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通信，田涛才知道沈从文并不在天津，他在北平和杨振声、朱自清先生同室编写教科书，工作之余，为《大公报》编稿，编辑部就设在他的办公室，地点是北平西城西斜街。田涛常去拜望沈先生并送稿，几经接触，他深感沈先生特别关爱文学青年。他每次去西斜街，沈先生都十分高兴，总是面带和善的微笑招待他。沈先生告诉田涛，写作一定要多改几遍，直至自己满意为止。先生对自己编发的稿子，从内容到艺术要求很严，常是亲自动笔改得密密麻麻，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作品发表后，连同改过的原稿一并退还作者，要作者自己去体悟何以如此修改。青年作者们都诚谢他的亲慈善意。

    1936年仲夏，田涛忽然接到一张凌淑华先生的请帖，邀请他去北海公园喝茶。那天，是在茶社喝茶吃小窝头。赴邀的青年作者有王西彦、严文井、寒谷、刘祖春、黄照，还有沈从文。喝茶中，田涛才知道，原来是他的一篇小说由沈从文推荐给凌淑华，在她主编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并当面付给了稿费。这是凌淑华感谢支持她的刊物的作家约稿集会。

    在沈先生无私地扶持下，田涛的创作有了很大的进步。他的一篇近万字的小说《骡车上》，发表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大型《文学季刊》上；他的著名短篇小说《荒》、《离》、《谷》连续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文学》月刊上。全国一些有名的报刊都向他约稿，他已是当时北方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之一。

    沈先生特别爱水，说水最纯洁，柔中有刚；水能穿石，无坚不摧。田涛自认为先生这种坚忍不拔的性格，垂范自己的一生。田涛加入“北方左联”后，常约一些作家朋友集会，讨论时事和创作问题，沈从文有时也去参加，他总是静静地坐在一旁，笑望着大家。

    1937年，抗战爆发，田涛与沈从文先后逃离北平，一个在中原抗日前线；一个辗转去西南联大教书，两人一晃十多年未能见面。直至解放后的1950年冬，田涛在武汉中南文联担任编辑出版部副部长，并兼任《长江文艺》常务副主编。一天，他听说一批知识分子去四川参加土改，途经武汉等船，其中不少是大学教授，老作家沈从文也来了。田涛高兴万分，他立马跑到招待所去看望。房间的人告知他，沈先生出去了。当他返回文联时，沈先生坐在传达室正等候他。他仔细端详，先生还是十几年前的老样子，只是鬓发点染出银丝。他们紧紧地握手。先生依然像在北平见面时那样慈祥地微笑。他第一句话就问：你编的刊物呢？田涛心里一阵滚烫。他已耳闻，先生操了大半生的笔已经被剥夺了，他的全部作品在国内被封闭；台湾也禁印他的作品。他成了海峡两岸共有的“反动派”。文学已人为地远离他；可目下，他最关心的仍然是文学。他是一位作家啊！

    田涛领着先生来到自己的宿舍，取了几期新出版的《长江文艺》送给他，他翻了一遍，说要带着路上看。两人谈了一会儿熟人的情况，先生就急着要田涛领他去看凤凰县的老乡刘祖春。刘时任中南局宣传部长。他们一起在祖春家吃午饭，饭后相谈中，先生一句也没谈自己的困难处境，当时，祖春他俩是有能力帮助他的，可他什么也不需要，再一次显现了他的坚韧性格。下午，田涛送先生到江边上船，一直目视江轮消逝在江水连天处……

    大约年余，一个北京来客不无嘲讽地问田涛：你和沈从文不是好朋友吗？我到故宫博物院去参观文物，一个老讲解员讲得真好。后来一问，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沈从文。田涛听罢，心一动，一位大学教授，教书写作才是他的用武之地，怎么当起了文物解说员？写信一问，才知他已经改行研究文物了。他真替先生惋惜！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每去北京开会，都到东堂子胡同去看望先生。先生住着约十几平方米的两间平房小屋，两把椅子，一张写字台，靠北墙放一张单人床，书架和地下堆满了书。他还像往常那样微笑着接待客人，轻搬椅子让座，小声说话。这让田涛想起20世纪30年代西斜街的情景。先生也是轻搬椅子让座，小声说话，声音只能盖过翻纸页的响动。他微笑着说：我们就是这样呆板板的。就是在这间小屋里，先生“呆板板”地创造出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获得周总理的好评；并作为国际交往的礼品，为国家赢得了声誉。

    1982年，田涛患胃癌术后疗养期间，思念师友，很想读先生的小说（自己的藏书在地震中毁掉了），于是，写了封信给先生。过不多久，先生就寄来新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并写信谈了他近期总有一种“解放感”的愉悦心情。 （张 峻）

    《河北日报》2002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