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新闻中心第一场记者招待会10日下午在北京梅地亚新闻中心举行,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分别介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等有关方面的发展情况,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曾培炎首先介绍了13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他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经济总量已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排名也由第10位跃升到第6位;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科技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
李荣融介绍说,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和主导力量。1989年以来的13年,我国工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许多工业品长期短缺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工业经济长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工业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工业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1989年到200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率是12.5%,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14.5%,工业品出口年均增长16.7%;我国每万元生产总值的能耗由1989年的5.52吨标准煤下降到2001年的2.65吨标准煤,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达9亿吨标准煤。我国工业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说,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最艰难、最富有挑战性的一环。13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迈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步伐。国有企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经营状况也得到了明显改善。1989年到2001年,国有企业平均每户实现的税金从100万元提高到782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从每人每年9115元提高到54772元;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由7033亿提高到39588亿元;国有企业户数从10.23万户减少到4.68万户,实现利润从743亿元提高到2389亿元。今年以来,国有企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实现的利润有望超过去年。
他最后说,这次十六大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了全面部署。贯彻十六大精神,我们要进一步推进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继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更好发展,形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环境。
在李荣融介绍情况之后,参加招待会的中外记者踊跃举手提问。曾培炎和李荣融一一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香港有线电视台记者问:这次十六大将会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明年初政府也会进行换届选举。每一届新的政府都会有一个新的目标。中国的经济政策会不会保持连续性,还是会作出较大调整?
曾培炎说,江泽民同志的报告对于本世纪头20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非常明确的目标和任务。报告所提到的大政方针和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大以来的大政方针是一致的,发展思路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是连续的。从大的方面来讲,邓小平同志早就有一句非常形象、也非常明确的话:“我们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拿具体的经济政策来讲,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要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在前进中发生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要保持我国经济既定的发展速度;报告中也提到要进一步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要加快城镇化的步伐,继续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经济的发展要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报告中强调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的趋向,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报告中也提出进一步扩大开放,我们不断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与竞争。这些经济政策与我们从十五大以来所执行的经济政策是一致的。
他又说,当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也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因为国内外的经济形势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矛盾。这就需要我们不断调整和完善经济政策。这方面我们在过去的13年中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比如说,我们遇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也遇到了通货紧缩的情况,我们在不断地调整我们的政策。我们也还在继续完善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央电视台记者问:昨天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等四部委发布了《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这对国有企业的布局会产生什么影响?国有企业的比重多少比较合适?
李荣融说,最近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了三个文件,除昨天发布的《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外,前些日子还出台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9月28号,证监会还发布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这三个文件的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从战略上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同时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且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三个文件是贯彻十六大会议要求的重要文件,对我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将产生重要影响。至于说国有经济比重多少比较好,这不可能有一个很精确的数字。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国有企业的数量还会进一步减少。13年来,国有企业从10万多降到了去年的4.68万(46800)家,到今年7月份为止是4.29万(42900)。我想这个数字还会降。可以肯定地说,经过调整、改革,国有经济的质量必将会继续提高。我认为,关键不在于调整的数量,而在于质量。
《华盛顿邮报》记者问:请问曾主任,江泽民同志在报告当中两次提到要出售土地的使用权,对这一点您能否作更多的解释?这是否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中国这么做是否是让政府有更多的收入?另外,许多私营企业家都有抱怨,因为他们在与外国企业和国有企业竞争的时候,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想问,什么时候中国才能给所有企业都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曾培炎说,关于土地使用权的出售,中国宪法规定土地是国家所有,但使用权可以出售。这不是这一次报告中新提出的,我们执行这个政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各级地方政府在盘活土地的过程中,会有一定的收入,但这些收入也都是为了本地城市建设的需要。
关于发展个体和私营企业的问题,江泽民同志的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提到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且作为我们整个国家所有制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市场准入方面,我们在WTO成员国的谈判中间,对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资产都有明确的承诺和时间表。过去一年来,中国认真地履行了承诺。至于国内的个体、私营企业,这个报告中也有非常明确的论述;在市场准入方面,以及在土地、税收、金融、外贸进出口方面,国内的个体、私营企业将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基本的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他又说,至于个体、私营企业反映不公,其实国有企业也反映不公,因为他们还承担了很多社会的责任,包括学校、医院,还有很多企业承担了多余的工人。我们中石油一年在这方面的负担是70亿元人民币。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两方面做工作,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努力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它用工能够获得自主权,同时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以及支撑体系。我们的人大已经通过了《促进中小企业法》。我们政府正在两边做工作,使他们能够处于公平竞争的位置。
《布隆伯格》记者:我想问的同样是关于竞争的公平环境的问题。私营企业有些抱怨,他们在得到银行贷款方面有些困难,也不容许他们发放债券。我知道,在得到贷款方面已经有一些措施了,债券方面还没有什么措施。国家计委是负责发债的审批工作的,到目前为止,国家计委只是让它的一些朋友企业如国家电力公司、申花企业可以发债。以后是否允许更多的上市公司发债,也包括一些私有企业?
曾培炎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是我要对买债券的人负责,就是说,这些企业必须是有信用,有充分的实力负起将来还债的责任。我们的企业债券大概发了330亿元左右,主要是在国有企业。这些企业都是有效益的,而且在今后的发展上有明确的目标,市场前景是好的。因此我们批准了它们发债。我们赞成进一步扩大企业债券发行的面,这主要是发挥分担银行、国家在资金筹措方面的作用,这样也能够减少一些银行对国家的风险。至于私营企业的债券,如果私营企业的实力到了这一地步,而且它的信用足以使买债的人接受,我想我们能批准。
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江总书记在报告里提到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的定义是什么?全面建设小康是否表示现在我国贫富悬殊问题还比较严重,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曾培炎说,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2000年实现了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解决了2亿多人口的温饱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事。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小康还只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这在报告中也说到了。所谓低水平,是说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人均GDP只有800美元,但是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已经超过2000美元,这中间差距很大。说这个不全面,是因为我们主要解决了温饱问题,解决了生存性的消费,而对于发展性的消费,我们还没有能够完全满足城乡居民的需要。说它不平衡,是因为在2000年,中国东部地区由于改革开放,已经得到了发展,人均GDP已经达到1400美元,而西部地区只有600美元,差距有两倍以上了。报告中提出大致用20年的时间建设一个水平更高、更全面的、发展更平衡的小康社会。所以我们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所谓更高水平,就是到2020年的时候,我国的GDP要比2000年翻两番,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也就达到了当时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所谓更全面,不单单指解决温饱问题,要解决大家发展性的消费,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来满足城乡居民的需要。比如讲,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要更加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要更加完备;我们的环境要不断改善,使人跟环境更加和谐;我们要让老百姓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可以讲,到那个时候,我们将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足、生态良好这样一个文明的发展道路。所谓更加平衡的发展,就是刚才各位记者提到的我们这种贫富的差距,通过20年的努力,我们要逐步扭转这种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到那个时候,城乡之间的差距、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减少;我们城市的人口,也就是城市化的进程——要超过50%。我们那时的社会保障也会更加健全。这次提出来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通过20年的努力,使全国十几亿人民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金融时报》记者问:请问李主任,刚才你谈到中国要使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否意味着它们之间会没有竞争?政府将怎样确保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国有银行是否还要承担不可推卸的支持国有企业这样一种责任?
李荣融说,现在的银行是独立自主的银行,没有义务一定要给国有企业贷款。它同样按照贷款的条件,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地加以审查。实际上在我国许多行业,国有企业跟私有企业的竞争已经是公平的,因为它获得贷款的条件是一样的,竞争的环境也是一样的,在税收上也没有什么优惠。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总书记报告中讲的,要使商品、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动。各类市场主体都能平等地使用这些生产要素。随着改革的深入,这个目标不久将可以达到。国家经贸委从为企业服务的角度来说,现在对国有企业没有特殊服务。我们所有的政策都在我们的网站上公布给所有企业,一视同仁。
《人民日报》记者问:十六大报告提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请曾主任解释一下,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在哪里,有哪些具体内容?
曾培炎说,我想这个“新”是相对于传统的工业化来讲的,首先表现在:这些年我国的信息技术发展很快。发达国家都是在工业化之后推行信息化的。中国是一个后发展的国家,完全可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从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其次,在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在快速发展的阶段,大多数是以消耗能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可以说“先发展、后治理”,代价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特别强调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强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人口之间互相制约的关系。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国1998年到目前为止对环境的投入达4900亿元,相当于1949年建国以后到1997年近50年间对环境投入的1.7倍。再次,在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机械化和自动化,与此同时伴随着出现了一些失业问题。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劳动力成本比较低。我们就是要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处理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处理好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也扩大了就业。十六大报告对新型工业化道路有一段描述,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
俄罗斯《新闻时报》记者: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保护合法的劳动与非劳动收入,请问非劳动收入的定义是什么?在未来的小康社会,非劳动收入的比例会有多少?
曾培炎说,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到,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公平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除了劳动以外,其他的生产要素——资本、技术、管理也可以参与分配。这就是非劳动收入。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请问私营企业中中共党组织的作用是什么?它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企业主与劳动者有矛盾的时候,党支部怎么办?
李荣融说,对私营企业中的党支部,很重要的一点是,它要把自己的党员教育好,同样要努力工作;同时,它还要帮助企业依法经营,还要领导工会组织,维护工人自身的权利。我想,这些方面的工作,任何私营企业主也不会反对。
某外国记者问:关于失业,有没有具体数字向我们提供?
曾培炎说,这个问题是我们当前经济工作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到今年年底,失业率可能要达到4%。为什么这几年失业率会更高呢?这有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的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大量富余人员从企业走向社会。下岗职工大致在2400万到2500万之间。下岗的职工中间,有1700万重新走上了岗位,还有许多人还在再就业中心。与此同时,我国还有大量的新生劳动力从学校中走出来,每年大约有1000万左右;农村还有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这样就给我们整个就业带来很大的压力。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专门召开了会议,把这项工作作为各地方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我们也在采取措施,缓解就业的压力,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一个是要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其次是结构调整,加大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加快中小企业包括个私企业的发展。个私企业、中小企业是这几年吸纳劳动力的主要的方面。与此同时,我们加快了劳动力市场的建设,以及对下岗人员进行培训的工作。我们的社会能保持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进一步地建设。
《华尔街日报》记者问:你们谈到今后20年要进一步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请问今后20年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否还需要一个国家计委?
曾培炎说,国家计委,名字没有改,但其工作内容几乎全部变了。政府正在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职能转换。到2020年的时候,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宏观调控,社会服务,社会管理,加强监督四个方面。
《远东经济评论》记者问:当前中国经济当中是否还有一些部门是不许私有经济部门介入的,比如出版业、金融部门,还有基础设施建设?十六大报告中谈到农民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以换取一定的报酬。这样也有助于使耕地规模更加合理。请问,在农田经营方面多大才算是上了规模?收购土地使用权的人是否必须是来自同一个村或同一个省的农民,还是任何人都可以?
李荣融说,凡是对外资企业开放的领域,对私营企业也都开放。1988年我国的私营企业有9万户,到2001年达到203万户。我预计,今后发展会更快。刚才曾主任也说到了,我们开了经济工作会,会议后我们有五个文件都出来了,鼓励私人创业,同时降低收费。随着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开放的领域会越来越多。
曾培炎补充说,关于私营部门参与金融和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实际上目前在我们的东部地区,有的民间金融机构办得非常不错,这完全是自发办起来的,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民间的资金进去已经不足为奇,有的修路,有的搞一些小型工业设施,这都有。至于城市垃圾、污水处理,目前也有民间资金进去。我想,在市场准入方面,我们对外开放,也要对个体、私营经济开放。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问题,十六大报告阐述了非常明确的办法: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这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比较快。政府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规范管理,这方面的工作正在进行。
中国网 2002/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