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一） 重化工业阶段对转变增长方式的挑战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根据德国的霍夫曼（W.G.Hoffmann）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主张工业化的中后期应该发展重化工业，并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符合客观规律，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长期的刺激作用。这一理论是根据西方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总结的。但吴敬琏认为，霍夫曼的理论还未被证实，而我们一些地方通过发展重化工业进行结构升级的结果却很快出现了资源短缺。另外，在2004年7月的政协十届六次常委会上，吴敬琏也指出，“我们这样资源紧缺的国家，不能沿着别人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

2004年始，有关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言论不绝于耳，2004年1月20日，中新社报道，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断言——“中国工业进入重化工业时期，中国工业经济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平台。”此后陆续有相关分析出现，一些省市也纷纷发表本地区已经“挺进重化工时代”的宣言。对此，我们该如何判断和应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1984年，是我国经济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中得到恢复，农村改革全面展开的时期。第二阶段从1985年-1992年，是我国非农产业较快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从1993年-1999年，是我国重化工时代前导时期。第四阶段从2000年至今，我国进入重化工时代。

肇始于2000年，而爆发于2003年的这轮经济增长明显地具有重化工业主导的特征。电力、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究其内在原因，在我国，长期存在着能源、交通、通信等产业“瓶颈”对国民经济产生制约这一突出的矛盾，而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初步具备了解决上述矛盾的实力。随着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电力、运输车辆、建筑材料、钢铁、有色、石油化工和机械电子业产品和建筑业的需求被带动了起来，并推动了第二产业的整体发展。

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大幅度升级是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的主要动力。中国正在迈向世界制造业中心，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新技术革命为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提供了技术支撑。而这个阶段目前还远未结束，从其它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来看，这一发展过程预计还将持续15-20年。

我们说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不是一种“应该怎样”的倡导，而是一种“是什么”的判断。重化工业阶段的到来既给我们带来一些机遇，也给我们带来许多挑战。不管喜欢不喜欢，重化工业大发展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一般规律，既阻挡不了它，也躲避不了它。正确的态度是面对它，因势利导，及时抓住其中的机遇，积极应对带来的挑战。

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有以下理由：第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即进入重化工业（或资本品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第二，我国的消费结构正在升级，部分居民已进入以汽车、住房为主的“大额消费阶段”，对重化工业产品产生了巨大带动作用。第三，在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制造业关注的目标，开始向世界制造业中心迈进，这就为重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第四，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民营资本开始进入重化工业，为重化工业的大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第五，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为重化工业发展提供了空间聚集条件。第六，基础设施建设和新技术革命对重化工业发展形成了支撑。第七，农业生产的进步和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也为重化工业重新大发展提供了支持。最近几年，大量外资和民营企业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以前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重化工业投资领域，将大量资金注入中国的钢铁、电解铝、石油、化工等行业当中，使原本就在加速的中国重工业化步伐变得更加急促。能源紧张等问题突然显现，煤、电、油、运全面紧张，资源约束“瓶颈”日益凸显，在2004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资料，随着汽车、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升温，2004年前11个月在39个工业大类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实现利润166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7%；钢铁行业911亿元，增长66.3%；建材行业345亿元，增长48.7%；有色金属行业利润246亿元，增长71%。新增利润前五大行业分别是石油开采、钢铁、化工、电子通信、煤炭，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56.7%。

2004年中央进行的宏观调控一方面使人们认识到了“局部过热”和“盲目投资”的严重性，也从另一个角度使人们更深程度地认识到了“能源危机”背后所隐藏的深层经济原因——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型化”特征，从而促使人们认真考虑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

（二） 重化工业转型有赖于自主创新和技术跨越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结构是在向重型化方向转变，但这种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创造就业的能力有限，相反，会引起全国性的能源短缺。必须警惕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中国经济片面重型化有潜在危险，将导致中国的能源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应依靠高投入，而应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

东亚经济危机就是过于依靠高投入发展的后果。中小企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信息产业的发展，对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资源压力、提高效率有极大的作用，并且能吸引大量劳动力。

出现“重化工热”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一是因为政府作为调整主体，财政收入、政绩考核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二是因为政府也有能力发展重型工业，它拥有土地和贷款权这两个最大的资源。

目前经济发展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在政绩考核办法、财政体制和扭曲的要素价格上，与旧发展模式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仍在起作用。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不少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城市建设的“形象工程”和重化工业的“政绩工程”，由此走上了靠投入、拼资源、损环境的粗放增长方式。

然而，这种“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无法支撑高资源消耗的重化工业发展。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然而，这一GDP的实现所消耗的石油占世界的7.4%，原煤则为31%。其次，十分紧缺的资本资源无法支持高资本投入的粗放增长。此外，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并且加重了解决就业问题的困难，并加剧了贫富分化。

解决这些问题，就应该走一条提高效率的新型发展模式，正如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就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结构升级是要实现资源配置最优，而不是多数人所认为的发展重化工业。

林毅夫则指出：目前的重化工业热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经济近两年来加速重工业化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产业升级自然带来的结果。产业结构当然会不断升级，但这一轮重工业化应该是走进了岔路。目前这一轮重化工业热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得到政府和银行支持，许多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却无法取得银行贷款。据统计，重化工业每亿元人民币投资可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轻工业同样的投入却能创造出三倍的就业岗位。而且重工业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产业工人，无法吸纳中国数以亿计的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他指出，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大量增加。而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容易取得贷款也说明，目前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不利于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中国更多地需要中小型银行给这些中小企业服务。

就现阶段而言，中国不应躲避经济重型化。实际情况显示重型化确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绕过的阶段。

首先，目前的重型化是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后的自然伸延，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从发展角度看，回顾二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轨迹，可见最初是以劳动力密集加工业起家，随后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高科技产品加工，到新世纪又开始了重工业化的新发展阶段。新阶段可说是上两阶段的顺势伸延，项目大都是为加工业提供原材料及设备的上游产业，由此亦有助扩大中国的产业基础及生产增值链。重工业本身虽未必能创造很多就业，但如能为下游加工提供更好发展基础，则可间接推动就业增长，并因而有助减低贫富差距。

经济重型化既符合供给方面的发展规律，也顺应了需求方面的转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使住房、汽车及电气化消费模式扩散，对重化工产品特别是能源、汽车及建材等的需求亦迅速增加，因而拉动了重化工发展。经济若不走向重型化便难以满足人们改善生活的要求。从长远看中国不可能不造车、不炼钢而能令13亿人提高机动化水平和改善住房条件，这些不可能单靠进口来满足需求。

经济重型化是由市场主导的。许多大型化工及汽车制造业项目都是由跨国企业投资，规模以上十亿美元计。当然也有大型国企提升竞争力后作出的业务扩张，不少大项目正是国企与外商实行强强联合的结晶。这批有水平、有市场的投资很难说是“粗放型”增长。至于中小企业转向重型化发展也是受市场驱动，为追求高需求带来的高利润而转向，正反映灵活进取的企业家精神，绝不应横加指责。目前大量沿海尤其是浙江的民企正到西部找寻商机，投入不少包括电、煤、冶炼等重化工项目，对开发西部及支持东部加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一些中小民企转搞摩托、汽车亦已卓然有成，为发展民族产业另树新帜。显然，绝无中小企业不可搞重化工之理。当然，民企转向也会有成有败，但汰弱留强是市场机制运作的结果，而不能由学者扮演裁判来妄下定论。另一方面，相对各类企业的灵活性，政府显然反应迟缓，根本未能预计经济重型化的到来，两年前还基于经济过剩的设想忙于控制钢铁、煤炭及电力等行业的生产及投资。所以这一轮重型化发展是市场纠正规划偏差的好例子。

重化工业发展出现的问题可由调控措施缓解。供求短期失衡乃市场经济常见现象，发展并非循直线而是波浪或梯级前行。发展中的问题可以通过调控措施来解决，主要应防止大起大落。在2004年中国便采取了必要的调节政策而避免了因重型化而导致的经济过热。无论如何，不应因暂时的失衡而否定重型化的长远发展方向，要分清短期及远景的不同目标。对于目前的资源瓶颈，短期只能靠停下部分重工项目以作缓解，但从长远看这种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特别是重型化发展来作根治，重型化带来的问题同时也是其发展不足的体现。

小国可以跳过重化工发展阶段直接以发展新兴产业为主，例如芬兰，但是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因此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总之，应通过市场准入、技术进步、环境约束等多种措施规范其产业发展轨迹，减少可能的负面影响。如一方面支持有效益、技术含量高的项目，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另一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同时，要求有更细致的结构调整措施，按照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思路来发展重化工业，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引导型转变。(摘自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撰写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