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宏聪：沈从文的作品本身有很高的价值，他是中国这百年乡土情结最浓的作家，５０年代他因为种种原因突然在文坛上消失，这是不正常的文学现象。所以在８０年代思想解放了，文学也回归到原来的位置了，大家就非常想念这样一位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大师。当然这里面还有国外作家对沈的发掘和推广。我想沈从文热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记者：在现代文学家排名榜上，您给沈从文排第几？

    吴宏聪：前五名之内。鲁迅写文章骂过沈从文，但是当美国的斯诺问鲁迅中国作家谁比较好时，鲁迅第一个提到沈从文，说他的短篇小说写得还可以。沈从文是多产作家，又是文体实验作家，这两样足以让他在文学史上不被遗忘。而且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供奉的是‘人性’。”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以革命为主题的文坛，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他的作品关注的是人性，历史将会重新评价。

    记者：沈先生和丁玲的恩恩怨怨一直是这２０年文坛讨论的一个话题，作为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您眼中的历史真实是什么？

    吴宏聪：１９８１年丁玲给沈先生戴了三顶“帽子＂，我们都不好问沈先生，怕惹他生气。后来才知道他给徐迟写了一封长信，信里说现在有个大作家骂我，我想我有两个地方做得不好，一是把她留在台湾的那个人写了出来，二是嫌我举她举得不够高。这封信直到沈先生去世后才拿出来发表，因为沈先生无权无势，而丁玲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现在看来，沈先生１９３４年写的《记丁玲》对丁的评价是很高的，沈先生有恩于丁玲，丁却在四十七年后突然从后面插上一刀。

    记者：１９４８年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直接导致了沈先生离开文坛。据说当时郭对沈的文学也十分地不以为然。这几年郭沫若在文学史的排名一路下降，沈从文却一路攀升，这里面的恩怨让人回味。

    吴宏聪：郭沫若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现在文物界对沈从文的成果也给予了大师级的评价。１９６４年沈先生完成周总理亲自过问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周总理让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写序，郭５００多字的序里无一字提及沈从文及沈的书，郭沫若还是不能容忍沈从文。

    《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