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大屠杀有价值吗？以我的观点，从大屠杀最初被压制，之后不断被以各种形式纪录，其间长达几十年的过程，我们仅仅是触及了这个问题，而现在，我们依旧在与这个问题纠缠不清……那些不能直面他们过去的人，将以永恒地犯同一错误的方式得到谴责——我们都知道桑塔亚那的这句话……大屠杀的价值在于从无限的苦难中，引领我们走向无限的认知，从而创造了无限的道德依托。”
——伊姆雷·凯尔泰斯，１９９７
■ 使凯尔泰斯获奖的三部曲
死亡集中营被摧毁近六十年之后，大屠杀的幸存者们仍旧在作为人类生命中无法磨灭的、悲惨的那一部分出现。上周四，匈牙利小说家、散文家伊姆雷·凯尔泰斯，一位纳粹和苏联入侵双重灾难的幸存者，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在其它必要的生存技能之外，奥斯维辛毫无疑问培育了忍耐。由于匈牙利政治环境的压制，直到１９７５年凯尔泰斯才得以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说《并非宿命》。而三部曲中的另外两部《惨败》以及《为一个不曾降临的孩子祈祷》，则一直到上世纪９０年代才在欧洲出版并得到广泛赞赏。然而在欧洲之外，人们对他依旧知之甚少。
（《并非宿命》出版的时候，凯尔泰斯说——我感到一阵空虚，而且失去了隐私。）
也许事情原本就该如此。尽管诺贝尔奖是授予个人，然而今年的荣誉，应该被视为对一个集体的成就的表彰。凯尔泰斯是大屠杀幸存者中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１９８６年另一个幸存者艾利·韦瑟尔获得和平奖）。由大屠杀幸存者成长为小说家、传记作家、诗人之人的名单是如此辉煌，如此充盈国际主义色彩：居住在美国以法语写作的维耶塞，以意大利语写作的普瑞莫·利维，出生于乌克兰居住于法国以德语写作的保罗·希兰，曾经与希兰住在同一条街上最后却移居以色列以希伯莱语写作的哈朗·阿泼菲尔德。
凯尔泰斯描述了奥斯维辛的地下世界，一个他逐渐认识并最终赋予他灵感进行艺术创作的世界。和他的许多集中营幸存伙伴一样，从集中营的释放留给他的，绝非自由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正反夹杂的复杂的感情，在复杂的感情中，无所适从。一个十来岁的孤儿，被重新吐回了自由世界。他的过去已经被连根拔除，他的生存只是暂时有所保障。他能期望什么样的未来？当然，绝不会是诺贝尔奖。
作为一个群体，这些人为他们所目击的一切作证，但却是以艺术家的身份。然而这些创作无疑更多来自于提供证词的冲动，而非出于美学的目的。在这里，艺术，应我们必得记取的道德操守而生。
凯尔泰斯的作品是一次对于幸存的本质，对于大屠杀给那些必须强迫自己在一个疯狂而遍地死亡的世界中求生的人所造就的影响的反思。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如果不是令人惊奇的话，凯尔泰斯们的群体中，有如此多的人，尽管各不相干，却在创作着同一个主题，并且在各自的国家以作家和哲学家的双重身分受到尊崇。因为他们在集中营的经历，他们拥有了道德上的权威，拥有了对人类的缺点无可置疑的发言权。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也确实在各自居住国的文学及伦理体系的建设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凯尔泰斯被授予诺贝尔的桂冠，是一次巨大的个人成就，然而他的尊贵还在于另一个理由——他是一个幸存者，他从幸存之后的生活中幸存了下来。
许多从大屠杀中幸存后成为作家的幸存者最终无法幸存，他们选择了自杀。其比率远远高于幸存者总人数中自杀者的比率。除了利维和希兰，杰兹·康辛斯基、皮欧·洛维兹、塔都兹·波洛维斯基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布鲁诺·贝托黑姆也可以加入这个名单，虽然他更多是作为一个心理学家而不是作家出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后，都没有留下任何解释。当艺术和暴行如此接近，如此相近，写作，已经成为毒药。
的确，在大屠杀幸存者的名人当中，凯尔泰斯、韦瑟尔、阿泼菲尔德相当突出，因为他们真正幸存下来了。因为如此，也因为从集中营幸存几近于一种集体的行为，也许凯尔泰斯的诺贝尔奖更应该作为一次集体荣誉得到分享。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更好的方式纪念那些被迫生活在狂暴的记忆之中，而终因忘却不了，再也不能忍受终致无法幸存的人们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
伊姆雷·凯尔泰斯的作品探究了在一个个人对社会权力的附属走到极端的时代，个体生命继续生存和思考的可能性。他在作品中坚忍地重返自己生命中决定性的事件：在奥斯维辛的岁月。在纳粹对匈牙利犹太人进行迫害的狂潮中，少年凯尔泰斯被投入了此集中营。对他而言，奥斯维辛绝非存在于西欧正常历史体系之外的一次异常事件——它是有关现代社会中人类退化的一次最本质的真相。
凯尔泰斯的第一部小说《并非宿命》，描述了少年科夫斯被投入集中营，但是他使自己适应并生存下来。该小说运用了一种疏离的笔调，似乎集中营中的一切都本应如此。日常生活似乎和他人并无分别，当然情形很坏，然而也不是没有快乐的时光。凯斯以一个孩子的眼光看待周围世界，不能完全懂，也没有觉得有多么别扭或者令他不安。他缺乏一个现成答案。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道德愤慨和形而上之抗议的缺席，反而产生了描述上的真实感。读者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同时还有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凯尔泰斯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都被具体的事实问题困扰着，更宏大的问题，在他们并不存在。凯斯的故事传递的信息是：生存即顺应。这也正是任何社会中人类生存的指导原则。
小说作者的想法在此和哲学传统达到了一致，即：日常生存和人类精神永久为敌。在小说《为一个不曾降临的孩子祈祷》中，凯尔泰斯描绘了童年生活的一个负面，正是从此时期，产生了一种矛盾的视集中营为家园的感情。在凯尔泰斯的分析中，爱是顺应的最高境界，顺应即完全屈从于不惜一切生存下去的欲望。对于凯尔泰斯，只有在无法适应生存之际，人类的精神经纬方得以浮现。
在１９９２年小说式日记作品《船舱日记》中，凯尔泰斯展现了他才智殿宇的全貌。他与文化批评的伟大传统展开了不知疲倦的对话：帕斯寇，乔伊斯，斯宾塞，涅泽克，卡夫卡，卡穆斯，贝克特。本质上，凯尔泰斯是一个只有一位成员的少数派。他将自己因血统而被概念化地归于犹太视作来自敌人的某种打击。然而也正是这种粗暴的标签化，成为他最深入认知人类本质及他所生活时代的初衷。
凯尔泰斯在《并非宿命》之后的作品，《惨败》（１９８８）、《为一个不曾降临的孩子祈祷》（１９９０），可以被视作他对《并非宿命》这一决定性作品的评论和补充。在投出第一部作品等待着被出版商拒绝的过程中，年事渐长的作家开始写作一部卡夫卡风格的当代小说，对东欧社会主义的幽闭恐惧症进行描述。后来他得知他的第一部作品最终得以出版，然而此时他只感到空虚——一旦在文学的市场上被展示，他的个性成为人人可触物体，他的秘密成为陈腐之事。
凯尔泰斯的风格正是他拒绝妥协的姿态，让我们想起茂密的山楂树篱，对于毫无戒备的来访者而言密而多刺。但也正是他卸除了他的读者被强加的感情的负担，赋予他们独一无二的思想的自由。
《南方都市报》 2002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