndrome)一文中指出，除非人民币有大幅度的升值，否则没有任何用处，显然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是中国不能接受的。实际上，中国的中央银行大量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是美国支持其贸易赤字的主要方式之一，很难想象一旦把美元换成欧元，结果将会怎样。国际经济学的另外一位重量级人物Eichengreen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人民币应该放弃钉住美元，采用浮动汇率制，并且对批判者的三大理由（中国的银行体系还相对脆弱，中国的企业缺少相应对冲工具，中国的金融市场缺少足够的深度和流动性）进行了反批判。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及中国因素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问题，盖尔集团(The Gale Group,2003)组织了30多位专家进行探讨。根据他们的概括，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派像摩根斯坦利的毕格斯(Barton Biggs)，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NAM的主席杰逊劳斯基(Jerry Jasinowski)，日本的寺泽达也(Tatsuya Terazawa)、芬里顿(Eamonn Fingleton)等均认为人民币存在严重的低估，而且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二派像哈佛大学的库珀(Richard Cooper)，新加坡美洲银行的谢(Xin Xie)，Cato研究所的汉克(Steve Hanke)，斯坦福大学的麦金农(Ronald Mckinnon)则持有完全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不存在人民币低估的问题，经济迅速增长的中国是世界的福音而不是世界的噩梦。第三派的观点居于中间，包括德意志银行的沃尔特(Norbert Walter)，哥伦比亚商学院的帕特里克(Hugh Patrick)，加拿大前副财政部长多布森(Wendy Dobson)等，他们基本上承认人民币存在低估问题，但是中国没有给世界带来威胁或灾难，中国目前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国内经济、金融改革。戈尔德斯坦(Morris Goldstein)和拉迪(Nicholas Lardy)的两篇文章《建议人民币温和升值》(A Modest Proposal for China's Renminbi)和《中国的两阶段货币改革》(Two-Stage Currency Reform For China)给出的建议是，第一步，人民币需要选择一个中等幅度(15-25%)的升值，并扩宽其浮动范围(5%～7%)，从单边钉住美元转向钉住美元、欧元和日元组成的一篮子货币；第二步，在中国强化其国内金融体系，能够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以后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国际机构方面，IMF不支持人民币升值，同时也建议中国采用更具弹性的汇率管理制度。2003年3月，IMF首席经济学家Kenneth Rogoff就指出，他不赞成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说法，同时也认为从长期看中国应该朝着更具弹性的汇率政策方面努力。9月，IMF总裁克勒(Horst Kohler)在华盛顿IMF总部公开表示，IMF不会给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同样在今年9月，世界银行的数位高级经济学家在北京露面，其首席经济学家迪帕克表示，中国的金融体制还比较脆弱，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不宜调整人民币汇率。国际清算银行(BIS)则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在其2003年年报中，批评了亚洲国家不遗余力地阻止货币升值获取外贸顺差的行为，并指出这种行为意味着汇率调整的压力不成比例地施加到了浮动汇率制的国家身上。

中国网 2004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