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工业生产呈现加速增长态势，固定资产投资和利用外资增速加快，外贸出口增速恢复势头良好，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速加快，金融运行趋于活跃。但毋容讳言，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也存在一些热点问题，需引起决策部门注意。
一、目前的通货紧缩问题。
今年以来，宏观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货币供应量增速也不低，但物价水平却持续低行，出现了所谓“两高一低”的现象。1997年10月以来中国出现了同期比消费物价水平负增长，2000年5月份开始由负转正，但在2001年9月持续了16个月的物价正增长局面被打破，同期比消费物价指数再次负增长，从2001年11月以来到今年8月份，消费物价连续10个月负增长。通货紧缩问题再次成为分析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焦点之一。
我们认为，分析目前物价水平，首先应明确以下问题：
当前的物价指数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实际的物价水平，是否存在对物价水平的低估？从统计技术上说，消费物价指数含盖的一篮子商品和服务的权重应大体反映中国家庭和居民平均的消费支出构成。应该看到，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扩大，和高校后勤工作的社会化改革，居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支出不断增加，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教育的费用也在不断增加之中，这些费用对于普通工薪家庭、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占家庭总支出的份额决不是小数字，如果消费物价指数的一篮子商品中充分考虑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和幼儿园支出的增加，并相应提高高等教育、医疗费用的权重，则物价指数可能不会出现紧缩的情况，当前的统计数字与居民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并不一致。
其次，即使发生温和的通货紧缩（0到－1之间），其中也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导致同质商品价格水平的下降，垄断或寡头垄断市场的打破可以降低市场的销售价格。对于这类物价水平的下跌不必过于担忧。例如，计算机等电子类产品技术进步很快，这类商品的折旧率很高，但电子产品价格总水平的下降并不妨碍整个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通信产业服务价格的下调是由技术进步和开放产业同时带来的，打破市场垄断既给消费者增加了福利，也有利于电信业本身的发展。
通货紧缩还可能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缓慢的原因造成，应防止发生“结构型”的通货紧缩。如果一次性投资产生的供给大于需求，一次性的价格水平下降就可以使供求达到均衡，但是，如果投资者无视利润的下降继续增加投资，物价水平将继续下降，出现通货紧缩，这种情况下，物价持续下降是由供给面而不是需求面造成的，突出表现为许多行业存在过剩生产能力，但即使赚不到钱，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下，许多企业也不愿意从这些行业中退出。靠扩大内需的政策解决不了这类通货紧缩问题，因为扩大的内需可以使坏企业和好企业一样生存下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低利率将刺激更多的新投资，过剩的行业更加过剩。只有加大供给面的改革，对有过剩生产能力的行业应促使亏损企业尽早退出，加快企业破产、兼并和重组。
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
各国普遍采用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状况。联合国有关组织认为：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0.6表示收入差距悬殊；0.6被视为警戒线，收入差距过大将带来社会动荡。
中国并没有基尼系数的官方数字，但一些国际机构和研究者进行了测算。如世界银行测算中国1995年基尼系数为0.41，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90年代初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基尼系数平均值为0.35），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0.45）以及南美国家、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应该看到，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基尼系数呈逐年递增的态势，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左右。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1999至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854元、6280元和6859.6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210.3元、2253.4元和2366.4元。城镇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65倍、2.79倍和2.90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从收入增长幅度看，自1997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滑，由1996年的9％持续下降到2000年的2.1％，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一直保持在7－8％左右。
2.地区收入差距加大。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拉大。以1997至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甘肃、河南进行比较， 199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是上海，为8438.9元，最低的是甘肃，为3592.4元，上海是甘肃的2.35倍，2001年上海人均收入是12883.5元，最低的是河南，为5267.4元，上海是河南的2.45倍。
3．城镇内部收入差距也逐步扩大。当前，在一些地区，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比较突出。如北京市最富裕的20％的人口掌握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口的11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6－7倍，北京市目前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联合有关部门在1999年三季度对全国15万户城镇居民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1999年8月户人均收入为442.64元，按户人均收入由低到高，将全部调查户分成五组，计算各组户人均收入及其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则20％的高收入户占总收入的42.4％，户人均收入达992元；20％的低收入户仅占总收入的6.5％，户人均收入为124元，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户人均收入比为8比1，差距相当大。其中，最贫穷的10％的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2.2％ , 高收入层和贫困层在城镇居民和家庭中逐步形成。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问题
在宏观经济呈现回升迹象，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幅加快的新形势下，扩大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应该淡出。首先，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增加。表面上看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与国际警戒线尚有距离（1999、2000、2001年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14%，2.8%和2.7%）, 还有可增加的空间, 但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推行, 将会严重增加我国未来5到10年的财政负担。事实上，中国政府的财政约束较紧。当前国库券余额已占国内生产总值15%，再加上其他广义的公共部门负债（政策性银行的债券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9%，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券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中国显性的政府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0%。若考虑政府以下的隐性负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最终将有一部分造成损失；政府必须支付的退休金和社会保障基金支出等，则公共部门的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更高。因此，从长期看,仍须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大力增收节支,严格控制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和发债规模,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其次，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随着国债投资的继续增加,各地具有较好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项目已基本落实, 国债投资效益将逐渐下降。不少地方已经出现找不到可申报国债投资项目而不计效益乱申报的情况。
再次，接连四年甚至更久的积极财政政策会形成经济增长对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的过度依赖, 政府配置资源的比例越来越高,将弱化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如果逐渐“淡出”, 将会有利于民间资本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入世之后, 一些原来不允许民间资本涉足的投资领域也要逐渐对国内民间资本和外商开放, 如果政府投资不能适时退出这些有利可途的基础设施领域,会影响民间资本和外资投资的热情。另一方面，政府在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社会福利支出方面的欠帐太多，近年来中国税收收入每年增加较多，2000年增加近2000亿元，2001年增加近3000亿元，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GDP增长速度，2000年增长17％，2001年增长22％，但财政支出中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的支出每年却只有两三百亿元，社会福利支出的潜在缺口太大，政府应从庞杂的公共建设项目中抽身转而把主要精力用于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储蓄存款快速增长的问题
2001年人民币储蓄存款增加9457亿元，今年前8月又增加9598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3345亿元，8月末余额达到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增幅比上年同期高5.7个百分点。全年增加额可能达到或超过1.5万亿，余额接近9万亿。
当前居民储蓄存款的快速增长，主要原因有：首先，随着“银证通”业务的开展，资金在股票交易保证金帐户和活期储蓄存款帐户之间频繁流动，股市行情不佳使大量资金回流到储蓄存款帐户。活期储蓄存款的多功能使其存量增加，这可以反映在储蓄存款的构成上，2001年底活期储蓄占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的比例为30%，而在今年前8月增加的储蓄存款中，活期储蓄占40.9%，比例相当高。储蓄存款的流动性提高，说明居民或投资者存在一定的持币待购或持币待投现象，一旦市场有新的消费热点或获利机会，储蓄存款的一部分就会转化为现实的消费或进行股市、债市投资。其次，中国居民储蓄存款的构成中有一部分是居民预防性的储蓄，随着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制度的改革，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而预期支出将大幅增加，因而大量中低收入者仍然会把银行储蓄存款作为自己资产选择中的首选，不论储蓄存款利率水平多低，都要把结余的收入存入银行，以备未来医疗、子女受教育和养老之需。（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中国网 2002年1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