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出书数量、译作情况
张之佩

    沈从文先生于1924年12月22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他的第一篇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起,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了生活,为了理想勤奋写作,创作了大量不同体裁的作品,成为当时少数职业作家之一。

    由于历史的原因,从1949年起中止了文学创作,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从讲解员到研究员,三十八年间在物质文化史领域撰写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10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据统计,到2002年,《沈从文著作中文总书目》共列入了163本书。

    沈从文文学创作和出版的高峰期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据从文先生1930年3月写的《略传(从文自序)》:“六年创作生活把创作集印成为单行本小册子约有四十种。”而这里仅统计到1929年前出版的16个集子,和他当年的记录相差甚远。据史料记载,有多部书稿已交给出版部门,因各种原因并未出版,但也不排除有些确曾出版的书至今尚未被学界发现。30年代的单行本或结集出版的书,这里统计到39种,40年代为13种。同样原因,和作者实际交给出版部门的书稿数目,有一定差额。

    50~70年代是从文先生创作的低谷期,也是国家的非常时期。他在1953年接到开明书店通知:解放前的作品因内容过时不再出版,所有纸型均为焚毁。另外从香港传媒得知,台湾也禁止印行他的作品。这30年仅出版过《龙凤艺术》、《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等4本书。

    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先是国外的“沈从文热”,接着在国内沈从文著作也逐渐受人重视。出版界纷纷重新编选他的文学旧作出版,以满足各方面读者的需要,沈从文著作的出版又一次进入高峰期。80年代和90年代各有29种新书出版。如果不考虑是否含有首次发表的遗作,实际的出版物总数将大大高于以上统计数。

    沈从文后半生的著作,在第二个出版数量的高峰期内,仅占较小比重。1981年9月,历经17年磨难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是他转业后最重要的专著。该书的增订本又经过11年,到90年代才得以出版。除此以外,沈从文在物质文化史领域的著作,只有1986年的新编《龙凤艺术》和1994年出版的《花花朵朵 瓶瓶罐罐》两种论文集。

    为纪念沈从文先生100周年诞辰,即将出版的32卷《沈从文全集》收文稿1000余万字,配插图1710幅,其中包含作者不同时期的生活照、手迹和亲自画的速写等珍贵史料近200幅;文稿中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及书信等共440万字,占全集总文字篇幅的44%,其中包含物质文化史方面的大量遗作,约占新编入总数的23.5%。可以说《沈从文全集》的出版,将使沈从文著作的出版又一次进入高峰期。

    据目前的统计,沈从文著作已被译成13种文字,在15个国家及地区发表或出版。以沈从文为惟一原作作者的外文译著有26部,另有121篇著作被译成外文后编入合集出版,或在期刊、杂志上发表,累计达298次。

    从1926年至2002年,世界各国100多位译者先后进行了沈从文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其中包括许多优秀的汉学专家。

    沈从文先生著作的第一篇外文译作是《母亲》,这是一个独幕短剧,于1926年3月31日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仅仅四天后被日本极东新信社用日文发表。

    据统计,从文先生20年代、30年代著作的外文译作居多,20年代有39个,30年代有42个,按译作发表、出版的次数统计,20年代著作的外文译作被发表、出版占总数的33%,30年代著作的外文译作被发表、出版占总数的53%。

    从统计结果看,被国外译者翻译最多的十部作品均属从文早期代表作,创作年代高度集中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30年代著作占七个,20年代著作占三个,其中《边城》被11个国家用9种外文出版,译作发表次数达21次;《丈夫》被七个国家用六种外文出版,译作发表次数达19次(以上著作的中文除外)。

    通过以上简要介绍,展示了沈从文著作出版的三个高峰期,将有助于学者和读者较全面了解作者毕生在文学和物质文化史两个领域、两种事业上的成就。

    (本文作者:沈从文先生的儿媳妇、原北京轻工业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

    《北京青年报》 2002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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