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一）城市发展战略的审慎选择

21世纪，中国城市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环境与发展的巨大挑战: 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的压力、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的急速推进、区域的不平衡加剧等，都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瓶颈制约。

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约束最为严重的时期，同时往往也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成功实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但在中国能有效地克服发展路径上的障碍，而且能给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提供光辉的范例，毫无疑问这也将是中国对人类的伟大贡献。

国际上许多知名的学术研究团体，近年来已经把目光瞄准中国城市的发展战略、经济运行、公共安全、环境政策、金融风险、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城市的整体发展战略，提出了某些有价值的见解或专项研究报告。但是毋庸讳言，这些报告对中国的理解有失偏颇、立场和观点有失公允、资料的选取和分析也有失精当，因此多有错讹和误导。如何由中国学者在自己本土上系统地、准确地、深入地就中国城市发展的整体关系及其内在规律的把握，并由此提供出有价值的思考和方略，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出于对世界未来发展走向的充分把握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分析，在国内国际总体发展趋势的大背景下，1992年6月，中国政府在巴西里约世界首脑会议上庄严签署了环境与发展宣言；其后又在全世界率先制定了《21世纪议程》，提出了适合本国发展的行动纲领；并在1996年正式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直至2003年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与此相应，我国的理论界也针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在城市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有鲜明中国学派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案，为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二）可持续城市的基本理念

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形成既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的哲理精华，又富蕴着现代城市活动的实践总结：“只有当城市向自然的索取，能够同城市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时；只有当城市为当代的努力，能够同城市为后代的努力相平衡时；只有当为城市发展的努力，能够同为乡村地区共建共享的努力相平衡时”，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同时，可持续发展还充分包含着城市活动的实践映象。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两大关系正确认识的完整综合。它始终贯穿着“人与自然的平衡、人与人的和谐”这两大主线，并由此出发，去进一步探寻“城市活动的理性规则，城市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城乡发展轨迹的时空耦合，城乡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城乡供需要求的自控能力，城乡社会约束的自律程度，以及城乡活动的整体效益准则和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等，通过平衡、自制、优化、协调，最终达到城乡之间的协调与统筹。

到了上一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全面地阐述了这两大主线的内在统一，至此，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它向世人昭示：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是“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的综合反映和内在统一，三者互为鼎足缺一不可。它们在各自临界阈值约束下共同形成的“交集”，产生了城市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正确“投影”，并成为衡量和诊断城乡可持续发展健康程度的标识。

（三）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方向

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建立与完善，一直沿着四个主要的方向去揭示其内涵与实质。这四个主要方向已逐渐被国际公认为经济学方向、社会学方向、生态学方向和系统学方向。与此同时，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还涉及到自然环境的加速变化、自然环境的社会效应、自然环境的人化痕迹、城际与城乡之间发展的相对均衡、发展效率发展质量与发展公平的有机统一等，力图把当代与后代、区域与全球、空间与时间、结构与功能等，有效地统筹起来。

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经济学方向，是在城乡统一考虑的前提下，将区域开发、生产力布局、经济结构优化、物资供需平衡、财富的合理分配等作为基本内容。该方向的一个集中点，是力图把“科技进步贡献率引领的经济增长去抵消或克服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率”，作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基本手段。该方向的研究尤以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1990—1998）和莱.布朗在《未来学家》发表的“经济可持续发展”（1996）为代表。

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社会学方向，是以城乡之间的社会发展、社会分配、利益均衡等作为基本内容。该方向的一个集中点，是力图把城乡“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取得合理的平衡”，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判据和基本手段。该方向的研究尤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1990—2004）及其衡量指标“人文发展指数HDI”为代表。

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生态学方向，是以城市为点、乡村为面的生态平衡、自然保护、循环经济、资源环境的永续利用等作为基本内容。该方向的一个集中点，是力图把城乡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基本原则。该方向的研究尤以挪威原首相布伦特兰夫人（1992）和巴信尔（1990）等人的研究报告和演讲为代表。

中国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在上述三个主要方向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设计, 独立地开创了的第四个方向——系统学方向。其突出特色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方向、以“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为中心，去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本源和演化规律，将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的逻辑自洽”作为判据，有序地演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时空耦合与三者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关系，建立了城乡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统一解释基础和定量评判规则。充分地体现出：

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代际公平、人际公平和区际公平

城乡可持续发展的持续性原则：“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的动态平衡

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性原则：体现全球尺度的整体性、统一性和共享性

中国科学院主持的研究项目并首次在中国发布的《199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实质上是在1993年（Niu Wen-Yuan）、1994年（牛文元，《持续发展导论》，科学出版社）和1996年（W. Y. Niu and W. M. Harris）系统论思想延续下的产物。

遵从一般系统学的理论和原则,我们曾对决定“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本质要素进行了长期的遴选和研究。最后确认城市可持续发展由其内部具有严格逻辑关系的“五大支持系统”（子系统）所组成，它们依序是：

1、生存支持系统——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临界基础（城市发展的“基态”）；

2、发展支持系统——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城市发展的“引擎”）；

3、环境支持系统——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约束限制（城市发展的“瓶颈”）；

4、社会支持系统——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组织能力（城市发展的“标准”）；

5、智力支持系统——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支撑（城市发展的“潜力”）

（四）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设计

城市发展战略体系的提出和运行，从本质上去分析，是为了实现“城乡的整体目标高度”(Integrated Objects Level)，最终必须展示出七项基本结果：

1. 城乡综合实力应获得“阶梯式提高”；

2. 城乡发展的制约瓶颈得到“有效地克服”；

3. 城乡发展行为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规范有序运行”；

4. 城乡整合能力的功效具有“质的提高”；

5.城乡生活质量在一个全新阶段中实现“整体优化”；

6.城乡抗逆能力和社会有序水平具有“实质性进步”；

7.城乡可持续发展能为国际社会提供“区域管理的成功范例”。

城市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一项范围更加广泛、意义更加深远的发展战略，它的成功实施必然是中国对于世界的伟大贡献，并能将上述所列的七项基本标准，无一遗漏地加以充分表达。研究表明，在中国实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中心要点是明确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目标函数及分期实施步骤，并进而将其表示为某种十分简明的、可以定量监控的、能鼓舞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为之奋斗的的一组目标集合。

在实现三大宏观战略台阶的积极带动下，我们建议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可以设计为：

用20年的时间，中国城市中的85%（将近500座）全面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到2020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城市的贡献率达到90%以上；

到2020年城市每创造单位GDP的能量消耗和资源消耗在2000年的基础上降低4～6倍（基本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四倍跃进”）；

到2020年中国城市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岁(每10年提高3岁)；

到2020年中国城市人文发展指数全部超过0.900(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

到2020年中国城市恩格尔系数降低到0.20以下 (每年平均降低1个百分点)；

到2020年中国城乡基尼系数保持在0.35左右；

到2020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系数控制在1.5--1.8之间；

到2020年中国城市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4年以上(每10年平均提高1.2年)；

到2020年中国城市能有效地克服人口、营养、卫生、就业、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社会公正等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确保中国城市的人口安全、食物安全、信息安全、经济安全、健康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

争取到2015年实现人口数量和规模的“零增长”，同时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并改善人口结构；

争取到2020年实现能源和资源消耗的“零增长”，形成较完整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力提高社会财富的有效积累能力。（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中国网 2005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