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席卷中国的“川军”和“川菜”  

    日本《世界周报》2002年9月10日文章:中国地域经济扫描:四川——席卷中国的“川军”和“川菜”(作者:莫邦富)

    川菜风头压过粤菜

    访问山东青岛时,当地政府官员曾请我吃过饭,记得当时吃的是“重庆火锅”。虽然1997年重庆从四川省中分离出来成为直辖市,但其饮食仍属地道的四川菜系。山东省简称“鲁”,鲁菜也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青岛人招待客人不选当地菜而选择四川菜,川菜在中国的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

    几年前我也有过类似经历。云南省西双版纳是中国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中不乏因泼水节而闻名的傣族等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但走在西双版纳街头,满眼都是川菜馆。

    2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各地美食争夺中国市场的历史。80年代初期,使用新鲜海产品为素材的广东菜曾席卷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中广东省的领先形象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这是经济发达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大规模扩散的典型例子。但是四川省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从90年代初期起,四川在美食上一直与广东争夺着霸主地位,但四川的经济却无法与广东同日而语。从2001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均GDP来看,广东省名列第五,为13563元,而四川排名第26,只有5118元,全国倒数第6。这种反差正如将法国与中国作比较一般,两国美食难分伯仲,经济实力却相差甚远。

    “川军”带动人口流动

    谈到今天的四川经济时,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关键词——“川军”。本来这是军阀割据时代的固有名词,但今天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这个话题要上溯到1989年。春节刚过,广东省省会广州市火车站前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都是外地来广州找工作的人。对于这批人流,从中央政府到城市普通居民都很无奈。他们蜂拥而来只为一个目的——找工作,当时被称为“盲流”。他们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当时含重庆在内的四川省人口过亿,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人口压力自然远大于其它地区。为寻求生活出路,农民们涌向发达地区寻找工作。大量四川人的出现仿佛军阀时代的川军再现,因而四川打工者获得了“川军”这个别名。

    不久以后,中国主要城市中出现了一个个不起眼的变化。比街角小公园中打太极拳的市民还要早起的送牛奶的人,路边卖油饼等早餐点心的年轻姑娘的身影出现在城市各个角落,建筑工地上也总会听见一种独特的方言。在不经意间,物美价廉的四川菜馆越来越多。当初带有贬义色彩的“盲流”的称呼也逐渐为中性的“民工”所代替。年轻的姑娘也获得了“外来妹”这个亲切的称呼。其中,四川的“外来妹”更有一个特殊的称呼——“川妹子”。由于四川人爱吃辣,四川女孩性格泼辣,“辣妹子”的称呼自然是再贴切不过了。

    金堂县是四川省内有名的民工县。迄今该县已经向全国送出了13万打工者,占全县总人口的1/8。其中,仅在台湾和香港企业集中的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打工的金堂人就有3万之众,因此厚街镇也被叫做“小金堂”。

    构成今日“川军”的男男女女们都曾经一贫如洗。“道路是银行,工厂是金矿,身无分文闯城市,回乡盖起新楼房”,90年代初传唱的这首民谣形象地刻画了打工者的独特人生。

    据深圳的四川省办事处副主任陈守宇介绍,迄今在深圳打工的四川人超过40万,他们每年向四川老家的汇款金额超过20亿元。

    就全省范围来看,这种效果更为明显。2001年四川向外省输出民工560万人,比2000年多100万人。从中获得的收入达400亿元,其中个人汇款为235亿元,比前一年增加了25亿元。打工收入已经占到全省农民平均收入的29%。

    看到“川军”的活跃带来了明显收益,其它贫困省的农民也纷纷开始行动。席卷整个中国的“民工潮”由此开始形成,限制人口流动的中国户籍制度也成为有名无实之物,最终政府也承认了人口自由流动和就业自由。

    民工经历是最好的市场经济教育

    中国农民天性保守,一般不愿出远门。在河南省郑州市郊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985年以前,当地农民的活动半径一般不超过10公里。活动半径在50—100公里范围内的农民只有10.3%。许多农民连县政府在哪里都不清楚,要使他们理解市场经济的原理、供求关系、质量管理等等,自然难上加难。但是,通过出外打工,许多农民在社会中经历了挫折,切身理解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也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据省会成都市一家企业在9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月收入超过1000元的该省打工者中,95%的人明确表示不愿回到过去的生活,表示在考虑自己开公司的人占71%。随着这种不满于现状和怀有进取心的人群的出现,一个谁也没有预想到的经济现象开始出现: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原理和经济实力的打工者中产生了投资行为。

    富顺县农民张远平从20岁起出外打工,先后在广西、西藏和云南等地的餐馆中干过活,还贩卖过蔬菜。94年,他带着多年积攒的150万元积蓄回到家乡开始创业,如今总资产已经超过1.4亿,年纳税额达到1200万元。夹江出身的马志珍从改革开放最初的1978年就到城市打工,在经历了保姆、推销员等丰富的打工生涯后,逐渐理解了市场的需求和供求关系,带着打工的积蓄回到家乡建立了自己的企业。他被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会、国家劳动人事部和中国扶贫基金授予“2001年全国创业之星”的称号。

    从90年代中期起,越来越多的“川军”带着资金、技术和信息回到故乡,展开了自己的事业。

    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市利用自身作为“华侨之乡”的优势,可以轻易吸收到海外的资金、技术和信息。过去,不具备这一优势的四川对此只能投以羡慕的目光。但随着回乡创业的民工的增多,四川省将之定位为一种特殊的“外资”,除给予“创业之星”的称号外,还再融资贷款等方面实行一系列优惠措施鼓励这种投资行动。一年一度的“创业之星”表彰大会已经举办了四届,共表彰了500多名创业模范。1999年共有43万“川军”回乡创业,共创出了100万个就业岗位。

    成为政府行为的劳务输出

    看到良好的经济效果,四川省委和省政府开始全力推动劳务输出。2001年3月,省委书记周永康指出:“在现状下,劳动力输出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四川省还召开了大规模的全省劳动力开发工作会议,要求省内各地制定出明确的劳务输出目标。主管此项工作的劳务开发领导小组在开设“中国西部劳务信息”网站的同时,还创办了“乡镇经济和劳务开发”杂志,积极介绍省外各地的招工信息。

    省里还促成20多家海外劳务输出中介公司和有关县市建立了合作关系,并组团赴新疆等劳务需求量大的地区推销自己。2001年7月,省内9市14县的党政领导、劳动开发部门负责人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与48家当地企业举行了劳务提供洽谈会。2001年在新疆打工的“川军”已有60万人,其中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民工企业家不少于100人,资产超过1亿的也有十几人。仪陇县一名民工已经成为一家拥有14亿元资产的大型企业的老板。

    今年春节后的2月17日,成都开往北京的L2次列车上的1200名乘客不是到北京观光的游客,也不是去出差的公司职员和商人,他们都是来自四川省内各地的民工。2008年北京奥运需要新建大量基础设施,劳动力需求旺盛,从民工的需求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出发,政府专为民工开设了这趟专列。

    回想1989年春节期间各大城市火车站里警力严阵以待,将蜂拥而至的“盲流”强制送回的情景,真是恍若隔世。

    中国网2002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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