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一）城市化综合成本收益指数的概念内涵

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是一种应用相当广泛的计划和预测技术。城市化综合“成本--收益指数”能从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在总体规模和数量上反映城市发展的健康协调程度。它是城市综合发展前景的直观描述，也是反映城市发展战略和决策机制的正确性和可行性的间接度量。一般而言，城市化进程只有达到一定的成本收益平衡关系，才可能获得相应的规模发展效益，城市的功能才能逐步地得以健全和完善。城市综合成本收益指数越高，表明城市发展潜力越深厚、城市化进程的战略设计和执行情况越合理。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综合成本—收益分析是测评、度量和刻划城市整体综合发展现状与前景的有效手柄。

（二）城市化综合成本 — 收益指数的构成

城市化综合成本收益指数由“基础成本收益指数、生活成本收益指数、生存成本收益指数和智力成本收益指数”构成。基础成本收益指数用以衡量城市化进程的基础性投入产出效益，生活成本收益指数用以衡量城市化进程的居民生活投入产出效益，生存成本收益指数用以衡量城市化进程的城市发展空间投入产出效益，智力成本收益指数用以衡量城市化进程的教育和就业培训等投入产出效益。

（三）城市成本—收益综合分析

基于对城市化进程的综合成本—收益指数的计算，我们认为：在规模经济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双重要求的约束下，应该优先发展大中城市，走大中城市扩容为主的城市化道路。按有关规模经济的模型分析，人口规模在100-400万之间的城市其成本收益最合理；低于30万人口的城市其基础设施投入产出比不合理；而25万人口是城市成本最低点，即一座城市能依靠自身力量发展最低的人口规模是25万。

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的源泉归根结底只有三个：其一是常规投入的增长，即在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单纯地增加资本、劳动、和土地这三样生产要素；其二是引起资本质量、土地质量、和劳动质量变化的技术进步；其三是制度创新。相对来说，后两个是更加重要的增长源泉。因为即使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今天大家也很清楚，并不拥有无限的资源。所有的资源用人口一除，往往在世界敬陪末座。而生产中只要有一种投入不足，其他要素就会出现收益递减的现象。例如，在土地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益都会递减。所以一味靠常规投入的增加谋求经济增长，前景是十分黯淡的。真正称得上地大物博的前苏联突然崩溃，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前苏联曾以粗放经营为主，增长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也曾傲视世界，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实在也已走到尽头。对于中国这样的资源穷国，为后代计，绝不应该再去模仿前苏联的做法。 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这两种经济增长的源泉则有无穷的潜力。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在不用增加投入的情况下不断向外扩张，而制度创新则通过社会组织的演进和企业管理的改进，将经济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不断推向边界，使经济的潜力得以充分的发挥。

城市化的作用是奇妙的。同样数目的劳动，资本，如果改变它们的空间分布，将它们集中起来，在同样的技术下它们竟能生产出更多的产量来。大多数人只要能够在农业之外找到谋生手段，就会选择到人群聚集的城市生活，这主要是基于区位经济（economies of localization）和都市经济（economies of urbanization)两大原因。

当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只要这种因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好处没有穷尽，企业就会不断地扩张生产，以便从平均成本的不断下降中获益。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自然会雇佣更多的工人。而工人则会选择居住在靠近企业的地方，以减少通勤成本。随着人口越来越集中，为了满足该地区人们的各种消费需求，服务业就会应运而生。因此，这一类型的所谓公司城的出现可以用区位经济的理论来解释。通过试错，企业迟早会发现，如果企业间彼此聚集，则每个企业都可通过共享某些公共投入，例如同一劳力市场，公共资本，城市基础设施，商业信息及新的技术革新等，降低它们各自的生产成本。由于这些公共投入或准公共投入的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使得一个企业使用这些投入不会影响其它企业的同时使用。通过聚集在一起，这些企业可以显著地降低生产成本。由此，当不同的企业在空间上聚集一起以寻求更高的效率和收益时，城市就会逐渐形成。

区位经济和都市经济的综合影响，一般称为聚集经济 (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 或聚集效应 (agglomeration effects)。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性 的企业并不一定选择聚集在一起。但是，只要这个企业有规模扩张的动机，则随着雇员人数的增加，必定会形成以它为中心的一个城市。同时，不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企业，尽管仍会保持较小的规模，但它们会有较大的动力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产业多样化的城市中心，以便通过共享一些公共投入而降低各自的成本。无论对整个社会来说，还是对各个企业自身来说，都可以通过共享已有的公共投入而获得成本降低的好处。

一旦企业决定设立在城市地区，无论这些企业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只要通勤是有成本的，那么它们所雇的职工及家属都会选择居住在企业附近。难怪在发达国家，70%或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及其周围。根据Bairoch(1988)，[2]早在1850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已达39.1%。1910年北美的城市化水平达到41%，1950年日本达到38%。在发展中国家，如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城市化水平也上升得很快。在无法负担同时建设多个大城市的贫穷国家，通常会有一、两个城市扩张得很快，因为新兴企业及其雇员都会试图向这些城市转移，以便通过分享聚集效应而获益。

必须最大限度地降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成本，才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充分利用地方信息，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增强城市和区域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应变能力，有利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实现。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中国网 2005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