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在一个地域中，其空间充填是一个有序的体系。人为的分割，既不符合几何原则，也不符合生产原则。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城际关系，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城乡关系，必须如实地看作是一种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具有统一基础的复杂系统。
从地理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空间充填原理，它们在宏观上是可辨识的，在微观上是随机的，实际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乡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级特点的一组空间充填物，共同构成一个区域综合体，并相应地发挥各自的功能。
从社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社会分布原理，它们在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和创造能力的差异，产生了在获取财富、分配财富、消费财富上的差异，但最终它们必须服从一个临界阈值，即作为区域内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都至少应当获得作为体面生活标志的最低门槛，满足基本人权所赋予的“机会平等”。
从产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产业升级原理，它们在产业链形成与产业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联系与制约，又有内在的联系与制约。农村作为第一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产品、服务及相应供需支持系统，从区域的整体上是互补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应单以“结果平等”的眼光去对待。
从智力结构看，城际之间和城乡之间符合人口流动原理，乡村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丰厚土壤，不同等级的城市对于人才的吸纳和创造“生态位”的条件差异，表现出宏观可识别的流动特征。
由以上的阐述，可以发现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区域的体系之中，并且始终把农村作为区域的基底，才能对于城市的发展、城市化过程和城乡统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一个城市实质上是“地域(地理空间)、影响(能力空间)、组织(有序空间)、文化(人文空间)、发展(梯度空间)”的多维集合体。它本身似乎是非生命的，但是只要它存在一天其外部和内部都是生机勃勃的。这不仅仅由于组成城市的中心成分是人，也不仅仅由于城市所作用的第一主体和服务的第一对象是人，而且在城市运作及其演进轨迹中，城市本身也有太多的行为类似于一个有机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换言之，往往可以把一个有机个体在其生存与发展环境中所进行的努力，放大到一个城市在生存与发展中的进程，并可实施有效的精确模拟。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去看待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其本意在于借鉴现存的、明确的、有效的和公认的理论要点和确定规则，去面对可供参照的城市体系，再加以深度的、逻辑的、符合理性的开拓，从而将那些“概念边缘模糊、理论内涵混沌、无法观控定量、不能宏观预测”的重大命题，例如城市化战略问题，推进到一个更新的层次。
弗瑞斯特教授(Forrester,1971)、梅多斯(Meadows,1972)等著名学者很早就对世界发展模型包括城市的发展问题作过专门的研究，他们认为21世纪世界各国城市经济活动的总体增长趋势将面临三个方面的刚性约束：其一，地球上有限的空间；其二，资源稀缺的日益加剧；其三，生态服务能力与环境自净能力的限制。事实上，他们后来自己也认识到疏忽了另一个重要的约束，即人类科技水平与调控城市能力的限制(Meadows,1992)。这些约束条件的克服，是城市能力(物质能力、文化能力、意志能力、管理能力、决策能力的集合)的优先表现。只有城市能够确保全体社会成员有足够的食物、足够清洁的水和空气，足够抵御外部伤害的掩蔽物、足够适宜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空间，使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得到了有效的保证，才能无可争议地将其健康地延伸到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通常被认为是“三大结构形态和四大功能效应的系统集合体”。从结构上去认识，城市首先表现为人类发展史中的一种空间结构形态；其次表现为人类发展史中的一种生产结构形态；以及表现为人类发展史中的一种文化结构形态。从功能上去认识，城市在一个“自然－社会－经济”的复杂巨系统中，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组织效应和辐射效应的能力，寻求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地提升到现代文明的中心，表达为结构与功能不断优化的、具有等级系列特征的、作为区域发展动力的和一组整体演进的高效动态体系。简而言之，城市是在地理空间中的一组充填式布局，是被赋予等级概念的、功能互补的、具有整体效益最大化的一组集合，形成了一个结构和谐的、流通顺畅的、交互有序的、整体高效的网络系统。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体，镶嵌在一个可以提供自然资源、可以提供生态服务、可以提供人力支撑、可以提供文化范式的基础平面之上。这样，城市必然既被视作是在垂直方向上从大到小的有序结构，同时也被视作是在水平方向上同级城市的功能互补，这两大方向上的编织效应和交互影响形成了所谓具有自组织功能、自学习功能和自适应功能的特种复杂系统。
人类历史上，大约在10000年以前农业革命的出现，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人只有在稳定地改变了渔猎、采集的生产方式之后，才具备了集聚的可能；人只有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才具备了交换的可能；人只有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才具备了分工的可能，这些可能性不断地推动着城市的增多、扩大和发展。虽然学者们都承认第一座城市产生在6000年至7000年以前，但是世界人口的高度集中和城市的迅速发展，却是在最近50年的20世纪下半叶。1950年当时居住于城市的世界人口，约为7.5亿，到了2000年已经上升到近30亿，50年当中增加了3倍，使得世界的平均城市化率将近50％。
此处引用一份世界观察研究所（华盛顿，2001）的“世界观察专论”第147号和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的数据，列出公元1000年、公元1900年和公元2000年，世界上10个最大城市的状况，由此可以看出世界城市的分布、演变、人口增长、文明兴衰以及历史变化的轨迹：
可以看出，在1000年的时间里，世界10大城市人口规模大了75倍，从总量214万人达到1亿6千万人。现在仅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东京，一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就相当于1000年以前全世界城市人口最多的10个城市人口总和的7.6倍。在100年的时间里，世界10大城市人口规模从2580万人增长到它的6.3倍。而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当时世界上10大城市人口的数量更高达5亿人，出现了与现在完全不相同的“超巨大城市”（美国《商业周刊》称之为“超级城市”），可能占当时城市人口总量的1/10。
这种城市发展的轨迹，一方面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也会发生现今人类尚未想象到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的巨大变革，这种既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的城市发展过程，是值得中国进行深入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也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再用半个世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战略目标的基本课题。
有了上述对于城市的理解，“城市化”的概念就有了相对清晰的表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 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一般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转变、生产方式转变、组织方式转变和传统方式转变的过程。如果说城市化过程主要是一种内向式的引力过程，不应忘记城市化过程还必须包括诸如城市影响、城市传播和城市带动的外向式扩散过程。城市化实质上就是以内向式集聚为主和外向式推延为辅的综合作用的过程。二者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推挽力度与功能形态是不同的。总之，城市化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必须付出社会成本的支付行为，城市化也是一个可产生净的正向效应的综合表达。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中国网 2005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