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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统计注水:“一副对联”揭示数据注水的本质
上联: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
下联: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
横批: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这副对联可谓揭露出数据注水的本质。”黄鸣代表说,“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领导人追求‘政绩’,对统计数字进行干预。”
据代表们反映,在一些地方,为了追求政绩和经济利益,有的要求按照计划上报统计数字,有的更是凭空编造统计数据,有的授意、指示虚报、瞒报统计数据,甚至直接篡改基层上报的统计数据。
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某乡镇给各村下达2001年经济指标时,在计划表中明确注明,每季度上报计划数字的四分之一,全年按照年计划数上报;还有一个县要求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报的统计数据进行大规模改动,对已经停产的几家工业企业也继续上报产值,致使全县工业产值统计数据严重失实。
记者有一次到某县采访,当地干部告诉记者,人口数字他们能有多个版本,公安部门户籍管理有一个数字;上级来检查计划生育有另一套数字;搞救济扶贫时候有一套数据……上级号召搞农业结构调整,有一个粮食种植面积的数据;强调粮食生产时,种植面积又是另一套数字;领取粮食直补的时候,又能造出一套数字来。
有从事统计工作的专家表示,如今统计工作抗干扰能力差,统计数据由地方统计部门搜集和汇报上报,地方统计部门的干部也主要是由地方管理,经费也主要依赖地方。而统计数据又与干部的奖惩、升迁密切相关,如此一来,统计数据就成为反映各级领导的“政绩单”。这张“政绩单”又由领导自己任命和管理的干部来填写,统计工作的独立性很容易受到破坏,这是制度设计上存在的漏洞。
此外,虽然目前统计法对统计工作有着详细要求和对数字造假的法律制裁条款,不过仍有不少单位和个人视统计法为一部“软法”,法律意识很薄弱。一方面统计调查对象不愿意履行统计法规定的义务,对统计部门布置的调查任务敷衍应付,甚至拒绝接受统计调查;另一方面,一些地方领导担心统计执法影响政绩,不支持甚至压制统计部门执法办案,助长弄虚作假现象。而现行统计法强制处罚规定不明确,一些基层单位对统计执法不配合,甚至公然抵制统计部门的检查。
要想彻底改变“数字注水”的现象,转变干部价值追求取向,就必须从制度设计上来予以防范。许多代表建议,要改变这种怪现象,必须建立起科学的干部评价标准和考核机制,更多的让群众来评判干部政绩。(记者张旭东、丁锡国、代群)
聚焦统计注水:“下多少指标完成多少指标”
“地方GDP增速数字汇总竟超出全国3.9个百分点”,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委员在政协大会上斥责地方统计数据注水的新闻被披露出来,语惊四座。
事实上,只要稍许留意,就会发现一系列被“注水”的统计数字,不能不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暴露出日益严重的“官场浮夸风”:
——东部某贫困县实际财力下滑持续多年,通过“空转”手法,财政收入指标连年攀升,空转数额达4000多万元,这是责任考核下的“魔方数字”;
——为争取“养羊扶贫先进县”奖金,湖北省房县摆假场面欺骗检查团,根据“需要”上报山羊饲养量,这是利益驱动下的“儿戏数字”;
——一中部省某镇大搞“万亩黄花菜工程”,菜苗到农户手中时已腐烂变质,实际栽种成活的仅5亩,一些农户血本无归,这是形象工程下的“血本数字”……
这些“数据注水”的官员究竟是何种心态呢?听听人大代表怎么说。
“下多少指标完成多少指标,没有完不成的”
记者与几位人大代表接触,聊起这一话题,他们都反映,有时“不编假数字、难过考核关”。
东部某县的一位人大代表说,比如经济发展速度,从上到下层层递增,到了乡镇就会高达20%以上。乡镇一级经济实际上增长非常缓慢,少数地区是下跌的,要增长20%,除了闭着眼吹“数字泡泡”,别无他法!
对上级下达的一些与基层实际背离的“硬指标”,一些干部们感到有苦难言,但也有的是招法。“吃专项、截留工程款,反正变着法子也能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这位代表说,“有些经济指标是硬性的,有一些社会发展事业指标,像儿童入学率、乡镇文化建设这些底下报多少就是多少,山大沟深的谁去核准。”一位基层干部坦言。
一位在基层当了六七年书记的人大代表说,“上级下多少指标就能完成多少指标,并且下什么指标都绝对能完成。怎么完成?我看有的地方拆东墙,补西墙,提前征税。比如说一家企业今年应征300万元税款,但政府征400万元,提前把下一年的税收也征了。今年的经济指标是300万元的任务,实际完成了370万元,那么就把70万元留下来,算到下个年头。”“现在有些地方,把‘乌纱帽’和数字挂钩,不完成高指标就要‘摘帽’,就要‘一票否决’,能不造假吗?”
“新上任,我怎能否定前任‘政绩’?”
一位地级干部告诉记者,他到一个地方上任后,挤出财政2.4亿元的“水分”。“可是这怎么能说呢?我的工作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开展的,我可不能得罪前任领导啊!”他给记者举例说,一个贫困县的财政赤字2亿多元,这可是年年做假,最后把自己给“套”进去了。
来自西部的一位代表告诉记者,他到一个地方上任后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夯实计划生育基础,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推倒重来”。完成多少多少指标都是虚的,现在许多工作都陷入了八股和形式。“在工作调查中我就发现了上万超生户”,可我推倒重来能行吗,这压力得有多大呀?”
一位代表坦言,他们地区今年市委决定取消22项考核指标,因为每年签的各项任务指标没有一个县完不成,基本上都是“一张面孔”。他发现一些指标完成是费力的,可前任已经把数字夸上去了。
“ 报假喜者得真喜,讲真忧者得真忧”
贪官王怀忠于“九五”期间在安徽阜阳当政,阜阳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4.7%,上报的数字却高达22%。贫困的阜阳被吹成全省发展最好的地区,王怀忠提拔了,阜阳人民却遭了殃。
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说,一位官员反映前两年他们根据市里的实际情况,对上报的统计数字进行“缩水”,马上招来一片指责声。 如果说这样的干部是“被逼无奈”,据他了解,有的乡镇人均收入明明很低,上报时却大量“注水”,事后有人就因“政绩”突出而升迁。这真是“报假喜者得真喜,讲真忧者得真忧”。
一位代表坦言,到目前为止,还没见追究过这些造假者的责任。“前任领导、别的领导都这样搞,后任也依样画葫芦。现在考核的主要依据是‘账面数字’,而不是看你是否说真话,谁去讲实话冒风险呢?”
甘肃省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处处长刘卫红代表,是位长年战斗在统计战线的老同志,她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虚报瞒报从县乡就开始了,许多该完成的指标都是预测或预算的,有的地方行政干预太大。特别是一牵涉到部门利益、集团利益,这‘水分’就更大了。如果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就会给国家重大决策的制定造成误导,必须确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在法律制约下进行统计工作。”
代表们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我们目前干部的政绩考核体制有关。一是“惟GDP论”,考核干部的标准中,所谓“经济建设成就”所占比例过大,甚至成为实质上的“惟一”;二是缺乏有力的制裁体制,即所谓“吹牛不犯法”,看见过领导干部因为贪污腐化倒台的,没见过因为“数字注水”而“出事”的。
他们呼吁,要从上至下狠揭“造假疮疤”,大力提倡实事求是之风。 当前结构调整中经济发展的低缓期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能认为在此阶段工作的干部创不出高增长就没政绩。要把干部的指标考核与按经济规律办事结合起来,建立规范的权力运行体系和科学的考核政绩体系。
“痛斥”之后必须“痛打”。王维忠代表认为,要从根本上最大限度减少“数字注水”现象在官场的出现甚至蔓延,必须搭建起相应的“高压线”,让那些敢碰“高压线”的人付出代价,让统计法真正“硬”起来,不然,我们再说多少句“强调”,再拍多少回桌子“痛斥”统计数据造假,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记者陈芳、朱建军)
聚焦统计注水:统计法应该修改
“我们现在实行的统计法是20多年前颁布实施的,还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对违法统计的约束和制裁力偏弱。要遏制统计数据注水,必须修改和完善统计法。”针对地方GDP注水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黄泰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黄泰康说:“发生GDP注水现象,一方面是由于现行统计体制下,政府统计工作的抗干扰能力不强,统计数据由地方统计部门搜集和汇总上报,地方统计部门的干部主要由地方管理,经费也主要依赖地方;更重要的原因是与统计法本身不够完善有关。”
据了解,现行的统计法是1983年颁布、1984年正式实施的。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统计法的决定。“但是,现行统计法还是没有完全脱离计划经济时期的框框,不能完全适应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应该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黄泰康举例说,法律中对保障政府统计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统一性、权威性和工作效率的规定不足,缺乏统计调查对象的法定义务和开展普查的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必须保障政府统计活动的经费等。
“建议进一步完善统计法,使其真正发挥遏制统计‘注水’的核心作用。”黄泰康说。(记者吕诺、朱建军、吕雪莉)
关注统计注水:防“注水”,也要防“缩水”
“现在的统计数字中不仅存在‘注水’虚报的现象,同时也存在‘缩水’瞒报现象。”全国人大代表黄泰康说。
他说,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块是“干货”,掺水的成分很少,甚至还有一些没有办法统计进来,比如家庭保姆创造的GDP。
“据我了解,现在进行的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中,有一些餐饮等行业的个体工商户态度不够积极,甚至尽量往少了报。这是从产业上看。如果从地区上看,在统计产值、税收等方面,中西部地区‘注水’的多,而东部地区则是‘缩水’瞒报的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瞒报现象?黄泰康说,可能是被统计对象担心,自己如实上报给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会泄露商业秘密,甚至成为工商、税务等部门处罚的依据。尽管国务院有专门条例规定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对经济普查对象的商业秘密履行保密义务,经济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不作为任何单位对经济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但还是很难打消顾虑。
黄泰康指出,要获得真实的统计数字,要防止“注水”,也应该防止“缩水”。(记者吕诺)
聚焦统计注水:“数字造假”成本低 代表呼吁应严惩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1年至2003年,全国立案查处统计违法案件5.92万件,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超过半数。对“注水”这个“历史顽症”,历年来国家打击力度不小,但“数字谎言”仍屡禁不止。
和一切造假手段相比,“数字造假”是成本最低廉的,一旦谎言顺利通过,那么获得的利益却异常可观:发财的发财,升官的升官。四川代表团的纪尽善说,我们对“数字谎言”的惩罚往往比较温和,经济方面一般是罚款了事,罚的款通常远低于“造假”所获得的利益;而对于“造假”的政府官员,即使统计中发现了问题,也没有太大的压力。
到现在为止,鲜见有官员因“数字造假”而遭严惩的事件公之于众。基层代表戴鸿说,现在,基层一些地方政府报的GDP数字,都是在年初既定的数字上,再加一点报上去。她说,以前每年都是增加,哪个领导在任也不能让数字掉下来啊,所以,数字年年都在增,就是减了也报增。
代表普遍认为,要遏制“数字谎言”,最重要的手段是让他们付出代价。代表们纷纷建言,要让“数字谎言”成为一个“雷区”、一条“高压线”。只有严厉地惩治有关责任人,才能根治这一痼疾。(记者吕诺、丛峰、代群)
聚焦统计注水:自己统计自己,怎能走出“注水”怪圈?
在某省代表团会议上,一位省公安厅负责同志谈到当地“创建平安”的成绩时,列举了一系列数字。其中包括发案率下降多少;杀人案件下降多少;强奸案件下降多少等等。
乍一听,这些从指标到数字都很具体的统计,很有说服力。但一些代表提出疑问:这些由公安系统自己统计的数据,谁能保证它的真实性? 尽管这位负责同志再三解释:目前,全国公安系统已形成公安部、省公安厅、基层派出所的信息联动系统,可以保证在数字上报的各环节不被随意篡改和加码。但代表们还是认为:这一措施也许能杜绝层层加码的现象,但如果基层派出所在提供数字的时候就是虚报,怎么办? 事实上,远远不止公安系统,几乎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个单位在总结工作时,都习惯用一系列的数字来盘点成绩。采用的方法也大都是自下而上,内部统计。
数字的背后,连着政绩。自己统计自己,就等于自己总结成绩。谁不想把成绩说得大一点呢?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方春明说:“这反映了统计评价制度安排上的缺陷。让利益主体自己统计、评价自己,又没有外部的有效监督,怎么可能保证不被‘注水’和‘夸大’?”
为保证统计和评价的公正性,一些政府和部门开始引入外部评价机制。甘肃省最近举行的一场非公有制企业评议政府绩效的活动,就采用了一种新模式:整个评议过程几乎全由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完成,政府改变以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角色,除了进行必要的协调,从不干预评议活动的具体操作。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国资委主任杨振超说:“要走出不断泛滥的统计‘注水’怪圈,关键是探索建立一条公正有效的统计评价体系。”(记者陈二厚、代群、郭奔胜)
关注统计注水:强化公众对政府工作的刚性监督
如何遏制统计注水现象?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国资委主任杨振超说,要量化政府的执政行为,强化普通百姓对权力的刚性监督。
不久前,安徽省委出台近年来政策性文件中最短的一份文件。全文只有3200字,却有39处数字,将2005年安徽省的支农资金一一量化。这份名为《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三农”支持力度的若干意见》,是安徽省为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而出台的一个重要文件。杨振超代表说:“文件短,老百姓记得住;数字多,便于落实和考核。别看这文件只有3000多字,可含金量却很高。通过这些数字,农民该享受的实惠用数字写得明明白白,党委政府的责任也写得清清楚楚。”
随着我国改革的推进,政府工作日益透明,百姓的监督意识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选择用数字来表述执政行为。杨振超代表认为,“数字”文件的背后是责任的定量化,什么时间完成,完成多少在文件中用数字规定得清清楚楚,而不应该像大多数文件里满篇都是“大力加强”、“进一步改善”等定性词汇,百姓无法进行监督。(记者代群、陈二厚、胡作华)
关注统计注水:让“绿色”考核制度成为数据“注水”的“减压阀”
“关键是要建立一套‘绿色’政绩考核制度和严格的监督制度,不要仅仅依靠GDP增长指标评判干部,改变地方官员面临上级考核时重指标轻实绩、重数字轻质量的传统压力。”全国人大代表、民进内蒙古自治区委副主委邱荣庆强调。
邱荣庆代表认为,统计数据反映出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是各级领导判断形势、作出决策的基础。而西部欠发达地区一些地方政府加快发展步伐、增强经济实力的心情非常迫切,部分领导干部为了自己的政绩急于求成,片面注重GDP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助长了统计数据“注水”的歪风。
2004年内蒙古全年生产总值达到2700亿元以上,增长20%,人均生产总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今年年初内蒙古自治区召开的两会上,自治区主席杨晶告诉大家,经济连续几年高速增长,得到社会关注,这个数字还是在各盟市统计数据基础上压了又压定下来的。
针对数据“注水”和“虚高”问题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的现象,邱荣庆代表呼吁,尽快建立对各级干部的科学政绩考核制度,合理设立考核内容和项目,避免提拔干部中以经济指标为主的片面的政绩考核办法。他建议在三方面着力,建立一套全新的统计评估体系:一是建立和形成综合政绩考核制度,要包括经济、文化、环境、困难群众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特别是在衡量一个地区财政收入增长时,要看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状况,从而减少和杜绝数据“注水”、账面“虚高”等怪现象;二是强化行政问责制,将统计工作真与假作为一条评价各级官员政绩的标准,考核时对虚报数字的干部实行“一票否决制”;三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领导干部带头树立数据数字“唯实”的统计观念,只有给基层干部“减压”,统计数据“注水”的现象才会真正减少。(记者李泽兵、谭浩、周之江)
关注统计注水:是什么让“统计”走了样?
(实例回放)不久前,某县一个看似正常的统计局长人事变动却在干部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据介绍,这位局长是学
统计专业出身,业务能力很强,年纪也轻,但却被突然调到了一个较为闲置的岗位,做书记去了。一些知情的人透露,变动是缘于一个统计数据的“分歧”。在去年底,这个县统计出来的GDP增长是11%,但书记的意思是要调到18%。局长认为,数据是层层统计上来的,变动较难,没有按书记的要求办。结果3个月后,发生了人事变动。
就统计注水问题,记者与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溧阳市市长高清就数字造假问题有一番对话如下:
记者:类似这类事情,在基层普遍吗?
高清:肯定不是个案,原因很简单。当领导的都需要能看得见的政绩。现在政绩容易出在两个领域,一是基础设施方面,如建设宽马路、盖高楼、建大广场。二是各类统计数字上,像GDP、财政收入、工业规模等。这样一来,领导就十分看中统计等相关部门,合意的就重用,对不上路的就换人。工作实绩和能力就成了另一回事。
记者:造成虚假统计泛滥的原因是什么呢?
高清: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统计法执行不严格。法律上虽然明确了各类指标体系之间的应证关系,并对统计原则、义务、责任都表述的很清楚,但实际做起来,往往被搁置在一边。统计人员有法律意识,但是往往自己作不了主,最后还得领导定夺。这就使统计工作偏离了法律的约束,也就容易走样。二是与干部的考核评价提拔体制有关。现在的虚假数字都是干部造出来的,而不是真实的经济运行指标。因为领导干部中有一种认识,不论任职长短,总不能让数字太难看。现在的考核太看中这些数字,而对干部在老百姓中的口碑、老百姓对发展的认可感受较为忽视。王怀忠在阜阳每年搞出GDP增长30%的速度,民怨沸腾,但升迁照样提速。这种考核办法树立了一种错误导向,也是数字造假的‘原动力’。”
记者:怎么看虚假统计的危害?
高清:现在上下统计部门之间在博弈。下面统计部门总想帮助领导报高一些,上面的统计部门因担心数字过度膨胀难以平衡,就使劲挤水。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统计领域内的“吃喝风、公关风”。客观上讲,统计失真有它的复杂性,出入在10%左右都应该可接受的,但是达到30%,甚至到了50%以上的比例,这就值得我们好好反思了。统计应该是一个严肃的事情,但如果成为干部“升迁寻租”的一个手段,这就可怕了。统计出来的数字离实际的发展情况很远,离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很远。长期下去,我们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就会出问题,我们发展的公信力就会打折扣,也会滋生各种腐败。
记者:解决注水数字的“钥匙”是什么?
高清:一要清醒看待数字。在干部考核上不能只以统计的数字为依据,要多看一些“短腿”的事情是不是有人去做,一些打基础的事情做的怎么样,多考察教育、社会事业发展等隐性的政绩。即便看数字,也要有懂行的人去,比如组织部门在考察干部时,能否让统计专家也参与进来,对实际情况进行判断。以防止被“豪华数字”蒙住了眼睛。二是对统计领域内的问题坚决纠正和整改。特别是一些典型数字造假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加强社会监督,还统计数字的真实面目。(记者郭奔胜、胡作华、代群)
统计数字急需“挤水”“烘干”
某地环保检测人员进行水质检测,恰逢附近一家工厂排放污水。检测人员不检则已,一检吓了一跳:有关指标超标100多倍,而这里是附近10多万人口的饮用水源。
“喝了这样的水,不生病才怪呢!”检测人员惊呼。可是,数字到了领导那里竟遭到一顿斥责:“这样的数字怎能往上报,报了哪还有我们的工作成绩?!”经过一番指点迷津,此后检测人员都选择在工厂不排污的时候取水样。
统计数字,是衡量和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因此它必须是真实的。全国人大代表程苏说:“对统计数字造假绝不能等闲视之。有关部门应该采取严厉措施开展一场彻底的统计数据‘打假’活动。”
数字“注水”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而且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程苏在基层调研中发现,数字造假在“普九”中反映得相当普遍。
对于国家要求的适龄儿童入学率这项重要指标,不少地方普遍存在虚报情况。一些地方的适龄儿童明明无法入学,只能在家“待学”,但是学校的报表中却赫然写着这些孩子的名字;有的学校学生明明只能轮换上课,课时严重不足,到了报表上,却成了“完成”。
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在城市登记失业率、人口与计划生育、就业率、农民工工资清欠率、排污达标率等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数字注水。一位省委书记曾在会议上说,对各地的统计数据要挤出水分再看。这说明,基层统计数字注水是何等普遍。
数字注水,水究竟有多深?就像湿了水的海绵,只要挤,总是用的。但恐怕光挤还不够,俗话说得好“真金不怕火炼”,数字注没注水,还要烘烘看!(记者吕雪莉、杨步月)
中国网综合新华社消息2005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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